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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新庄学收官之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精义》新近上市，本号连载书中的《庄子学派与反庄派两千年博弈史》，让庄学之友先睹为快。 作为庄子学派总集的《庄子》，共有三大版本：战国晚期结集的魏牟版《庄子》初始本，西汉早期结集的刘安版《庄子》大全本，以及西晋出现、唐代钦定的郭象版《庄子》删改本。三大版本对不同时期的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晋出现、唐代钦定的郭象版《庄子》删改本，唐宋以后逆淘汰了郭象以前的《庄子》两大版本，成为传世的《庄子》唯一版本，成为郭象开创的旧庄学之依据。我治庄四十年，复原了郭象以前的两大版本，确认了郭象版《庄子》删改本是伪《庄子》，论证了郭象开创的旧庄学是反庄学的伪庄学，创立了以郭象以前的《庄子》两大版本为依据的新庄学。新庄学与旧庄学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旧庄学盲信郭象谬论“外杂篇均为庄撰”，新庄学根据大量史实确立了“内七篇均为庄撰，外杂篇无一庄撰”。按照旧庄学盲信的郭象谬论“外杂篇均为庄撰”，《庄子》是庄子一人之书，不存在庄子学派。按照新庄学确立的“内七篇均为庄撰，外杂篇无一庄撰”，《庄子》不是庄子一人之书，而是庄子学派总集。本文在此基础上，梳理庄子学派的形成史，庄子学派总集《庄子》的流变史，庄子学派、宗庄派与反庄派的博弈史，以及贯穿汉后两千年的漫长博弈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的影响史。战国二百六十年（前480－前221），分为三大阶段，战国早期一百年（前480－前380），战国中期一百年（前380－前280），战国晚期六十年（前280－前221）。庄子（前369－前286）处于战国中期，亲传弟子蔺且（前340－前260）和再传弟子魏牟（前320－前240）处于战国中晚期。庄子、蔺且、魏牟共同开创了战国庄子学派。庄子亲传弟子蔺且是宋国人，五十四岁之时，齐湣王伐灭宋国（前286），庄子仙逝，此后蔺且成为宋国遗民，基本居于宋地，包括授徒魏牟之时。蔺且是庄子后半生的亲历亲闻者，也是庄子与惠施交友论辩的亲历亲闻者。《庄子》“外篇”所言庄子生平和庄惠之辩，幸赖蔺且实录而传之后世。蔺且秉承师教而陆沉大隐，仅见于《庄子》，时人不知，后人鲜闻，诸书不载，生平详见拙著《庄子传》。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是中山国人，二十五岁之时，赵武灵王伐灭中山（前296），此后魏牟成为中山国遗民，但未定居一国。先游楚国，师事楚人詹何，进入道家之门。再游宋国，师事宋人蔺且，成为庄子再传弟子。后游秦国，教诲秦相范雎。又游赵国，教诲赵相平原君赵胜，面斥平原君门客公孙龙，教诲赵悼襄王如何治国等。魏牟弘扬庄学而名扬天下，既见于《庄子》，又见于先秦古籍《荀子》、《吕览》等，又见于汉后古籍《淮南子》、《韩诗外传》、《战国策》、《七发》、《说苑》、《汉书》、《列子》、《文心雕龙》等，生平详见拙著《庄子复原本》绪论《庄子初始本编纂者魏牟论》和《庄子传》。魏牟自撰之书《公子牟》四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汉后久佚。魏牟编纂之书《庄子》初始本，是战国晚期结集的第一部庄子学派总集，共计二十九篇、六万余言。“内七篇”为庄子亲撰，约一万三千言。“外篇二十二”为蔺且、魏牟等庄门弟子所撰，约四万余言。庄门弟子蔺且、魏牟不仅都是战国诸子的重要一子，而且才华仅次于庄子，高于其他战国诸子。由于后人盲信郭象谬论“外杂篇均为庄撰”，导致庄子的两大传人蔺且、魏牟沉入了历史忘川。拙著《庄子复原本》，根据战国晚期《吕览》、《荀子》、《韩非子》和西汉早期贾谊二赋、《韩诗外传》的大量抄引、大量化用，复原了第一部庄子学派总集：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庄子复原本》分别论列了战国庄子学派的宗师庄子及其两大传人蔺且、魏牟。道术传承大要：老、关、列、杨、庄（此略杨、庄之间的子华子）。老聃道术“外王内圣”，外向而注重群体。关尹道术“内圣外王”，内转而注重个体。此即“老聃贵柔，关尹贵清”（《吕览·不二》）之老、关小异。关尹弟子列子仍然“道术内转”，更轻“外王”，更重“内圣”，于“内圣”又偏重“自逍己德”。此即“关尹贵清，列子贵虚”（《吕览·不二》）之关、列小异。老聃数传弟子杨朱，鉴于列子虚己而藏，导致道术隐微，方术猖獗，于是彰明老聃道术，突显“外王”，稍减“内圣”，于“内圣”又偏重“自葆己德”，以矫列子之弊。此即“列子贵虚，阳生贵己”（《吕览·不二》）之列、杨小异。庄子鉴于杨学影响极大，虽有光大道术之功，小屈方术之力，但有矫枉过正之弊，自矜自得之嫌，遂承老聃道术之总体格局，又承关尹道术之内转义理，首重“内圣”，不废“外王”，于“内圣”则兼明“自葆己德，自逍己德”，以矫杨朱之弊。此即“杨子为我”、“庄子无己”之杨、庄小异。庄义“自葆己德，自逍己德”，即《齐物论》“葆光”二义，《养生主》谓之“善刀而藏之”，《德充符》谓之“才全而德不形，内葆之而外不荡”，《应帝王》谓之“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均合老义“光而不耀”。庄学三义“顺应天道，因循内德，因应外境”，集古之道术大成。庄学宗旨“顺应天道”，为古今道术共有之宗旨。庄学真谛“因循内德”，为古今道术共有之“内圣”。庄学俗谛“因应外境”，为古今道术共有之“外王”。庄周道术，终古不废；传之大年，后世大幸。庄学大鹏，以哲学义理、文学表述为其两翼。蔺且、魏牟各有所偏。蔺且哲学悟性较强，文学悟性较弱。魏牟文学悟性较强，哲学悟性较弱。蔺且哲学悟性较强，因而蔺撰五篇大量抉发内七篇奥义。迫于悖道外境之险恶，庄撰内七篇不得不支离其言、晦藏其旨，虽然表述极其成功，以致古今庄学之友无须借助蔺撰五篇，仍能大致领悟内七篇义理，然而一旦遇到反诘，比如郭象反注及其追随者之妄注，那么内七篇义理究竟为何就会陷入悬疑，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扯皮。蔺撰五篇正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大强援，尽管蔺撰五篇对内七篇奥义的抉发，仍然不得不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作为庄子亲传弟子（或为唯一弟子），蔺撰五篇在抉发内七篇奥义的过程中，大量著录其所亲历亲闻的庄子实事，共计九事：庄惠辩孔，庄论间世，庄过魏王，庄子悟道，庄子妻死，庄斥曹商，庄斥宋王，庄拒聘相，庄子将死。蔺撰五篇之著录庄事，虽然服从于抉发庄义而有所选择（其未著录于所撰之篇的诸多庄事，经其口述或另传而转录于魏撰十三篇和或撰四篇），仍然大致完整地记录了庄子生平，对庄学之友深入理解内七篇，具有无可替代的极大帮助。蔺且作为庄子亲传弟子，无愧为传承庄学、阐释庄学第一人。蔺撰之篇文风含蓄，意旨隐晦，义理水准胜于魏牟；偶尔表述欠佳，设喻不当，文学水准逊于魏牟。魏牟文学悟性较强，因而魏撰十三篇的文风可与内七篇乱真。诸多细证，详见各篇，此举其三。一，内七篇有大量人格化动植物，说话动物5种、植物6种。蔺撰五篇极少人格化动植物，无一说话。魏撰之篇有大量人格化动植物，说话动物8种、植物3种。二，《德充符》之鲁哀公改变自称，蔺且未窥此义，导致蔺撰《达生》之周威公自称不当，而魏撰《徐无鬼》之魏武侯自称得当。三，魏牟具有撰写长篇寓言的能力，《秋水》第一章、《庚桑楚》、《盗跖》、《列御寇》，均为后世中国短篇小说的祖构。魏牟哲学悟性较弱，对于内七篇奥义少有新的抉发，但是相当全面地理解了蔺撰五篇抉发的内七篇奥义，而且凭借其文学才华作出了生动演绎，使内七篇义理更为形象易解。仅有《秋水》失误一次，把庄学真谛“然不然”、庄学俗谛“不可乎不可”混淆为一，变文为“然不然，可不可”归于被其痛诋的公孙龙，成为后世混淆庄学二谛、不明庄学真谛之滥觞。魏牟的学术视野，则比蔺且远为宽广，甚至比庄子也有过之。而其编纂《庄子》初始本的传播庄学之功，则无人能及。（本文是《庄子学派与反庄派两千年博弈史》第一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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