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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春王正月”是孔子《春秋》开篇首句。与其说这是一句话，不如说是一个表时间的短语，因为它缺少谓语，而谓语是句子的主干，缺少了主干的句子是不成为句子的。康有为就曾考证，“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是经过孔子“笔削”的，在笔削之前的原文应该是“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比较原文《春秋》与笔削后的《春秋》： 原文：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笔削后：元年春王正月。 我们看到，经过孔子笔削的《春秋》与原始《春秋》首句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主要在于： 一、一年改成了“元年”； 二、一月改成了“王正月”； 三、删掉了“公即位”。 孔子为什么要对《春秋》进行如此大幅度的“笔削”，其用意究竟如何？我们慢慢分析。 元年与一年都是首年之意。谁的一年？鲁隐公的一年，从历史坐标上来说，即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在这年的正月即位成了鲁国第十四代国君，亦即春秋首任鲁国国君。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把（鲁隐公）一年改称元年？ 元字，从一从兀，兀像人形，上面的短横指头的部位，故元的本意即人头。从人头本意可引申为很多意思：第一、天、君、开端、根源、元气，等等。 而何休在《公羊解诂》中更是指出：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春秋》是把鲁隐公当作王者看待的，不但鲁隐公是王，之后的十一位鲁国君主都是王，也就是公羊学家常说的“春秋王鲁”，此处的“王”字要读成去声，意思是“以鲁为王”。举一个例子更能证明这一点，春秋十二任鲁国君主死了都叫“薨”，而别国君主死了一律称“卒”，哪怕齐桓公与晋文公死了也是“卒”，明显比鲁国低一等。也就是说，鲁隐公即位之年不叫一年而叫“元年”，用意即是“春秋王鲁”，体现了孔子要把鲁国改造成王道仁政试验田的伟大理想。 春，好理解，一年之首个季节，即“岁之始也”。 “一月”为什么改成“王正月”？此处的“王”指谁？上面说了“春秋王鲁”，那么这个“王”是不是指鲁隐公或者鲁国别的什么君主？或者是指当时的周天子周王？答案是：都不是。 众所周知，周平王迁都洛邑后，西周就成了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在这期间，周天子早已失去天下共主地位，五霸、七雄相继坐大，最后周朝更是被秦国所灭而以秦朝代之。春秋时期的周王卑贱到不用说号令天下，就连被诸侯国君偶尔“接见”一下都成了难得的奢侈。所以，“王正月”中的“王”显而易见肯定不是指当时的周天子。不指周天子，那就更不能是鲁君了，否则岂不成了僭越？ 公羊认为“王正月”中的“王”是指周文王。我们知道，周文王父子三圣，即周文王昌、周武王发和周公旦。严格意义上说，周文王并不是王，因为他在世时，天下的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商纣王帝辛，哪怕“三分天下有其二”，姬昌还是要尊帝辛为王。直到文王去世，其子武王发大会诸侯共讨商纣，以周代商，周家才真正当上了王。但不管怎么说，周朝的一切礼仪制度都是周文王和周公旦定下的，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从这点上说，称周文王是周朝的开国君主乃至历朝天子的典范都不过分。 问题是，周文王以及西周时期早已不在，此处为什么还要把周文王搬出来呢？ 何休的解释很精确，他说： 周文王创立的小康社会早已成为后世模范，周文王制订的律法礼仪早已成为后世准则，虽然他人已不在了，然而他的政治遗产是如此强大，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效仿着他，亦即“法其生不法其死”。 正月，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农历一月，起初是写作“政月”的。什么叫政月？国君在开春第一个月即位昭告天下：我受命于天，天命归我，我现在就要代天来布政。故而这个月就成了政月——发布政令之月。董仲舒在其《三代改制质文》中指出： 意思是：新王接受了天命而称王，制定正月来顺应天意的变化，制作科条来事奉天地，所以叫做王的正月。 后世避秦始皇讳，渐渐把“政月”变成了“正月”，一直沿用至今。夏商周三代正月是不一样的，夏朝正月是农历一月，也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的正月；商朝正月是农历十二月；周朝正月是农历十一月。按礼制，不管朝代怎么变，正月只能在这三个月中选，秦始皇政硬要把农历十月规定为正月，所以他这个朝代就是非法的，违反天意的，与天斗与人斗的非法朝代难道会不短命吗？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孔子为什么把“公即位”三字给删了？ 先看公羊的解释： 为什么不说“公即位”？是为了成全鲁隐公的意愿。鲁隐公有什么意愿？他是想把国家治理好后将君位还给鲁桓公。 大家已经知道一个史实：鲁惠公死后，因夫人没有儿子，继位者只能在两个庶子——鲁隐公和鲁桓公中选，其中鲁桓公母亲的地位比鲁隐公母亲的地位略高些，子以母贵，鲁桓公就比鲁隐公尊贵。按照“立子以贵不以长”原则，该当由鲁桓公即位为君，但因鲁桓公当时尚在襁褓中，满朝文武遂力主由年长又贤的鲁隐公即位，鲁隐公勉强答应暂时摄政，但承诺等鲁桓公长大后即将君位还给他。所谓“公之意”就是指这个承诺。故而，鲁隐公虽然名义上是鲁国国君，但他的内心其实是不愿意做国君的，为了成全他这个愿望，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就把“公即位”三字删掉了。 问题又来了，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把鲁国当成王者看待的，但首任王者的即位问题就如此不明不白，所谓的“春秋王鲁”又体现在何处？ 说是“春秋王鲁”，其实鲁国十二君，真正称得上有王者气象的一个都没有，最为后世推崇的鲁僖公在位时还饱受齐国侵略，不得不向楚国借兵自救，后又依附于晋国，光凭这一点就不能算有王者气象，至于其他的就更没有资格了。不但如此，春秋鲁国从头至尾充斥着弑君杀嫡、不守礼法、强臣压主、三桓执政、驱逐国君乃至陪臣执国命之类丑恶现象，政治闹剧举不胜举。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孔子竟然把它当王者看待？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孔子心目中有四大圣人：尧、舜、周文王和周公。其中尧和舜都是大同社会即“公天下”的君主，周文王是小康社会即“家天下”的君主，因为从夏朝开始，选贤任能的公天下就变成了父子相传的家天下，这样的社会再好也只能是“小康社会”，而绝不能达到“大同社会”的境界。所以，在这四大圣人中，孔子极力推崇的是前两位即尧舜，最为推崇的是舜，因为舜不光是“天下为公”的典范，又是“无为而治”的典范，真正做到了“治大国若烹小鲜”。 在《礼记》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他治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大同社会： 孔子还说： 据此，我们隐约知道了孔子的真实想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文王已死，文不在兹乎？错，文即在兹，兹就是我孔丘！ 孔子去世之后2500年左右，有个叫孙文的人再次高举“天下为公”大旗，以实现大同社会为己任，革满清王朝的命，最终惜成中山版素王，令人扼腕。 所以，孔子借书鲁国而实行王事，非真指鲁隐公为王者，而只是一种比况。孔子的真正用意，是通过春秋笔法对史实进行褒贬，指出治国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故《春秋》非史非经，亦史亦经。 那么也就很明白了，“春秋王鲁”其实就是孔子自比为王！但孔子这个王只是个有德无位的素王，孔子能做的也只能是假托《春秋》来实现王道仁政，为后世立法，为天下开太平。 所以不书鲁隐公即位其实暗指孔子自己不能即位，无缘为王而已！而这层意思并不通过春秋笔法显现，而是从不书中看出其书，一如国画中的“留白”，是需要我们深刻体悟的。（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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