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利坡：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探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探析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摘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仅仅是将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而并未改变其本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并揭示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出场的完整过程的论述、对其他共产主义思潮局限性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实现途经等内容的阐述来看,交往异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在逻辑。这说明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的思想逻辑逐步超越单纯主客二分的劳动异化,转变为具有社会关系属性的交往异化。在这一思想逻辑基础上阐发的共产主义思想,蕴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并在之后的文本中得以成熟、展开和集中阐发。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发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人的自由和解放无法在国家和政治领域真正求解之后,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阐释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这是马克思直接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的第一个文本,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做了一定的文本阐释、理论解读和影响评价。笔者认为,回到《手稿》本身的构思逻辑,把握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进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在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全貌,同时也有助于为准确理解《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佐证。本文力求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求解路径深入到了市民社会内部,他通过分析异化的四个规定性,“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指出“它(指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是人自身本质的丧失。要消除这一异化、恢复人对自我本质的真正占有,就必须从“能动关系”和“内在关系”的“矛盾”性关系上来理解“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也就是说要作如下的理解:“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引出了共产主义的产生逻辑。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在它的最初的形态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并且批判性地将之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看到了“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但是它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仅仅是把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而并未彻底改变其本质。首先,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中,“实物财产的统治”仍然是支配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普遍化、强制性的力量,甚至“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里,人的个性差异被“抛弃”,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被粗暴地普遍化了,从而使对“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成为“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其次,在普遍化的私有财产关系条件下,“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如马克思在前文所述,“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越多,就越失去自己、越同这个劳动的本身及其结果相异化。显然,在普遍的私有财产关系条件下,工人同劳动产品、同劳动本身的异化及其引发的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同其他人的异化无法彻底解决。最后,马克思指出“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也就是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关系转向它同共同体的普遍卖淫关系”,他们从这种“普遍化”的运动中抽象出一个消灭了人的个性的、仿佛无矛盾的社会共同体,同时又把这种共同体中的人退化为动物性的存在。可见,粗陋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未摆脱私有财产的框架。

    马克思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马克思指出,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中,“人的个性”被普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因此它“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这种忌妒和贪欲还产生了“平均主义的欲望”,“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指出这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这里,马克思间接地指出了共产主义必须要在合理继承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扬弃,低于资本主义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扬弃,而恰是历史的倒退。

    在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之后,马克思又对民主的、专制的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进行了简要分析。马克思将这一类共产主义分成两种,一种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包括“民主的和专制的”;另一种是“废除国家的”,即无政府的,但它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

    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政治形式上谈论早期共产主义的主张,既分析了其进步性,又指明其局限性。这两种共产主义的进步性在于它们“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局限性在于“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由此来看,这类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即粗陋的共产主义在政治形式方面的体现。其共同的局限在于没有历史地看待私有财产,即仅仅将其看作是与人的本质的绝对对立,所以应该反对和抛弃;而在如何反对和抛弃,即扬弃的路径上犯了错误: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需要在继承私有财产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扬弃和复归,从而把共产主义置于了空想的基础上。

二

    《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时期的一部重要文本,此时他已发现了“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所以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期开始这项工作,并且从中发现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针对这一思想进路,学界对《手稿》的思想地位有不同的认识。

    阿尔都塞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时期的著作,马克思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产生了认识上的“断裂”(之前是“意识形态阶段”,之后是“科学阶段”),其主要依据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总立场,放弃了《手稿》中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异化”,而使“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广松涉认为“以1845年左右为界线,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地平、世界观的'结构的把握方法’都有着飞跃的发展”,而且把这种“世界观的结构的飞跃用'从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的逻辑’这一熟语作为象征性的表达”。与之相对应,望月清司则认为“在《穆勒评注》时期,所谓的'物象化’作为思想已经被提了出来”,而且他“没有将'物象化’论看成是比'异化’论更高的认识视角”,而“看成是'异化’的下属概念”,从而肯定“异化”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一贯重要性;韩立新从《手稿》的写作顺序来理解其思想逻辑,认为马克思“从早期向成熟期的思想转变”发生在《第一手稿》之后的《穆勒评注》中,“其标志是,他的思考框架从孤立个人转向了社会关系,对社会的说明原理也随之从诉诸人的内在因素转换到诉诸外部的经济关系”,并进而认为“交往异化”是马克思对“异化”论的重构,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以后“以'物象化’或'拜物教’(Fetischismus)等理论形式,贯彻了马克思的一生”。而对从劳动异化到交往异化的逻辑转变的发生地的不同认识(是发生在包含《穆勒评注》在内的《巴黎手稿》中,还是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影响了对《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笔者认为,望月清司和韩立新的观点为全面理解《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从《手稿》中“共产主义”的概念出场及其思想逻辑来看,劳动异化固然是其理论逻辑出发点,但交往异化逻辑的在场也是一个显见的事实。离开交往异化理论,即交换、分工的社会关系视角,则无法全面准确理解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原态。

    从分析逻辑来看,“私有财产”是在人的异化的四重规定性全部展现之后才得出的概念,那么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必然要准确把握包括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在内的人的异化的全部内涵。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概念是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正式出场的,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是从异化劳动的完整的四重规定性上得出“私有财产”概念,并进而引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观点。因此,要理解《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全貌,必须全面把握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倘若缺少了“异化的人”的规定性,即人与人在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则无法达到这一目的,而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必然要借助交往的理论。

    同时,交往异化为批判其他共产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来看,工人与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的结果,最终指向了工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之后,指出“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单纯主客二分的分析框架,而进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层面。这为揭示共产主义本质及批判其他共产主义思想的谬误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如上所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最初的形态”即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从社会中抽象出一个否认人的主体需要、无个性差别、无矛盾的共同体。而人的需要的社会性、人的个体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有在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才能完整彻底地表现出来。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者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此外,对共产主义实现途经的理解,也离不开交往异化的视角。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既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这里,已经明显地在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运动与人的社会属性之间建构起了联系。可见,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的活动和享受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向自己本质的复归,当然不是回到相互孤立隔绝的人的关系,而是向自己真正的社会性存在的复归,即消除在劳动以及在宗教、家庭、国家等社会交往领域所产生的各种异化。同时,由于“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因此消除这种人际关系异化的达成路径,也必须在普遍而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去寻找和实现。

三

    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作为一个扬弃私有财产和人向自身本质复归的运动过程而出场的,在阐述这一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明显地引入了交往的逻辑,而且在这一阐述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开始萌芽和显现。

    首先,马克思揭示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可见,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场扬弃和复归的运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人向自己本质的复归。它的直接目的就是消除上述所提到的人的异化,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0,意思是说,应该将共产主义这种扬弃复归运动视作一种历史进步性的运动。所谓历史进步性就是要在合理继承“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基础上的继续前进。这里也隐晦地批评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逆历史性。同时,这个现有的基础必须是全面的、全部的,而不是某个过去的孤立历史形态的体现。马克思从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角度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过去历史的“全部运动”视为自己的出发点。那种“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则从个别的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来证明自己行动合法性的做法,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反证了“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而且“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其次,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经济运动为基础。因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就表现为“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而且“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所以作为扬弃和复归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物质性的运动,它“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人的现实”“生产和消费”等概念运用,正是马克思的关注点深入市民社会内部之后,在思想进路上由异化劳动逻辑向交往逻辑、由异化劳动批判向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具体反映,这种观点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

    关于经济运动同人的思想意识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是前者决定后者。所谓“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样,马克思就明确区分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和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异化,并把前者看作是更具有本质和基础意义的异化,后者不过是前者派生出来的特殊方式,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的束缚中向自己本质复归的基础,是前者决定和支配后者。这实际上就已经把现实的生产活动看作是人的根本性活动和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力量。

    不过,这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从经济运动开始的。马克思指出,虽然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扬弃不具有扬弃的现实属性,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民族那里究竟从思想意识领域还是从现实生活领域开始,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发生在哪个领域。这里可能是对国家制度水平低于当时资本主义水平的德国而言,因为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即德国主要地是在思想意识领域参与当时那个时代,因此德国在思想意识领域开始这种运动是具有历史可能性的。

    再次,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存在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由于社会交往和分工的普遍存在,人通过劳动既生产“自己”也生产了“别人”;人的“个性的对象”既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劳动的材料”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所以,在私有财产的扬弃运动中,人的“活动和享受”在内容和存在形式上都成了“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人与人之间发生了普遍的、必然的客观联系,人的“普遍意识”就是这种联系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是人向自己本质复归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对象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成为“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在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人才能实现向自己本质的复归。这里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发生的社会场域,这种观点也直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以上论述可知,马克思已经将“人”和“社会”作为紧密联系的概念,并且把人的本质放置于“社会”性的劳动过程中去分析。因此,共产主义这种要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整个运动,就必然带有了普遍的“社会性质”。同时,既然社会是由人创造的,那么就“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因为那样就会陷入个体生活和类生活的对立状态,倒退到人同自己抽象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其一,孤立的个人无法真正达成对自己本质的复归和占有,这种过程必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实现;其二,共产主义的扬弃和复归要实现的也不是单个人或某些人向自我本质的复归,而是所有人的复归;其三,所有人实现对本质的复归,并不是要抹杀或否弃单个人的利益,在共产主义实现的状态下,恰恰是单个人与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已得到化解。

    最后,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通往未来社会的“必然环节”。马克思指出,“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里进一步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过程,并且这种运动是在形成于其基础上的思想意识的伴随下进行的,人们的思想意识能够认识和把握这种现实的运动过程。

    与后来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理想状态,而共产主义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然环节。共产主义之所以不是最终的社会形态,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自身还具有局限性,即它虽然是作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的运动过程,但是“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无神论借助对神的否定这一中介“而设定人的存在”,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这一中介而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而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不过,虽然共产主义还具有需借助中介的、非直接的局限,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可以超越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虽然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但却“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这一运动阶段的必然性和充分性,即这一运动必须经过,而且当前历史发展已经明确地指向了这一运动。

四

    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但同样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突破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总立场,引入能够体现人的社会关系属性的交往视角,并在其中阐释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或意蕴的观点,如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等的关系受经济活动的支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是生动的社会现实的抽象,类意识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促进人与人的联系,人的合乎理性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虽然这些观点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和条理的表述,但其中却蕴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正因为这样,生成于其上的《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马克思整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点。这种新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阐述的共产主义思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达到成熟和展开,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集中阐发。

    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个人或人自己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开始不再抽象地谈论人和社会,而是把人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并且开始建构“社会”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在经济运动中即劳动中,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而直接将人视为活生生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存在、视作有自由意识并开展自觉劳动的个体,这一视角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和起点;人在经济运动中实现对自我异化的扬弃和复归,则直接说明了共产主义是行动而非教义、从事实出发而不从原则出发。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建构新的唯物的历史观,他们将“共产主义者”看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时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共产主义运动要“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即真正将人的自由自觉行动作为解释历史和创造历史的支配性力量。

    同时,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的这种经济活动当作社会性活动来理解。马克思通过引入交往的逻辑,超出了“孤立的人”的困境,并借此阐释了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以及人的活动和享受所具有的社会性,进而揭示了“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的观点(“整个运动”即共产主义这种扬弃和复归的整个运动过程)。“交往”视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并被扩大到世界性交往的范围,进而借此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些观点,从理论上可以直接溯源到对私有财产及私有制的批判上,而这一理论性的批判工作,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异化的批判已经完成,同时完成了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的局限性的揭露,指出它使人的真正本质被遮蔽。

结语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分析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展开了对人的异化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批判,揭露了其他共产主义思想的谬误和局限,指出了共产主义本质是对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揭示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必须在现实的经济运动、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思想。这一思想进路,同样清晰地体现了马克思思想逻辑从主客二分的劳动异化逻辑向具有社会关系属性的交往异化逻辑的跃进。在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阐述过程中,交往逻辑的在场既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也是一种必要视角和分析工具。离开这一视角和工具,则不能全面理解《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全貌,也无助于理解它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回应学界对《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地位的不同评价(成熟论、不成熟论、转变论或过渡论),就对共产主义的上述理解视角来看,显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开始实现或初步实现了思想逻辑的转变,并且已经明显地包含了新世界观的某些萌芽和显现。诚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之后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较之《手稿》的确是成熟之作,但是,《手稿》至少可以称为马克思新世界观产生的一个逻辑基点,其在马克思新世界观创立过程中的价值不应被忽视或低估。

    作者:牛利坡

    文章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