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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科学逻辑的生成 李亚熙 本文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05期  李亚熙，南京大学哲学博士，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一、《巴黎笔记》与马克思对于 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解 马克思这一时期哲学思维上的变革得益于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根据最新的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判断这种科学逻辑最初萌芽于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中对于经济学的摘录改变了马克思原先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抽象认知，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围绕工业生产进行研究，并且在工业尤其是动产的视域中发展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 在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的摘录中，马克思认识到： 当产业局限于通过从大自然手中收集（财富）时， 它被称为农业产业（industrie agricole），或简称为农业。当它分离、混合、塑造自然产品以使其适应我们的需求时，它被称为制造业（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只有当它使我们触及到所需要的对象，否则就不会存在……商业产业……商业。① 这段话实际上简要地描述了由农业到工业、商业的社会生产发展史，这使得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在《1844年手稿》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指认：虽然在异化的私有财产的意义上，“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本身展现为一种仍然是“历史的差别”②。从《1844年手稿》原始手稿的第42页开始，动产（das bewegliche Eigenthum）问题开始受到格外的关注③。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于工业尤其是动产的关注，正是《巴黎笔记》中政治经济学摘录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2页的最后本来有一句话，几乎是对上文所引的萨伊摘录的仿写。此处的文本原像是：“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并且作为工业财富的本质”④。之所以会特别重视对工业的讨论，是因为马克思发现，如果说在农业生产或者说重农学派的历史环节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于自然，因而“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⑤。而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工业生产的环节，“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质而成为财富的源泉”⑥。 从异化劳动的主体向度出发，马克思试图论证人的劳动才是“工业财富的主体本质”，因此他特意指明：“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⑦。朗西埃曾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对于工业的论述与其劳动异化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正如朗西埃所言，原本的逻辑应当是“主体创造了客体”，但是在工业生产的历史环节中，“在这个被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之中，主体将最终退场”，这便展现为“异化的顶点”⑧。在进入工业生产的历史环节之前，物质财富“以前是自身之外的存在——人的真正外化——的东西，仅仅变成外化的行为，变成外在化”⑨，而在动产的意义上，这种“外在化”已然“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⑩。这种外在客体对于主体的驱逐就是朗西埃所指认的异化的极端形式。有意思的是，在写作之初，马克思在这里用的并不是“否定（Verläugnung）”一词而正是“异化（Entfremdung）”⑪  雅克·朗西埃 马克思原本试图通过对工业的研究，说明人的劳动才是惟一的“工业财富的主体本质”，从而将劳动异化理论推向极致状态。但正如他所说的：“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只有在动产的环节，“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⑫。在异化的意义上，“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得到了缝合，但是从工业出发的历史分析已然不同于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最初制定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时的应然分析。正如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的，“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此时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强化必然是从客体向度出发，而这种客观历史视域正是从《巴黎笔记》中获得的。 注释一 ①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2, S.302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8页。 ③ 在这一页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文本改写：从第二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XLⅡ页右栏第13行开始是讨论动产的内容。当开始对动产进行讨论时，马克思最初已经写下了“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之（Das Kind der modernen Zeit und ihr berechtigter Sohn）”。但后来为了强调这一私有财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又将其改为 “现代的合法的嫡子（berechtigter eingeborner Sohn）”。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Ⅰ, Band2 (Apparat), S.785｡ ④⑦⑩ 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原始手稿第Ⅱ页 右栏最末2行，被马克思删掉的内容是：“und ist als Wesen des Industriellen Reichthum zugleich das”。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Ⅰ, Band2 (Apparat),S.793｡ ⑤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76、73、74页。 ⑥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1 页。引文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写完既有内容之后特别加上去的，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 Band2 (Apparat), S.786。 ⑧ Ideology, Method and Marx: Essays from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Ali Rattans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e,1989,p.95. ⑨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4页。引文中的话是马克思在写完既有内容之后特意又加上的，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790｡ ⑪ 《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Ｉ页左栏第21行，马克思原本写下的正是“Entfremdung”一词，后来才将其改为了“Verläugnung”。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Ⅰ, Band2 (Apparat), S.790。 ⑫﹝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页。 二、《巴黎笔记》与马克思对于 外在自然客观性的指认 当意识到“农业产业（industrie agricole）”与“制造业（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之间的历史性区分时，马克思对于现实自然的认知也必然发生质性转变。在《巴黎笔记》之前，马克思主要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消极的概念。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指出，正是“大自然的魔法”将世袭君主制藏匿于“国家制度的整体”。“自然”概念本身展现为“（君王的）或私有财产”的“自然基础”。就像“神学家在自然界中找到了人格化的上帝”一样，“自然”概念化身为“世袭地产”，成为封建制国家的“有形体的自然要素”，从而掩藏起黑格尔国家学说中所包含的“动物学的世界观”①。  黑格尔与马克思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获得了对于“自然”更为现实的认知。在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进行摘录 的过程中，马克思了解到，工业生产意味着“为某物赋予价值或增加其已有的价值。生产通过赋予或增加事物的使用性来创造价值、从而建立需求”，因而现代工业生产也可以被称为“再生产”， 因为“实际上它只是对材料的再生产、赋予材料另一种形式来赋予其价值。”随后，马克思还有意倒叙标注摘录了“生产的物质（agens de la production）”这一部分，所谓“生产的物质”是指“工业、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物质，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给事物增值，或者增加它们已经拥有的价值。”马克思还特意强调“自然物质不仅是无生命的物体，而且是指物质世界的规律（l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正是这一规律使我们能够制造工具、驯养动物等等，而“工业最大的奇迹”就在于“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天然物质的生产能力（facultés productives）”。这种“生产能力”即“通过使用工业、资本和自然物质合作加入到生产中，赋予事物可使用性。”因而在运用“生产能力”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机器正是一种“更好地利用自然力量的手段。”此后，马克思倒叙摘录了“工业与其它行业相比的特殊性”： “农业——原材料的生产或仅从自然手中收集原材料的产业。制造业——通过改变形式、赋予原材料价值， 或为已经制造的材料增加价值的产业。贸易－商业行业——将产品投放到将要消费的人手中的行业。” 因此在现代社会视域中，“生产方式（Façons productives）”这一概念便是指“通过某种工业方式、人类创造或增加事物有用性或价值”。此外，在阅读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一书的过程中， 马克思也摘录了类似的相关内容，即现代工业的生产已然是“对人的道德和身体能力、对自然生产力的同时使用，目的是创造新的价值或增加现有的价值”②。  在工业生产出现之前的前现代社会，生产表现为主体对于自然成果的直接占有。《巴黎笔记》的写作使马克思认识到，工业生产有别于之前的一切生产方式，它意味着借助于机器对客观自然物进行“外在塑型”，因此萨伊才将生产称之为“再生产”。与之必然相关的便是生产主体与客观自然之间关系的改变，这一点在《1844年手稿》中恰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根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人类”概念才是第一位的， “自然”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只是“人类”自我异化之后的第二位的“对象自然”③。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自然”成了一种客观基础性的概念即“人的无机身体”。因为“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逻辑地位，正是因为马克思是在工业生产而非人本学的意义上来对其进行理解，“自然”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这里马克思在两个层面上理解“自然”：一方面作为“劳动加工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工业生产的劳动产品，作为“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物质基础。费尔巴哈之所以会将客观自然抽象为“直观对象”，是因为人本主义的“主－客体”映射关系正是对于前现代社会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直接占有自然产品这一逻辑的思维抽象。但这种可以被直接占有的直观对象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中已不复存在，客观自然作为一种物质基础需要人通过机器对其进行塑型。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说： 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这种“自然”的本质就是工业，因而“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④。 这种直接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对于客观自然的认知正是来源于《巴黎笔记》。 注释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49、52、66、132页。 ②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322-323,324-325,328. ③ Ludwig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in: Ludwig Feuerbach’s Sämmtliche Werke, Siebenter Band,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9, S.126-127. ④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6、53、89页。 三、《巴黎笔记》与马克思对于 市民社会关系性内涵的认知 《巴黎笔记》使得马克思在此前已经深有体悟的“市民社会”得以在经济学现实中落地，马克思开始以一种具体的关系性存在看待市民社会。 在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进行阅读时，马克思摘录了有关物质生产的内容，从而了解到在现代工业生产的语境下，“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这种生产被萨伊指认为“财富的创造”，它不同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实体物质对象的直接占有，因为现代工业所生产的已经不再是农业生产中直接可见的物质财富，而是隐藏于物质背后的价值①。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财富的这一本质，并且在对萨伊进行摘录的过程中写下了一段评论： 财富。这里已经是以还没有展开的价值概念为前提了，因为给财富下的定义是：“价值的总和”，人们占有的“有价值的物的总和”。——由于相对财富是由人们所必需的物的价值与人们能够提供交换的物的价值相比决定的，所以“交换”从一开始就是财富的根本因素。财富就在于人们“不必要的”、于个人需要所不需要的物。②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 在对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进行阅读时，马克思也同样获知，现代工业领域中，个人正是“出于自私自利”，才通过自身的劳动“来产生不是专供他个人使用的价值”。可见马克思已经清楚，现代生产的工业财富，一方面使得农业生产中的直接对象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主体与劳动产品之间直接的对象性需要关系也不复存在。在现代工业生产的语境中，劳动产品对于劳动主体而言已经是一种“不需要的物”。于是，劳动生产必然指向较之传统社会要复杂得多的关系范畴，即分工和交换。因为“分工是巧妙地利用人的作用的一种方法，分工可扩大社会的产品，换句话说，可扩大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享受”。或者如马克思所摘录的斯密《国富论》的内容：“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en Vermögen [facultés] der Arbeit）。”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还只涉及“人的内在力量”，即“他在劳动时的才智和物理力量”，那么在工业时代，分工与交换便都已经是客观的“来自社会状况的力量”③。 由分工与交换支撑起来的是复杂而具体的市民社会现实关系，或者用马克思所摘录的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说法就是“商业社会”： 在社会的进步状态下每个人只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小部分的需要。大部分需要只有通过他生产的剩余部分与他人劳动产品进行交换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④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最初的深刻认知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 马克思获悉，市民社会作为“自由与秩序的结合”，本身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文化的最高层次”。传统社会制度赖以维系的土地财产制度在市民社会之中“每年都在调整或者甚至改变”，因而当“世界史和历史学家”努力维护以“财产、继承和建立在它之上的机构”为核心的旧的政治关系时，市民社会自身展现出一种与之相对的“不可忽视的精神发展”，这本身展现为现代政治国家范畴内“市民社会的基础的必要性”⑥。这种“基础的必要性”，直接引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论断⑦。 但此后不久，鲍威尔发表的《犹太人问题》一文，在“需要的体系”的意义上对市民社会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将“每个人都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后者又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对方”的原则界定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⑧。这使马克思忽然意识到，自己原先最为厌恶的“最粗陋的唯物主义”本身是与市民社会密不可分的，于是被迫承认：“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但遗憾的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无法认识到劳动分工对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性作用，所以此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还只是“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所以便只能抽象地提出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⑨。  布鲁诺·鲍威尔 正是经由《巴黎笔记》，马克思才真正深化了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所以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市民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存在，别人也只为他存在”。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才洞悉了市民社会的骗局。“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从个人那里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和工人。”从而动产作为工业生产的高级环节，据说已经“使人人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而在分工与交换的具体现实中，市民社会的理想对于实际承担生产的工人来说只是“持续不变的贫困”⑩。 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已经开始思考“分工的起源”。当斯密将分工归因于“一种人的一定的自然趋势，即交往，以及与他人交换东西的必然的、尽管缓慢的、阶段性的结果”，马克思立刻讥讽了斯密这一“十分可笑的循环论证”⑪。正如马克思多年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⑫。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巴黎笔记》中认识到了生产领域较之于分配领域具有更为核心的地位，而从交往异化向劳动异化的深化则正是《1844年手稿》的逻辑前提。 注释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302,305｡ ②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2, S.319. ③④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2, S.328,305,332,328;337-338. ⑤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 Band2, S.331. ⑥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 Band2, S.123. ⑦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94､196､189页。 ⑧ Von Bruno Bauer,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Druck und Verlag von Friedrich Otto, 1843, S.8. ⑩﹝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4、70、14、55、56页。 ⑪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2, S.135,336.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四、《巴黎笔记》与科学逻辑在 《1844年手稿》中的理论生成 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笔记本，对于《1844年手稿》的理解本身不能脱离《巴黎笔记》的整体文本群。如果不以《巴黎笔记》作为整体的逻辑铺垫，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理论构建便无疑体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主要影响。而当以《巴黎笔记》中所包含的既得政治经济学理论认知作为参照， 便不难发现科学逻辑在《1844年手稿》中更为深层的理论生成。  青年马克思 当马克思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开始制定劳动异化理论的第一重规定时，一方面马克思固然指涉劳动产品在其应然的意义上应当为劳动者直接占有的对象化逻辑，但另一方面，劳动异化理论第一重规定的理论根基正是马克思对于劳动者只生产“于个人需要所不需要的物”的现代工业生产逻辑的客观指认①。在此基础之上，这才与劳动异化理论的第二重规定中“劳动的外在性”即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直接相关②。 一个有趣的文本现象是，在马克思本人标注的第一笔记本原始手稿第23页上，在劳动异化第一重规定相关论述的结尾，马克思原本还写了一句话，大意是“工人在生产中制造的最外化的异化就是他自己、他的劳动”③。这里的劳动不是从抽象的人类出发的类本质规定，而是从“农业产业”到“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历史产物④。另一处有趣的文本改动发生在第一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24页上。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推出第三个规定，即人与其类本质之间的异化。当谈论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他“从实践领域”将自然指认为“人的无机的身体”⑤。实际上，马克思这里的逻辑基础正是《巴黎笔记》的理论认知，即在现代市民社会体系之中，个人通过分工，再经由机器的中介才得以进入到具体的劳动生产过程，因而个人在其所从事的具体劳动中都无法再对对象自然进行直接改造或者整体的再生产，从而自然也就不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 可以发现，最为抽象的第三重规定实际上依然是马克思对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具体劳动形式的指认。所以在第三重规定的最后，原本的结尾是：“我们从自我异化了的劳动出发，并只是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⑥。这也印证了姚顺良关于“伦理的价值的批判的异化劳动恰是现实的东西”的判断。不过姚顺良最终只是将之归因于复杂的“应有和现有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之上将《穆勒笔记》中的“谋生劳动”视为更具现实历史性的科学概念⑦。但如果将《巴黎笔记》文本群纳入整体考察视域便会发现，马克思的科学逻辑是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进行理论生成的。  正是由于科学逻辑的内在生成，当面对交换领域的不公，马克思并没有根据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逻辑去寻求劳动者对于劳动产品的直接占有⑧。甚至在对人的类本质进行定义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与“直接需要的东西”之间的直接对象性是动物而非人的类本质。因为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已经知道，现代工业生产的产品都只是“不需要的物”。而费尔巴哈式的直接对象性的深层逻辑是要退回到“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状态”，当时“整个劳动产品属于工人。他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主人，必须与之分享”⑨。 由此可见，通过《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对于社会生产历史发展的认知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重要思考前提。此外，也正是因为此时还只能在道德义愤的角度上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批判，马克思尚无法洞悉构成商品价值的劳动范畴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社会关系性维度。但重要的是，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表述方式，其目的是在工业资本这一“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中指认生产劳动的主体本质。也就是说，试图从生产领域中找寻在交换领域中所出现的不公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一逻辑推进最初正是体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于斯密的“可笑的循环论证”的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得以超越赫斯和蒲鲁东的原因所在。  赫斯与蒲鲁东 在《巴黎笔记》中实现的从交换领域向生产领域的深层推进，并由此获得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审视“工业与农业、动产与不动产的'历史差别’”的“历史性的眼光”，正是马克思科学逻辑的内在生成，也是“马克思从现实出发、直面社会历史的客观逻辑之最初发生”。因此，“马克思越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这条客观的逻辑线索就越加清晰”。而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内在生成的正是历史性的科学逻辑，也即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的客观逻辑”⑩。 注释四 ①④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2, S.319,302. ②⑤﹝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4、70、14、55、56页。 ③ 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ⅩⅩⅢ页中栏标题以下第13行起， 被马克思后来删掉的内容是：“Die äusserste Entfremdung, die der Arbeiter in d.Product schafft, ist, daß er, seine Arbei[t]”, 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Ⅰ, Band2, (Apparat), S.771。 ⑥ 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原始手稿页第 XXIV 页右栏标题以下第10行起，被马克思后来删掉的内容是：“Wir sind ausgegangen von d.sichselbst Entfremdeten Arbeit und haben diesen Begriff nur analysir[t]”。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Band2 (Apparat), S.774｡ ⑦ 张一兵、姚顺良：《两条逻辑的相互消长还是共同消解？——析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结构（学术对话）》，《理论探讨》，2006年第3期。 ⑧ 一个隐性的文本线索是，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有关阶级分化的内容是摘自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而舒尔茨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发展。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摘录舒尔茨有关物质生产的论述，但从《巴黎笔记》相关内容也可看出马克思对这一历史性线索是熟知的。 ⑨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344. ⑩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7-258、2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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