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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封建时代的皇帝身边有个叫“起居舍人”的官员，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以备修史。而记录皇帝言行的文书则叫《起居注》，一般情况下是不让皇帝自己看的，其原因乃是因为担心被皇帝看了，可能让 “起居舍人”们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到《起居注》的客观性。但事实上，在唐代，至少有一位皇帝是看到过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这皇帝是谁？唐文宗李昂。 事情是这样的：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的十月的某一天，唐文宗命令起居舍人魏谟把记载朝政大事的《起居注》拿来给他看。魏谟认为不妥，说：“《起居注》既记载善行，也记载恶事，用来警诫帝王，去恶从善。陛下只管努力勤政为善，而不必观看《起居注》！”唐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 魏谟说：“这是以往史官的过错。如果陛下亲自观看本朝的《起居注》，那么，史官在记载时就会有所避讳，将来怎样让后人相信呢？”（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
应该说，像唐文宗这样关心《起居注》的皇帝，比起那些“我死之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皇帝，还是要稍稍可爱一些，因为这反映出的是，他们对自己日后留在“史册”上形象，对后人如何评价自己还是比较在意的。而因为在意，或者说出于这样那样的担心，他们自然有可能在平时说话做事的时候，稍稍庄重一些、谨慎一些，较少无法无天或者说肆无忌惮。但是，一旦他们过度重视，非要将《起居注》过目不可，那么，其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可能让《起居注》失实甚至严重失实。 在中国历史上，委实出现过秉笔直书无所畏惧的董狐那样的史官。对于这样的史官，我们不能不由衷表示我们的敬意，因为他们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真实的结果是，让既往历史按照其本来的面目保留下来了，进而让后人可以更好地认识既往历史。然而，无论对于何人来说，假如捍卫真实的代价乃是自己的一过性质的生命的话，或许难免犹豫与颤抖。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大概其中的部分“起居舍人”是有可能动摇，乃至最后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而在这里，透过唐文宗“朕向尝观之”，我们可以推知，那位最后时刻退缩了，把《起居注》拿给他看的“起居舍人”，就应该是其中的一位。 既然唐文宗们如此关心《起居注》，随时都有可能让“起居舍人”拿过去给他们过目，那么，记录历代帝王的言行的《起居注》我们就不能太当真了。并且，这还有唐太宗高度关心《起居注》，让司马光不得不提醒后来之人，《太宗文实录》中某些部分不可轻信为证。更具体地说，如史书上的“玄武门之变”就不可轻信：唐太宗曾经数度就此与负责《起居注》的诸遂良、房玄龄们表达过他对史官们能不能客观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担心，而从诸遂良、房玄龄到具体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舍人”，应该对唐玄宗的担心心领神会，并且无论是出于忠诚还是害怕，都有可能让他们放弃客观，选择讳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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