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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五年（1526年）四月，楚王朱荣㳦上疏朝廷，控诉湖广地方官府目无亲王。楚藩始封楚王朱桢虽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六子，可深受老爹的喜爱，之国武昌时，被赐予武昌府税课司。税课司是古代征税衙门，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执掌商贾、侩屠、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的征收。武昌乃是九省通衢之地，素来为南方都会，税课司征得的税款不是一笔小钱。因此湖广官方对楚王府霸着税课司极其不满，在朱荣㳦时代开始侵夺楚王府相关权利。  安丰盐课司衙门 面对咄咄逼人的湖广官府，朱荣㳦这个楚王不得不进行反击。他在奏疏中控告湖广官府侵权，要求朝廷为他做主之外，还提出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请朝廷更换武昌府税课司官印，在其中加入表明属于楚王府的相关字样。此举显然有违政治传统，故礼部在重申武昌府税课司由楚王府执掌的同时，驳回了这一请求。 “己未……楚王荣㳦奏：'臣祖昭王原赐武昌府税课司，今更五世，为有司所侵夺。乞改给印章，隶之本府，以为世业。’礼部议覆：'故事，无某王税课司印，此关系体统，宜仍旧贯。’诏从部议。”（《明世宗实录》） 那么楚王朱荣㳦在位期间表现如何呢？能否让楚藩“忠孝”的传统得以延续？ 以忠孝闻名的贤王朱荣㳦（音xie），为楚靖王朱均鈋的嫡长子，生母楚王妃周氏。成化十六年（1480年）获得赐名，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被册封为楚世子。 有赖于楚昭王朱桢的“忠孝”遗言，及几代继任楚王依言而行，百年来楚藩家风一直非常良好，不管是楚藩大宗，还是分支小宗，少有仗着特权上蹿下跳惹是生非的主。楚藩可以说是大明宗室中的一股清流，几十家宗室支系之中，也只有沈藩、韩藩等少数几家能与之媲美。 朱荣㳦之父楚靖王朱均鈋本就是一代贤王，在教育子嗣方面也很有一套。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朱荣㳦一早就以忠孝闻名。 弘治十五年（1502年），朱荣㳦的生母楚王妃周氏薨逝。周氏去世前后，他的孝心表现的淋漓尽致。母妃卧病在床之时，朱荣㳦频频向上苍祷告，希望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母亲转危为安。周氏去世后，世子“居丧哀毁”。出殡之时，武昌连日下雨，朱荣㳦虔诚祷告后竟然雨过天晴。在古人看来，这是孝感于天。 单看朱荣㳦在母妃去世前后的表现，还有为了树人设而作秀的可能。毕竟生前忤逆死后大孝之事并不罕见。然而朱荣㳦“生事尤周，侍寝问安，承颜养志，内外传播人无间言”。可见他的确是诚孝。因此当楚藩长史司将他的孝行上奏朝廷后，明孝宗盛赞他“天性至孝”，对其大加赞扬。 “夫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众，恒必由之。况宗室懿亲，四方其训，风化所系，良亦匪轻。用是致书叔祖（指楚靖王朱均鈋），其以朕意特谕世子，重加褒奖，以励将来。俾益懋孝诚，永有令誉。”（《明孝宗实录》）  孝感动天 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楚王朱均鈋薨逝，在位46年，享年61岁，朝廷赐谥曰靖。朱荣㳦一边主持亡父的丧事，一边肩负起管理楚藩府事的责任，待服阕之后便可袭爵。 想来在此期间朱荣㳦表现极佳，因此深得本支宗室拥戴。故而正德六年五月，在楚藩诸小宗之中居长的永安王朱荣澹（音dan或tan）朝廷，请求朝廷旌表楚世子的孝行，以为宗室榜样，劝导宗室行孝。明武宗听了很高兴，赐予“彰孝”二字作为牌坊之名。 “辛亥……楚府永安王奏：'楚世子荣㳦孝行，请旌表，为宗室劝。’诏表其坊曰'彰孝’。” （《明孝宗实录》） 当年八月，也就是下旨表彰朱荣㳦三个月之后，明武宗又以“世子居丧未封”，没有岁禄为由，赐予朱荣㳦养赡米，并特别强调“不为例”，也即这是皇帝的特恩，不可作为后世援引的案例。可见明武宗对楚世子殿下的感官之嘉。 正德七年（1512年）闰五月，以彰武伯杨质为正使，工科都给事中谢讷为副使，持节册封楚世子朱荣㳦为楚王。只是不知为何，楚世子妃周氏，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才获得晋封。以明武宗对朱荣㳦的恩宠，竟让夫妻俩受封时间整整差了四年，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为了一个“爹”字，发起大礼议与首辅杨廷和闹得不可开交。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许多藩王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进去，楚王朱荣㳦旗帜鲜明的支持明世宗。因此当嘉靖四年（1525年）闰十二月，在大礼议中初战告捷的明世宗，借着《大礼书》成书的机会，加恩自己的支持者时，朱荣㳦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受到“降敕慰劳”。 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明世宗给楚王朱荣㳦的书院赐名 “崇本”。嘉靖十年（1531年）六月，朝廷禁止各王府私自织造“青衣纁裳”等衣物，但楚王朱荣㳦和晋王朱知烊成为不受限制的例外。  亲王冠服 岷藩广通王之乱后，广通王朱徽煠、阳宗王朱徽焟一系全家被废为庶人，压往凤阳高墙囚禁。经过70余年发展壮大，高墙之中的岷庶人人数剧增，难以安置。 明世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学伯父明孝宗处理荆庶人故事，将岷庶人交给其他藩王看管，被选定的对象还是楚藩。他于嘉靖五年二月下旨，将岷庶人放出，迁往湖广武昌，交由楚王朱荣㳦管束。 “丙寅……先是，岷庶人家属留高墙者甚众。上怜而出之，以属楚王钤束。仍令所在有司严加约束。”（《明世宗实录》） 由此可见，朱荣㳦这位第六代楚王，依然是一个“忠孝”闻名的贤王，楚藩家风能绵延六代而不堕，在宗室之中实属罕见。 遭承奉凌辱朱荣㳦能被称为贤王，自身品格自然过的去，可作为藩王千好万好，却有一样不好，那便是性格偏软，镇不住场子。 经过明成祖祖孙三代削藩，如同囚徒般整天无所事事的大明宗室，在特权及高福利的加持下，开始拼命生孩子，导致宗室成员暴增，以至于迅速成为明朝财政一大负担。虽然自天顺朝起，朝廷开始想方设法的企图控制宗室人口，可收效甚微，迫于无奈朝廷只得当起了老赖。随着朝廷对宗室的积欠越筑越高，中下层宗室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在镇国将军朱荣澯等人的乞求下，楚王朱荣㳦出面代为上奏朝廷，表示因积欠问题楚藩宗室连婚丧嫁娶之事都办不起了，请求朝廷准许先从湖广政司库银中预支一万七千两，帮他们渡过难关，所欠银两可以用他们岁禄抵扣。 被明朝混乱的财政体系折腾的睁眼就要为钱粮发愁的户部，自然不同意。遂以此事没有前例可以援引，且湖广地方连年叠遭水灾侵袭，藩库也没有余粮为由，希望皇帝不要恩准。结果正在为打赢大礼议而努力的明世宗，为争取人心圣裁给予一半。  明世宗剧照 皇帝已经法外开恩，结果还有楚藩宗室不知好歹，竟私自潜越到京面圣，请求皇帝陛下准许他支取料钞厂钱粮。这下算是彻底惹怒了明世宗，不仅偷跑的奉国将军朱显棨没好果子吃，两王府的教授及武昌府具体负责监视宗室的相关官员全部被逮捕治罪，并将此事树为典型通报各王府。 “己未，楚府奉国将军显棨诣阙，奏求料钞厂钱粮支用。上怒其违禁奏扰，命差官伴送还府，所过驲递口粮、脚力外，不许索轿、马供应。仍敕楚王严加戒饬，若再不悛，如法禁锢。其该府教授，及本城守把盘诘官，俱下巡按御史逮治。仍令行谕各王府知之。”（《明世宗实录》） 显然有部分楚藩宗室，并没有将朱荣㳦这个大宗宗主放在眼里。明世宗下旨逮捕楚王府教授，与其说是因为其教导不利，倒不如说之对朱荣㳦的一次无声警告。因为当年六月，明世宗再下旨意，明确表示“仍敕楚王，凡郡王、将军等有例外之请，不许轻为代奏。” 宗室没将朱荣㳦放在眼里到还罢了，毕竟这种事情并非只有楚藩存在。问题是连供王府御使的宦官都敢欺压到他头上来，可见其软弱程度。 明代藩王堪比前代诸侯王，身边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王国政治体系：长史司执掌王府政令，肩负辅相规讽之责；护卫指挥使执掌王府军事力量；承奉司负责王府内务，管理王府宦官；仪卫司负责藩王的仪仗就护卫。 承奉司的主官为承奉正，秩正六品；副官为承奉副，秩从六品。从职位及品阶就可以看出，承奉副只是承奉正的佐贰官。 可楚王府的承奉副潘朝在朱荣㳦的纵容下，身边聚集了一大波人马，压过王府长史、承奉正等人，成为楚王府最有权势之人。 权势在手的潘朝竟嚣张跋扈到蔑视亲王权威，行事“专权僭逼”，动辄挟势提出种种非分要求，甚至肆意诋毁诽谤楚王朱荣㳦，指责他的不是。连堂堂亲王都不放在眼里，在楚世子朱显榕面前自然更肆无忌惮，竟敢当面忤逆，视他的命令为无物。  明代太监剧照 区区一介奴仆，竟骑到君上头上作威作福，而身为主君的朱荣㳦却拿他毫无办法，只能受他的指挥棒引导。太阿倒持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最终忍无可忍的朱荣㳦，只能求助于湖广当地的抚按官，与他们联合上奏此事，才将潘朝扳倒。也难怪礼部在处理此事时，会感慨楚王“淳质”。 “（嘉靖二年十一月）庚辰，先是楚王荣㳦，及湖广抚按官奏：'承奉副潘朝等，挟势要求，肆言谤毁、指斥亲王，面忤世子。’命遣官会鞫之。至是，都察院覆议：'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谋叛，宜寘重典，其胁从者当谪戍如律。而楚王以淳质受侮，宜赐书慰谕。’得旨，俱如所拟。”（《明世宗实录》） 促成外官参见亲王礼仪更定人越缺什么，就越想强调什么，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投射效应”。楚王朱荣㳦被区区一介奴仆弄的如此狼狈，几乎脸面尽失，自然想要从其他地方找补，以彰显自己的权威。 嘉靖九年（1530年），楚王朱荣㳦上疏朝廷，表示国初太祖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王国礼仪，并载入《皇明祖训》，可时移世易，外臣对礼仪有所或忘，因此请求朝廷更定王国礼仪。 没错，明代的藩王虽然不临民，地位却类似于两汉时期的诸侯王，故藩地被称为王国。虽然永乐以后亲王被禁锢在了藩地所在的城池之内，可理论上藩地所在的府州就是他的王国范围。比如永乐元年（1403年），当时还是楚世子的朱孟烷奏请准许他前往河南买人口，遭到明成祖训斥，其中就有“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之言。 当然，明代藩王与两汉诸侯王之间的不同之处，除不临民之外，藩国内任职的官员也有王府官和外官之分。王府所属长史司、三护卫、仪卫司官员为王府官，而藩地的地方官员等则属于外官。外官又可分谓两种：一种是地方常任官，如布政使、知府、知县等；一种是使官，即临时差遣外出办事的官员，除受命外出的宣旨官外，还包括镇守官（总兵、总理、总督等）、巡抚、巡按等具有临时差遣性质的官员。  漕运总督衙门 按照规定，藩王也有每日上朝议事的责任，王府官需每日上朝，而藩地的常任地方官则半月一朝见。至于使官，但凡途径藩国，必须前去拜见藩王，胆敢故意找理由不拜码头的，斩无赦。 “凡朝臣奉旨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 凡王府文武官，并以清晨至王府门候见。其王所居城内布政司、都指挥司，并卫、府、州、县杂职官，皆於朔望日至王府门候见。若有事召见者，不在此限。”（《皇明祖训·礼仪》） 自永乐朝以来，宗人府的职权逐渐被礼部侵占，成为名义上存在的部门。故而朱荣㳦的奏疏入朝后，便被转交到礼部手里。 礼部尚书李时在收到“下礼部详定”的指令后，组织礼部相关人员，结合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弘治年间颁发的行政法典《大明会典》，及《弘治间会议事例》，考订出新版王国礼仪。主要有两点： 其一、遇庆贺、筵宴等节庆，王国驻地的文武官员都要入王府朝见。总兵、巡抚等使官朝见时，穿常服，行四拜之礼；布政使等常任地方官朝见时，穿朝服，行八拜之礼。这些礼节《皇明祖训》都有规定，故而必须遵循祖制。 “若遇正旦，拜天地後，即诣祖庙行礼毕，升正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礼。文武官具服行八拜礼。”（《皇明祖训·礼仪》）  明代亲王府前的棂星门 其二、常任地方官朔望朝见藩王，随班行礼时，应当行一拜叩头礼。所谓的朔望朝见行四拜礼，乃是对《大明会典》庆贺礼的误解，不当施行。 礼部提交的这份《王国礼仪》，获得明世宗的首肯，明诏下发，命各王府及地方官遵照执行。 “一、王奏：庆贺、筵宴日，镇巡等官，有不具朝服，止行四拜礼。臣考《祖训》，凡正旦，王冕服升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礼，文武官具朝服行八拜礼。按镇守、巡抚、巡按俱系使臣，合便服止行四拜礼，三司等官系本土官，合朝服行礼。 一、王奏：朔望朝见，或四拜，或一拜叩头，乞明示定。礼臣按《会议事例》，凡文武官朝见及庆贺时，行四拜礼不叩头；朔望随班行礼时，行一拜叩头礼。但所议庆贺四拜礼，盖据《会典》先行四拜，致词毕，又行四拜，非如使臣止行四拜礼而已。”（《明世宗实录》） 阿越说嘉靖十三年（1534年）九月十七，楚王朱荣㳦薨逝，在位23年。明世宗对他恩宠极隆，不仅派灵璧侯汤绍宗前去致祭，还对其谥号作了从权处理。 谥号是古代身份崇高之人去世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可以是对其一生的盖棺定论。正是因为有这种重要属性，故而宗王去世后，会派官员前去勘验其生前品行，而后在授予谥号。 朱荣㳦去世后，楚世子朱显榕上奏朝廷，称父王葬期临近，等朝廷勘验之后再赐予谥号恐怕会误了时日，因此以“王尝以孝行旌表，素履已著，乞即赐谥免勘”为由，请求不经勘验直接赐予谥号。明世宗当即恩准，赐谥曰端。 楚端王朱荣㳦是阿越笔下又一个没在开头注明生年的王爷，原因吗还是一如既往的存在争议。这个争议的产生，在于《明实录》与《弇山堂别集》关于朱荣㳦生平的记载有出入。两书对于他的去世时间不存在争议，关键在于他寿数的记载有所差异。 据《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二《同姓诸王表》所载，朱荣㳦“寿五十八”。结合去世时间，可以推断出他应当生于成化十三年，也就是1477年。  紫阳公园 《明世宗实录》只记载了朱荣㳦薨逝的日期，没写生平简介，故生年、寿数都无从知晓。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册封他的庶长子长乐王朱显榕为楚世子时，明确表示乃是依照《皇明祖训》办事，故特别强调“时楚王荣㳦年五十，嫡妃已薨无出”。也就是说这年朱荣㳦刚好虚龄五十，如此他应当生于成化八年，也即1472年。 楚王只是一介富贵闲人，不涉及政治纷争，且《实录》的记载不牵涉追溯问题。故相对于《弇山堂别集》这部私人笔记，阿越更信任官方的《实录》，楚端王朱荣㳦应当出生于成化八年，享年63岁。 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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