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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兴散人
地处苏州城西南太湖边的洞庭东山和太湖中的洞庭西山（现称金庭），古名莫厘山和林屋山。洞庭兩山偏於太湖一隅，歷史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吴语今说宋代前尚屬荒蠻之地，人口稀少，文化落後，科舉從仕者為零，因而世人知之甚少。以致不少古代小说札记上，把江浙的洞庭山误说成湖南的洞庭湖（道教文献中，“洞庭”一词也经常杂糅，难分东西）。北宋“靖康之難”後，宋王朝被迫南遷，大批中原世族隨之南渡，途經太湖時，见洞庭两山地处湖中，战火难以涉及，风光秀丽，不少官员和中上层将领就把家眷安置于两山，然後去臨安從政；也有不願為官者，便直接隐居洞庭山，以耕读或经商终其一生。
苏州洞庭西山林屋村 洞庭两山历史虽早，人文兴盛却是在明中期，并与洞庭商帮有关。初居洞庭两山的北方移民生活举步维艰，以种田、栽果、育桑为生（故苏州人士民间往往传闻，东、西山居民来自北方，非本土血统）。元末明初，洞庭山人迫於生活壓力開始“出山”經商，至明朝嘉靖、萬歷年間，他們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以及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在中国闯出一方天地，成为一个实力雄厚、业绩非凡的商帮，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吴语今说在古代“十大商帮”中，大多是以一个省（山西晋商）或一个府（徽州徽商），最少是以一个县（衢州龙游商帮）为区域范围，而“洞庭商帮”則來自太湖中的兩個小島，且與實力雄厚的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商幫大佬相抗衡。
苏州太湖东西山示意图 ▶商帮崛起
明代中期洞庭商幫的形成與發展，既有自然環境、地域因素及資源優勢，又有政治、人文等諸多因素，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吴语今说从元末明初洞庭山人开始外出单打独斗地经商，至明嘉靖、萬歷年間形成有組織的能在中國商海占一席之地的洞庭商幫，经历了 200 多年时间，他们不断总结经验，經過大浪淘沙、優勝劣汰的時代篩選，形成一個在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商人集團。
苏州太湖西山的“墙门人家”
文伯仁《西洞庭山》 洞庭商幫的形成與兩山的地域環境與物產有關。太湖之山發自浙江天目山脈，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洞庭两山坐落太湖中，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明朝杨循吉的《重建渡水桥记》说“东洞庭坐落太湖中，厥惟吴邑之重镇。吴语今说民居鳞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俭为事”。这样的聚落形态，自然深刻地影响到洞庭山人的生产，其农业生产的活动，必须集约耕作，即要在較為狹小的土地之內，生產出價值較高的物品，趨向園藝耕作發展。
明代张宏《西山爽气图》 洞庭兩山的物產，在明代就極為有名，屢見古文。洞庭紅橘是兩山有名的特產之一，古稱木奴，意即似奴隸一樣無私奉獻。洞庭红橘在唐代就作为贡品而远运长安，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就多次亲临洞庭山督拣贡橘，留下“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之句（他还有诗赞叹太湖石）。吴语今说清翁澍《具區志》載“湖中之山......以蠶桑為務，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蠶桑則是農家的手工藝品，兩者均需輸出，給洞庭山人的商業活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清《具区志》，“具区”即太湖的古称 此外，洞庭商帮的形成还有两山人多地少及周边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吴语今说洞庭山人多地少，兩山過去陸地面積僅13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萬。稠密的人口，較少的土地，加上明初江南繁重的赋税，迫使洞庭山人不得不另谋生路，远赴直隶、湖广（洞庭东山商人往往沿大运河北上，去往山东、直隶地界。而洞庭西山商人往往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往湖南、湖北区域）。“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
据现居湖南的洞庭商帮后裔研究，苏州洞庭商帮历来近十万人次来湘。至今湖南仍有数万洞庭商人后裔。 如果说洞庭商帮的诞生与地域、物产、赋税相关，那麼其發展則與科舉及名宦有關，明清時期洞庭兩山50 多個有影響的經商家族，均為賈儒相間、經商與仕進迭相為用的家族。明代正统四年（1439），东山金塔村状元及第的施槃，少年时随父在淮阴商贾，考中状元为官后，其嗣子施凤重返淮阴，成为当地有名的经商一族。正德初年，陸巷人王鏊進入內閣，貴為閣臣，掌朝政，當時其長子王延喆返回吳中經商。吴语今说至清末，洞庭王氏（明朝出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王鳌）在蘇州城築有學士街、怡老園、天官坊、厚德堂、王鏊祠等眾多第宅園林，成為蘇城名門。
苏州太湖东山的洞庭商帮陈列馆 ▶经商之道
洞庭山人經商的歷史悠久，據說可追溯到古代商聖陶朱公範蠡。春秋末期越滅吳後，範蠡棄高官厚祿，攜西施泛五湖（太湖別名），以經商謀生，成為巨賈，其審時度勢的經商之道，在太湖一带及洞庭山留下深远影响，被尊为山人经商之鼻祖，洞庭山人为之立庙祭祀。吴语今说但範蠡的商道畢竟較為遙遠及語焉不詳，洞庭山人經商有方志或家譜明確記載的人物，西洞庭始于北宋（所以可以说，洞庭西山是洞庭商帮的发源地）。北宋元丰年间，西山慈里夏元富，16 岁即外出经商，38 岁时已成巨富，遂回乡筑豪宅多处。东洞庭源于南宋末年，翁巷六世廷用公“屢困童子試，遂棄儒遊湘楚間，業用日裕，值歲歉，嘗捐粟以賑。”
《太湖备考》之太湖地图 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中，洞庭商帮至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晚於山西的晉商、安徽的徽商、廣東的潮商、福建的鹽商。洞庭商幫的精明之處，在於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另辟商道。吴语今说他們沒有與晉商、徽商、潮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稳中求胜，利用苏松地区（今苏州、上海）得天獨厚的條件販運棉布、絲綢和糧食，他們又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因而被江湖上誉为“钻天洞庭”。
苏州洞庭商帮卓尔不群，跻身晚近中国十大商帮之列
籍贯长沙湘潭的清朝御史、吏部主事叶德辉，晚晴最有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原籍江苏吴县洞庭西山 明清时期，洞庭商帮主要從事轉輸貿易活動，輾轉各地，從中謀取利潤。其活動範圍主要依靠與太湖相通的水道延伸擴展，他们的商贾一路沿长江而上，至江西、湖南、湖北兼及川蜀之地（各重要城市建立会馆，在当地形成不少移民岛，比如湘潭、武汉等城市）。另一商路經運河北上，前往淮揚、齊魯一帶。洞庭商人經營靈活，既負販四方，又在各地設肆經營，行商、坐賈兼之。吴语今说贩运的货物品种有棉花、棉纱、粮食、丝绸、木材、蓝靛、药材、南北特产以至书籍，无物不营，无所不包。經營的貨物，則常隨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以輕重而取棄之”，因時而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明朝的苏州洞庭商帮与湖广行省的大移民运动 他們的經商之道包括觀念、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其經商觀念有禮貌待客、顧客至上、隨機應變等。明代陆巷的王璋，永乐年间经商亳州，身无择行，口无二价，人称“板王”，即遵守信誉的商人。吴语今说清初橘社人金汝鼎，幼喪父母，因家貧，弱冠棄儒經商，助舅席氏理財。汝鼎善于经营，能随机应变，均可获利。他经商又以诚信为本，为舅家掌管商肆30年，不因席舅信任而多取一分錢，被譽為古代誠信經商的典範。
洞庭商帮人物塑像（来自苏州太湖东山洞庭商帮陈列馆） 洞庭商幫的經商手段為預測行情，注重市場資訊；因時而變，經營不同商品；薄利多銷，加速資金周轉等。明代有“翁百万”之称的东山首富翁笾，是预测行情、因时而变的高手。翁籩之子啟明和啟陽，更是擅長預測市場行情，注意商品資訊的變化而決定經營方略，讓手下人實施其經營意圖，屢收奇效，往往获利高达十倍。吴语今说康熙年间，西洞庭商人徐三涵（出生于洞庭西山南徐，明朝吏部侍郎徐缙故乡）“得微息辄出，速转运无留货，以是获利恒倍”。他們就是採用薄利多銷的辦法，以商品全部出手獲利為目的。 洞庭商幫的經營方式有獨資、領本與合資經營三種。獨資經營，即依靠祖業或前世遺資開展經商活動，其特點全靠自有資金，自负无限责任。如东洞庭的王氏、叶氏、金氏、周氏、刘氏与西洞庭的秦氏、黄氏、陆氏、沈氏、夏氏等均采用这种经营模式。領本經營，為採用一種與借貸有關的方式開展經營活動。吴语今说如清初东洞庭大商人席本桢，不但自已广泛开展商业活动，而且将大量资本借贷给他人运营，以“恒例三七分認，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賺折同規”或“得息則均折”。 ▶移民湖南 自明清至民国，洞庭西山商人在各地设置“金庭会馆”，成为同乡聚会商谈商机同舟共济的平台。长沙的金庭会馆（后改江苏会馆）建于明万历年间。1912年，韩先觉毅然撤会馆宗祧牌位而创建私立金庭简易小学。此为拂逆之举，“肇事者”且为女流之辈，更是天打雷劈的罪孽，众人哗然。韩先觉力排众议，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办学。在首任校长岗位上，她一干便是19年。该校1951年由湘潭市人民政府接管，1981年确定为湘潭市重点小学，现为湘潭市规模最大的完全小学。 明清两代，湘潭商务繁复，外地商家为协调市场和行业之间的关系，分籍贯或行业结成商帮。清初至中叶，湘潭形成了苏、南、建、西、县、北、本帮七大商帮。各商帮均建有自己的集会场所，称会馆或宾馆。至光绪年间，会馆大盛，洞庭商帮建有四馆，分别是金庭别业（属洞庭商帮西山商人）、雨花别业（属洞庭商帮东山商人，东山有“雨花胜境”）、金庭会馆（属洞庭商帮西山商人）、江南宾馆（属洞庭商帮东山商人）。金庭会馆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在金庭会馆东墙外的八个门面，仍存留了当年湘潭首富、盐商萧怡丰的故宅。
洞庭商帮还对湖南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马头墙——而马头墙几乎是江浙建筑和徽州建筑独有的。 在湘潭市仓门前附近，有梧桐街、箓竹街，这些是湘潭众多会馆的集中地。比如说，有琴川会馆、六一庵等等，而最著名的是金庭会馆，亦即苏州商人的会馆。会馆门联为“吴山毓秀，楚水钟灵”。民国元年，金庭会馆原址上建了一所小学，叫做金庭简易小学堂，就是现在金庭小学的前身，到今天为止，金庭小学这个学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湘潭由会馆所办的学校中少数的历史悠久、保存完整的一所小学。
长沙市的朝阳巷位于金庭里 仓门前处于江苏会馆所在地，江苏商人在湘潭主要经营裘皮、呢绒、绸缎、绫罗之类。丝在当时有湖丝、厂丝、北丝，这些丝在江浙一带收来之后，到湘潭加工装入木箱，也就是《西学东渐记》里所说到的丝、茶。然后沿湘江南下，翻过南风岭到珠江的北江，到广州出口。所以丝的出口基地就在湘潭，竹枝词里说到的“上湘广货下湘盐”中，广货就是广东的，广东的货物和江浙的货物在湘潭交换。此外，仓门前绸布业的销售包括湖北、湖南、江西、贵州一带。可以这么讲，湘潭布市的根就是清朝时期江苏商人所发源的绸布业。 绸布业中的大商家，以柴氏家族为主体，而柴氏家族的经营根据地就在仓门前。现在仓门前口子上还有一幢房子，上面的招牌叫做九如斋，东侧石库门就是柴氏家族的裕大绸布庄的所在地。这栋房子虽然经过了大轰炸，但是基本上仍保持了它的外壳。
湖南长沙的金庭会馆（苏州会馆），位于长沙市福胜街 据《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载： 西山沈氏—明初时沈季文就往来于淮楚间。稍后有沈恺，“壮游荆襄。”其后沈冕，长期经商于荆襄间。沈宾经商于湖湘，沈宾之子沈棠年少就经商于淮海、荆州等地。沈九华客居楚地，开店设肆。清代康熙年沈氏后人沈升，因家贫欠债，经营荆湖之地10余年。沈启芳也逐利该地，家日隆起。 西山秦氏—明朝时秦隆就“壮游名区，达荆楚。”秦仁因家贫，放弃学业而转营商业他东至齐鲁未获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萃集的沅湘之地，为人从事贩运贸易前后达20年。西山郑氏—郑宜诚在潇湘云梦间贩运，郑以杰在同一地经商，数年间拥资百万。郊禄溪从外舅服贾于楚。郑泰，世代业贾，长而干练，贩木于吴楚之间。 西山邓氏—从明末至清，有不少人在长江干线经商。邓文经营楚汉间40余年、邓秉臣随父商于楚，“自少至壮，往来于三湘七泽间”。邓学敏.吴头楚尾，贾舶往来.长沙及其世业地。”邓士瀛同父辈数人一起经营楚南。邓玉相，依靠先人经营遗资，遍及三湘七泽间。邓大木，承其先祖遗业，在汨罗江畔经理农田数百亩。 西山徐氏—西山徐氏商人兴起于清初。徐四宣家贫。“问生于外，自是历皖豫，溯荆襄，往来数年而资有所积”，徐学贡，“三湘七泽间.足迹几遍”徐三函家贫，无以逢给，营运于楚，家境逐渐饶裕。徐四绥弃儒服贾，“谋生产来往楚中者二十年，而家得稍裕”。 西山孙氏—明后期即有不少人贸迁于荆襄如孙炳贩米湖广，孙大璇兄弟三人经商湖广四川，孙经设业楚南，服贾达40年，孙锟服贾楚南、经营数载。
湖南湘潭最有名的学校——金庭学校就是由苏州吴县西山人建立，原本为金庭会馆。
光看字可能以为是苏州市金庭镇（洞庭西山），实际上是湖南湘潭市金庭 此外.西山杨宇、秦元悌、凤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荆襄等。为了利用乡帮的力量展开商业的竞争，西山商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而经商于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宁乡5处的西山商人也在汉口建立了金庭会馆。
苏州洞庭商帮在湖南的影响十分深远，湘潭市就有“山水金庭”小区，怀念着洞庭商帮祖辈 明清时期，洞庭商帮大量移民湖南，《林屋民风》说，在长沙停泊做生意的船，十有八九都是洞庭商人。洞庭商人在汉口，长沙，岳阳，常德，宁乡，益阳，湘潭建立了会馆，携家带口、呼朋唤友长期定居于此。
事实上，除了近代商业上带来的交流，吴语和湘语的历史联系，要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久。 清康熙年间，旅居湖南长沙、湘潭等地的西山同乡成立了洞庭西山旅湘同乡会。同乡会在长沙、益阳、常德、湘潭、宁乡五埠均设立金庭会馆，作为当地西山同乡固定的活动场所，会馆所有房屋地产等均属同乡会公产。清雍正元年（1723），同乡会在汉口公店街创办金庭公店，供汉口及五地西山同乡共同活动之用。凡西山同乡过往，公店均提供一宿两餐的义务招待，遇有困难同乡，还补助旅费及食宿费。公店经费主要来自同乡会会员费、公产租金及同乡捐款。太平天国运动时由于汉口战乱，金庭公店财产被某教会侵占，经西山人葛二如出面，几度诉诸公堂，将其准备为儿子成家的钱也用完，仍无结果，最后葛二如为唤回公正而投江自尽，终于使同乡会收回了被侵占的财产，重新建立了金庭公店。为此，同乡会为葛二如父子在公店内设长生牌位，春秋两季祭祀，以报义魂。
长沙市福胜街的金庭会馆（苏州会馆），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已有300多年历史，是长沙最后一座保存完好的会馆 民国21年（1932），旅湘同乡会下属缥缈社在金庭公店创办《缥缈》旬刊，以联络同乡感情，介绍故乡情况，广传故乡新闻。该报发行量在汉口、长沙、益阳、常德、湘潭、宁乡共3000份，在上海、苏州、湖州、无锡及西山共3000份，年价包括邮费在内为1元大洋。民国22年（1933）4月，该旬刊出至第十七期后，与苏州《小苏报》合刊，改作三日刊（一面为《小苏报》，一面为《缥缈》），版面大小及价格未变，目的能使同乡“同时可以看到苏州的新闻和苏州大文豪的作品”。当时金庭公店设总经理、副经理（月薪为大洋四十六元七角和四十元），遇有重要事务，均须向湘常宁益长五埠金庭会馆报告请求。公店每月固定支出在大洋二百元左右。旅湘同乡会遇有重大事务，则多在汉口金庭公店召开各埠同乡代表联席会议，共同商议以作决定。民国21年，蔡瀛洲任旅湘同乡会金庭公店总经理，当时公店常年收入仅大洋五千元左右，因受各种摊派，入不敷出，亏空债务已达三千余元，过往同乡原有一宿两餐的义务招待也被迫取消。抗战后受战乱影响，“走湖广”的西山同乡会活动一度中止，抗战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与战前已不能相比，到解放前夕，洞庭西山旅湘同乡会已自行解散，不再有重大活动了。 ▶成功转型
鴉片戰爭後，上海被辟為開放商埠，外國勢力隨之蜂擁而入，上海一躍成為商業大都市。洞庭商人得风气之先，纷纷转向上海活动。吴语今说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在上海開闢了買辦業及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轉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明代包山陆治《踏雪》（全网独家高清）
民国时期上海的仁泰钱庄（全网独家高清） 洞庭商人在上海最出名的是金融業，而席氏家族對近代洞庭商幫在上海的成功轉型及洞庭山幫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其家族也被稱為“席氏買辦世家”。席氏在上海的崛起带有传奇色彩。咸丰二年（1852），19岁的席正甫因太平天国战事，偕兄缙云、弟缙华三人避乱于上海。吴语今说他先入錢莊當學徒，同時學講英文，逐步升為錢莊當手（經理）。當時掌握上海金融生殺大權的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為浙江紹興人黃槐山。黄出身钱庄，虽对钱庄行情“深悉底细”，但他不懂外语，办事困难。席在沙遜洋行任買辦的娘舅沈二園，遂介紹懂外語的外甥席正甫進了“匯豐”任跑樓。
位于上海东平路1号的席家花园。席家是苏州洞庭商帮东山商人世家 清末李鴻章奏准慈禧同意後，派遣孫竹堂到上海向匯豐銀行洽辦政治貸款。“匯豐”大班麥克利要買辦王槐山負責洽談。王槐山恐日后朝廷赖账，将来无法收回，急得生了重病，被送回浙江余姚老家养病，三年后中风去世。吴语今说席正甫任匯豐銀行買辦後，很快代表“匯豐”與清廷簽訂了借銀500萬兩的貸款。后来汇丰银行买办一职为席家世袭，席正甫祖孙三代任“汇丰”买办达53年之久。席正甫坐稳汇丰银行买办第一把交椅后，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影響，把自己的兄弟及族親介紹進上海的各大外商銀行任要職。
武汉市的金昌商业城，就是在金庭会馆（金庭公所）原址修建，位于金庭巷 據統計，從清同治三年（1874）席正甫擔任上海匯豐銀行買辦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前后60多年的时间里，席正甫祖孙三代（包括女婿在内）共有23人，擔任過6家英商銀行、2家美商銀行、2家日商銀行和帝俄、法商、意商等 13 家外商銀行和 2 家洋行的買辦。吴语今说“徽商狠，粤商凶，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說的就是洞庭商人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與影響。
东山商人席氏家族：前排右三起为席与明、席与萱、席与景、席与时、席与昭 在席氏家族幾乎壟斷上海外資銀行買辦一職的同時，洞庭山嚴氏、葉氏、萬氏、王氏家族也紛紛來到上海，在沪另辟蹊径，成功转向钱庄和银行业。吴语今说據《洞庭山錢莊史料》載，1884—1910年间，洞庭商人在上海、蘇州等大中城市開辦錢莊 120 家，其中上海開設 85 家。
上海钢板厂便是由苏州洞庭商帮筹建的（全网独家高清） 近代上海，除了洋行買辦和銀行、錢莊等金融業，洞庭商人在經營布業、絲綢以及煙糖雜貨等行業領域也業績斐然，较为典型的有万氏、朱氏、金氏等。叶巷万梅峰，虽祖上世代经商，然至其父亲一代家已败落，家素清贫，无力读书，少年时即随同乡赴沪，在一家洋货号当伙计。吴语今说咸豐年間，他自作主張代商號收進許多價格不菲的白呢。同行中均認為是冷門貨，無人需要，為此他險些被洋號辭退。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豐帝病死熱河，全國舉喪，官員們需用白呢做禮服，一時白呢價格暴漲，洋號遂以重金獎賞，萬梅峰“頓成巨富”。
老上海银号（钱庄），往往是由苏州洞庭山人管持的（全网独家高清） ▶余论 因時而變，與時俱進，與歷史同步，隨時代的進步而前進，是洞庭商幫對今天的重要啟示。如今的江苏，现代化进程加快，交通条件、流通领域、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吴语今说在這樣的新時代，洞庭商幫的精神遺產應該繼續傳承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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