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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我清西分区按照上级指示，为了打通清河、冀鲁边两区的联系，好统一领导渤海平原的对敌斗争，便组织一支武工队到青城去开展工作。 因为青城是离冀鲁边二分区根据地较近的一个县，又是交通咽喉，所以决定从这儿开辟渠道。然而，青城这块地方虽小，敌伪统治却很严，国民党影响颇深，当地群众存在浓厚的所谓正统观念；又由于敌人长期对群众实行欺骗宣传，群众对我军缺乏真正的了解；再加上我武工队对当地情况不熟，因而武工队成立两、三个月了，仍然停留在台子孙、台子陈、水牛李、吕八庄一带，无法深入到青城境内。 当时，我在清河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工作。临近岁末的一个下午，科长王若杰同志告诉我，清西分区来电报要求调我回去，因一时找不到人接替我的工作，所以没有同我谈。这次马副司令来军区开会，今晚要回清西，让我把工作向胡干事交代一下，跟他一块儿走。 我把工作情况和一些文件、材料向胡干事交代完毕，已是黄昏时分了。 清西分区的马副司令；就是原来三支队七团团长马晓云同志，是我的一位老上级。我把工作情况和一些文件、材料向胡干事交代完毕，便来到了他住的房子。 他一见我大声嚷道： “你可真难请呀!”然后笑着在我肩上拍了一把：“青城人成了宝贝啦，咱们要开展青城工作，调你到武工队去，具体情况回分区再谈吧!” 经过两个夜晚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清西分区的驻地——高苑三区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拂晓后，但见周围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交错，气氛紧张的很，分区主力部队也成了“便衣队”啦!离开分区才一年光景，形势竟然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我抗战军民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吃过早饭，分区政委李曼村同志把我叫去，关切地问：“有没有睡一会?”李政委也是我的老上级，他在三旅二团任政委时，兼任政治处主任，那时我是政治处的技术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见面我们就无拘无柬地谈了起来。 他详细地介绍了清西的情况，又对当前的抗战形势作了估计，说：“的确，一年来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了，对根据地的破坏更加严重了，罗团长牺牲后，韩参谋长又牺牲了，部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又加上国民党的游击队都成了汉奸，顽固派成了投降派，我们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 李政委又告诉我青城这地方参加八路军的很少，开展工作困难很大!“眼下参加八路军的大概就你们叔侄二人吧!” 李政委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笑着说：“所以我们请求军区把你调来武工队工作。你地形熟，又有亲戚、朋友、同学等社会关系，工作起来方便一些!” “离开家三、四年了，不知这些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说。 李政委向我投来坚定的目光：“那不要紧，只要能进去，找到一两个人，情况就会弄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是好人，就是国民党、汉奸也可以争取嘛!现在的关键是能不能同青城人接触，只要能接触，就好办，就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领导决定让你到武工队担任副队长……” “刚去没经验，我还是当个队员吧!” “不，还是当副队长。你有这个身份，有利于开展工作，相信你会干得很好的。” 李政委沉思了一下，朝外喊了一声：“小袁”，他的警卫员袁丹挺同志就进来了。李政委指着小袁对我：说：“便衣一时弄不到，你们就换一下吧!” 我穿上小袁的便衣虽然有点大，还算合体；小袁穿上我那身短小的军装后，显出一副啼笑皆非的样子，一边不住地往下拽着衣襟，走出了房门。 李政委又把他的棉袍披在我身上，说：“光一身短衣抗不住风寒啊，再把这袍子穿上吧!” 骤然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眼圈湿润了，“政委，您还是留着……”李政委笑了，一面又将他的一支手枪交给我：“带上吧!” 我更难为情了，恳求政委说：“你留着用吧，先给我几颗手榴弹，以后枪会’有的。”李政委风趣地说：“讨饭还要拿根打狗棍哩，打鬼子没有武器怎能行?带上吧!”又嘱咐了我几句，我便辞别首长启程了。 我哥哥的一个连襟是台子孙人。我打算先到亲戚家落落脚，然后再打听武工队的行止。 呼呼的西北风刮得田野上的枯草颤抖着，大路上扬起一股股烟尘。透过弥漫的风沙，只见鬼子的炮楼矗立在不远的前方，我的心更加沉重了。 眨眼间，家乡的旧貌又在眼前重现，我的父母、乡亲、朋友正在敌人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一个战士的责任就是到他们中间去，唤醒他们，武装他们，跟他们并肩战斗，把青城从敌人的血腥统治下解放出来。 我脚步越来越快，中午时分便来到了台子孙的亲戚家里。凑巧，这天武工队也住在这村，我谢绝了亲戚的盛情款待，催着他把我送到了武工队的住处。 大家正开会，我一进门，几个熟悉的同志不约而同地嚷道：“咱们的老陈来了!”程松林一面热情地跟我握手，一面给孙玉甫队长和李指导员说：“这就是陈绍昆同志!” 。 指导员李苦争显得格外激动，他握住我的手，打量了我一番，笑着说：“绍昆同志，我们正盼着你呢!”接着他挨个作了介绍。 屋子里热气腾腾，笑语阵阵，武工队员们开始研究新的作战方案。 几天以后，我和李临章同志，准备到城东五里之遥的大于家村，找于有德摸摸情况。我跟于有德是同学，据家里人说，我们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 李临章同志是滨县五区常家人，对青城内陆虽不甚熟悉，但也在青城城内读过几天书，认识于有德。我们分析于有德为人老实，学生时期有爱国热情，再加上层层关系，他是会接待我们的。 台子孙离大于家庄有二十来里路。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再加上当地群众长期蒙受日伪军的欺骗，被迫实行“村村联防，户户联坐”。每到晚上，村里有打更的，房顶上有警戒的，冷枪声、棒子响、诈语声彻夜不停，不了解情况的人，想靠近村子是很难的! 一天晚上，我们凭着地形熟悉，绕过沿途村庄，避开交通要道，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来到大于家庄北头，这时已经二更天了。 我们俩贴着墙根往南穿过一条东西大街，于有德家的宅子就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比较整齐的农家宅院，分东西两小院。 东院三间北屋开着小铺子，于有德的父母就住在这里，西院安静些，三间北屋闲着没人住，于有德住在东屋里，东屋南面靠着一间矮矮的过道屋，把东西两院串在一起。我和李临章从宅子南面爬上过道屋，趴在房顶上，探探身子对着窗口低声喊到：“有德哥——有德哥”。 于有德推门出来了，我怕他咋呼出声来，又压低嗓音说：“有德哥，是我!”他猛然听出了我的声音，先是楞了一下，接着匆忙搬来梯子，帮我们下了房，领我们进北屋里去了。他露出又惊叉喜的神色，对我说：“清况这么紧，想不到你们能进来!” 我说：“这几年你在敌人的眼皮下过日子，叫鬼子、汉奸折腾怕了!你要有机会到根据地看看，那就是两个天下了!” 李临章说：“根据地的老百姓都拿起武器跟敌人斗争，鬼子、汉奸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于有德几年来亲眼看到了鬼子、汉奸的暴行，也认清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只是没跟八路军接触过，对根据地的情况不了解，寻不到抗日救国的门路，处在苦闷、彷徨之中。 眼下听我们一介绍，明白了八路军的主张，心里豁然亮堂了，激动地说：“八路军就是好，这下有指望了!”又说：“这院里静，你们住几天吧，我给放哨，不会出事的!”。 “不，我们待一会就走!”我看看天色不早，便向他告辞。 他拗着不肯让我们走，焦急地对我说：“就住一天也好，让俺婶子和你见见面，四、五年了，老人家惦记着你呀!” 我见他说得诚恳，就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母亲带着小妹妹来了。 母亲说我兄弟这腊月十八就结婚，问我回家看看不?一提到回家，我马上记起房客王汝斋，便询问母亲现在他怎么样，母亲说他虽是干伪事，从平素接触还看不出多么坏。于是我在他身上打好了主意。 腊月十八很快就到了，上级党组织决定派李苦争同志陪我回家去一趟。就在弟弟新婚喜日这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县城脚下我的住村，摸到我家房后，翻墙而入。只听到屋子里传来嘁嘁喳喳的说话声，看来没有几个来闹房的。 我让李指导员在过道里隐蔽着，自己就进了父亲住的北屋，凑巧，我父亲正和一个同族大伯说话，一见我回来，又惊又喜，急忙说：“你躲进里屋去吧，这几天你弟弟结婚，家里人来人去的，离城又近……” 一面闭上房门，又问： “就你自己来的吗?”“还有一个同志在外面等着!”父亲一听就急了：“快，把他叫进来，各家房顶上都有人，别叫人看见找麻烦!” 我把李苦争接进北屋，介绍给我父亲。李指导员给我父亲说：“三弟结婚，领导上派我来向陈大爷道喜!”我父亲说： “谢谢，谢谢!这怎么好……”这时我大爷也陪着寒喧了几句，我和李指导员就到我嫂子屋里去了。 这天家里的亲戚并不多，只有我两个姐姐和二姐夫，还有那个房客王汝斋。王汝斋是伪教育科的一个科员，因怕发生事变，便在我家借了一间房子，晚上出城住在我家里。我们就在我嫂子'的屋里，凑在一起说话，我两个姐姐和嫂子也坐在一旁陪着。嫂子还备了几样菜，以酒作引子。 我二姐夫是个买卖人，到过抗日根据地，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知道一些，加上买卖人善说会道，他开口就说：“高苑、长山那边我到过，八路军买卖公平，也没有这捐那税的，地面也平稳，不管是务农经商心里都踏实……” 李苦争接过话茬说：“是呀，咱们八路军和民主政府抗日救国，纪律严明，保护人民利益，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就是对当汉奸的，也是晓以大义，只要他不是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我们也要争取他，给予自新之路!” 王汝斋一听到“汉奸”二字，一下涨红了脸，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嘴角动了动，但没有说话，不时地瞅着我们。我端起酒杯说：“来，喝酒，喝酒……” 李指导员马上举起杯来对着他说：“王先生，咱们干一个!”王汝斋讪讪地说：“我……我酒量有限……” 李指导员早就一饮而尽，倒举着酒杯说：“今天我来绍昆家里道喜，与王先生不期而遇，难得，难得，干!……”大家也附合着劝王汝斋喝下，他推辞不过，只好喝了下去。 大家坐定，李指导员又说： “王先生在城里混得怎么样?”王汝斋的脸色更红了，尴尬地说：“唉，没有法子，只不过混碗饭吃!”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说话，李指导员又说：“人总是要吃饭、的，但看你是吃谁家的饭，端着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管……” 王汝斋说：“我是办教育的，哪个方面来了，都要办教育，教育界是超脱政治的。” “这就不对了!”李苦争说，“教育绝不是单纯教几个字，讲几堂自然、常识、算术、地理，这里边政治可多哩!”李指导员侃侃而谈，阐明了教育有抗战教育和汉奸教育之别。直说得王汝斋哑口无言，我二姐夫、嫂子和姐姐们不时地点头赞许。大家又是你说我劝地喝酒、吃菜。 这王汝斋三杯滚酒落肚，一反拘谨的常态，开了话匣子：“国民党不战而逃，国土沦丧。游击司令遍地而起，打着抗日的旗子，坑害老百姓，咱受了几天教育，又不愿意于那种缺德的事……” 李指导员接过话茬说：“是的!可是坚持抗战的大有人在，有志之士奔走四方，高举抗日的旗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浴血奋战，是敌后抗日的劲旅!”李指导员朝我看了一眼接着说：“在八路军里不是也有咱们青城人吗!” 大家议论了一番，又把话题转到城里敌伪军政组织锖况上去了，这时，王汝斋好象要献功似地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向我们提供了不少城里敌伪的重要情况。 第二天我和李指导员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同父亲、家里人说了一天话，宣传了一些党的政策和抗战形势。 我们经过探亲、访友，掌握了不少青城敌、伪、顽的组织活动情况，认为积极深入青城境内开展活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迫不急待的首要问题。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使当地跟我们接触过的亲友不至于遭到敌人的迫害。我们灵活地改变了战术，到敌伪人员的家里住宿。 一个夜晚，北风呼呼，尘沙扑面，我们武工队的七、八个战士沿田间小径，向徐家村疾驰。走在前面担任尖兵的照例是程松林和孙宝太两个同志。 程松林这年十八岁，身材细长，看上去还有点稚气，但动作机灵敏捷，浑身透着朝气。孙宝太同志原来在一个连里任排长，别看他平时爱说个俏皮话，但他胆大心细，作战勇敢，每次行动他总是掂起驳壳枪说：“走！谁他妈的敢找老子麻烦，就给他来个匣子枪点名!” 不等队长吩咐，他就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俩时而弯腰躬身向前方窥视，时而跑到路旁的坟堆和树林中进行搜索。 我们这支小分队就象一溜旋风似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天佑乡的徐家村。大家在路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 我和程松林、孙宝太先到村内侦探了一下情况，然后回来引导大家悄悄地来到伪乡长的门前。程松林翻墙人院，轻轻地打开了大门，接着大家鱼贯而入。 院内，寂静无声，只有一只狗爬在墙角落里，摇头晃脑地咀嚼着程松林赏给它的那个“金丝馒头”，缠在馒头上的细牛筋已嵌入了它的牙缝，吞不下，吐不出，想叫也张不开嘴，只好发出低微的哀鸣，大概是向他的主人求救吧? 这里住着的徐乡长是个小康人家。他念过几年书，为人和-气，办事精明，所以村里有什么公事，都推举他张罗。天佑乡是个地薄人穷的小乡，虽有几户老财主，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也不愿去担这个风险，因此徐乡长就被抬出来了。如今徐乡长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只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雇一个长工，家底倒也厚实。 队长孙玉甫先查看了院内的环境，吩咐队员们架了扶梯(这是武工队的老规矩，夜晚可登梯瞭望，发生意外可越墙转移)，接着把大门关紧。 我和李苦争走到房檐下，贴在房门和窗户之间的墙根，轻轻地敲了下窗户，喊了几声： “徐乡长——徐乡长——” “谁呀?!”是一个女人惊恐的叫声。 “找徐乡长有点事。” “啊，啊，起来了!”一个男人在忙乱中答应着。 屋内灯亮了，窗纸上晃动着正在穿衣的人影，接着门开了，徐乡长来到门口说：“请进，请进，外面冷呀!” 往常，游击队来号房子，乡丁找他有事，半夜里被叫醒倒是常有，但今晚狗也没叫，长工也没起，心中自然有些疑惧!他打量了一下这伙不速之客，故作镇静地说：“弟兄们从哪里来?” 李苦争圆答：“从东乡来!”伪乡长和他老婆一听到“东乡”二字，不由地一怔!品品说话的语调，望望陌生的面孔，好象大祸载要临头，俩口子脸色“刷”地变了。 伪乡长老婆苦苦哀求道：“老总，他虽挂着个乡长的名字，可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净是给人家跑腿……” 我说：“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我是——”伪乡长一听我这青城口音，不等我把话说完，便若有所悟地装出一副笑脸说：“啊，你是陈先生，知道，知道……” 转向他老婆，“你站在那里干啥?还不快捅开炉子，给弟兄……啊啊，给同志们烧点水喝。” 指导员李苦争对着伪乡长摆摆手：“不要麻烦，我们这次来，一是想跟徐乡长认识认识，再是想在贵舍借个宿。” 伪乡长老婆一听说借宿，急了，忙说：“咱这里窄窄巴巴，脏儿八圾的，还是叫他给你们找个宽绰地处吧!”徐乡长也观察着我们的脸色说：“唉唉，怕不太方便吧，万一走漏风声，城里方面来了人，我担当不起啊!” “请你放心，没关系，我们住在这里还有话对你说呢!” 听了指导员李苦争这段话，徐乡长无可奈何地对他老婆说：“你到孩子们那屋里去吧，就让同志们在这屋里歇着……” 院子里留下警戒以后，我跟队长、指导员准备同伪乡长谈话，其他的同志就上炕睡下了。年轻的武工队员们，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仍然生龙活虎、精神抖擞，但一躺下眨眼就闯人梦乡，睡得又美又甜。 我跟队长、指导员围桌子坐下，我给伪乡长作了介绍，他连连点头说： “久仰，久仰……”又递烟又倒茶忙个不停。我也顺手拉一个椅子让他坐下，说：“徐乡长，请不要客气，坐下谈吧，我们打扰你了!” “哪里，哪里!”伪乡长又一阵寒喧。 “对徐乡长我们也久闻大名，今天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不敢当，不敢当，同志们有什么吩咐，小弟甘愿效劳!” 李指导员接过话头，讲起了当前的抗战形势，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汉奸的无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申明我党我军的抗战大义，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徐乡长，你不要忘了是中国人呀!我们谅解你的处境，也希望你能为人民做点好事，象三国里的徐庶一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嘛!” 看看天色不早，孙玉甫队长说：“天不早了，歇会吧，明天你还照常到乡公所办公去，我们天亮后就在你家休息。请你告诉家里人不要出去说，跟平常一样，该干啥干啥，外面有动静，就给我们报个信!” 他盯了徐乡长一眼，又说：“我们相信你不会干出坑害人民的事来。当然，你要干，也由不得我们!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要是鬼子来了，不光你那锅、碗、瓢、勺打个稀巴烂，恐怕这房子也要冒烟……” 徐乡长听到这里，沉默了半天，有气无力地说： “你们放心，我不会干那种断子绝孙的事，请同志们别到外面去，贵军初来乍到，碰到哪方面的人都不方便……” 孙队长说：“我们照顾你的处境，就谈到这里吧!还有一件事，我们带着给养，叫大嫂子帮着做一敞就行，你不要张罗别的，省得招来麻烦!” “是，是，同志们委屈了!”徐乡长立起身来，向后退了一步又说： “那我就失陪了……” 第二天下午，徐乡长比往常回来得早，一进门就到了我们住韵房子，介绍了不少情况，直到二更天我们才悄悄地离开了他的家。 青城一区各乡都留下了武工队的足迹，连王家庄敌人据点下面的中学也成了我们宣传抗日的讲坛。此后不久，我们又在青城南关开了一家茶馆作掩护，建立了情报站。还争取了伪保安大队的翻译官，建立了内线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及时得到情报，摸准了敌人的活动规律，硬是象一把犀利的尖刀插进了青城。 “八路军过来了!”“挎着一色的盒子枪，对老百姓可和气啦!”武工队的活动，神话似的在群众中流传着。 敌人很快发觉了我们的活动，出告示，下通令：“通匪者严加治罪!”一面离间群众与武工队的关系，一面又派出大批伪军政人员强行拉夫派款，逼着群众在数九寒天挖沟，阻挡八路军西进。 我们武工队活动在敌人眼皮下，要想召集更多的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那可真难啊!敌人的愚蠢行动使我们如鱼得水，为我们对厂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帮了大忙。被强拉来的民夫白天在日伪军的监督下挖沟，夜晚就住在台子孙、台子陈、水牛李、吕八庄一带的小村里。 这些村地处边沿，人心向着我们，武工队动员这些村的群众热情接待民夫，并配合武工队一起分头插进民夫驻地，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商量对付敌人的门道。民夫们白天挖时磨洋工，夜里下力气填，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挖成，只好不了了之。群众受了教育，又少吃了苦头，还捞着早回家过日子，心里喜欢得不得了。 敌人失败一次狠毒一分，更加紧了清乡、治安，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形势越来越恶化，武工队要坚持发动群众抗战，又怎么办? 敌变我变。敌人使新的招数，我就用新的办法，武工队又确定了行动方案：到敌人后方去。 严冬已过，大地回春，晚风象飘荡着的轻纱拂面而过，夜幕降临了。我们十来个武工队员来到了码头据点附近的周家，准备访问小学教员周阜青。我在一九三八年与这人相识。过去，他曾抱着满腔抗战热忱参加过国民党游击队秦启荣的队伍，因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忿忿不平而弃职回家，面对民族垂危、河山破碎的时局，终日彷徨迷惘。 当他从梦中惊醒听到我的叫门声，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啊呀，是你呀，快进来!” 一道灯光破门而出，映着门口的十来个武工队员。程松林机警地跑进屋子，遮住灯光，大家也都跟了进去。 周阜青一边穿衣一边兴奋地说：“是东风把你们吹来的吧，早就听说你们到了一区了!”又转向我说：“你让民夫捎来的信接到了，我一天到晚盼你们来二区呀，终于盼来了!请坐，大家都请坐……” 我说：“来是要来的，就怕给你们找麻烦呀!” “没有事。老百姓被鬼子、汉奸糟踏苦了，都盼着你们来砑，过去既怕鬼子又怕八路……” “八路有什么怕的?” “怕共产共妻呗！自从挖沟回来，老百姓看到了八路军，脑子开了窍，现在不怕了，你们干得好呀!” 指导员李苦争以他那雄辩的口才，．铿锵有力的言词，稳健而清晰的语调，向他讲解世界和中国的战局，说明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则中国必胜；坚持分裂、’妥协、倒退则中国必亡的道理，阐明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奋斗纲领，指出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 周阜青细心地听着，品味着，憧憬着祖国的黎明，不知不觉天将破晓。他弟弟周俊青端来了一大盆面条，盛情难却，大家只好吃将起来。 不久，周阜青参加了革命，在我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后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我们趁机在二区、四区一带活动了几天，又建立了不少新的关系。 武工队的活动日益扩大，影响越来越深，抗战工作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发了芽，开了花。一九四四年三月，吕八庄、水牛李两个村的年青人参加八路军武工队的事传开以后，不几天就逐渐波及张家庄、前后赵、台子于、万家洼一带，集合了三十余人，成立了青城一区区中队，青城人民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诞生了。 到了六、七月份，当满坡桑林起纱帐的时候，西部二区和北部的四区也相继建立了区中队。青城的广大农村已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里，鬼子的据点已陷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国民党的保安四团被挤在黄河岸边的董家沟、段王家一带，龟缩保命，青城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武工队、区中队等抗日武装由夜间活动转到白天，由秘密转为公开。队伍扩大了，武工队的不少同志被分配在各区中队担任了领导工作。 有一次武工队在四区活动。刚吃过早饭，孙玉甫同志告诉孙，宝太，今天清河镇逢集，又是个端午节，可能赶集的人多一些，让他和老徐、小张去逛一趟，碰到“牵牛队”就赚点“外快”，也顺便看看青惠公路上有什么情况。 清河镇离县城足有十五里，座落在青(城)惠(民)公路的西侧、黄河南岸的大堰上，逢五排十的大集。街上有几家茶馆、饭店，还有一家杂货铺，虽比不上河北大清河镇的买卖火暴，但也算得上一个象样的镇子。这几年兵荒马乱，年景不好，河北的土匪又常来骚扰，集市呈现一片衰败景象，直到半头晌，赶集的人才陆续进街。 他们三人一色农民打扮，小张走在堰顶上，老孙和老徐顺着堰根，朝清河镇走去。 来到清河镇村头上，老孙和老徐同乡亲们打着招呼，就随着人群进了街。小张朝坐在村边柳树底下乘凉的一个老头那儿走去。快到跟前时，那老头猛地站起来，向四周瞭了一眼后说：“咦，你不是张同志嘛!”小张点点头：“刘大爷，是你呀!”两个人就坐下聊起来了。 这刘大爷是清河镇人，家里只有两亩碱场地，小麦收不了斗儿八升的，早就拾掇完了，地里又没有什么活干，愁着日子没法过，就来到这大柳树底下散心。 他和小张在挖“封锁沟”时就认识了，后来在镇子上又见过面。小张说：“刘大爷，你怎么不赶集?” “咱又没的买，没的卖，赶啥集?” “天这么旱，这年景够呛!” ”一年两个春，柴米贵似金，又象民国二十九年一样，是个大歉年啊!”刘大爷一面扳着指头说：“今年正月十三和腊月廿日都是立春，闰节气，春脖子长，天灾人祸老百姓没法活了!” 刘大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对小张说：“你们的大队伍还不快过来，咱们这里要是成了根据地该多好!” 是啊，在根据地里，没有投降派，没有土匪，平时汉奸也不敢出来闹腾，八路军实行了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虽然处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但老百姓都丰衣足食。鬼子来扫荡，大家坚壁清野，遇到灾荒，民主政府就组织大家生产自救，互相调剂，对重灾区进行救济，老百姓不至于挨冻挨饿。 小张一面给刘大爷介绍根据地的情况，一面信心百倍地说： “八路军已经进了青城，鬼子、汉奸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啦!” “那敢情好!”刘大爷说到这里，突然用下巴朝村头一示意，惊恐地说：“你看，李纪升那小子来了!”小张机警的目光一闪：“好，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狗日的!” 李纪升是黄河滩的斜李家人，他和梨行董家的董振明拉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跟国民党挂上钩，取得“特务营”的番号，董振明当营长，李纪升当副营长。他们住在黄河北岸的惠民县边境一带，经常过河来青城境内掠夺耕牛，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殷切盼望武工队铲除这帮祸害! 眼下，李纪升这小子送上门来了，正好得手，决不能叫他当了漏网之鱼! 小张盯着李纪升进村之后，匆忙告别刘大爷，便追上去了。李纪升穿一件白蚕绸单裤，黑府绸小褂，后边跟着两个传令兵，大摇大摆地往前走。 集上的人稀稀拉拉的，李纪升就格外显跟。当他走到街心时，正和老孙、老徐打了个照面，互相警觉起来!这小子刚要摸家伙，小张在背后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 李纪升大吃一惊，刚要回头，觉得脊背上被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撞了一下，接着两支铁钳般的手抓着他的两臂别了个“烧鸡”，他腰里的驳壳枪也被夺走了。他再偷眼往旁边一看，两个传令兵早已拐进一条胡同溜了，他脑袋上开始冒汗，腿也软了，用哀求的目光望着老孙和老徐，喃喃地说：“别误会，别误会!”孙宝太狠狠地瞪了这小子一眼：“谁跟你误会，老子是八路，找的就是你!” 李纪升被擒了。周围的群众站着一动也不动，谁也没吱声，脸上都流露着喜悦的神情!后来，这个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武工队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各区中队的干部也来参加。会上，阎川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地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指出当前的斗争任务就是凭借青纱帐起来的机会，对敌人展开有力的夏季攻势，拔除敌人安设在我根据地内和边沿地区的一些据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讲到我们在青城的战斗计划时，阎川同志告诉大家：扫清外围据点，巩固广大农村，使二分区(原冀鲁边区)和六分区(原清西分区)联成一片。 具体作战方案是：先拔掉王家庄据点，尔后视形势发展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当前我分区主力集中作战，又有武工队和各区中队的配合，人民的大力支援，攻克王家庄据点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阎川同志细致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对武工队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掌握敌情变化，每天向军分区报告一次，遇有紧急情况及时报告；二是对王家庄据点周围地形、工事构筑等方面的情况周密侦察，绘制详细地图，限五日内完成上交。 与此同时，他布置二区中队对码头据点、四区中队对徐家台屋据点及青惠公路负责监视敌人的活动情况。一区中队监视青城，另派一个侦察小组到城南监视周(村)青(城)公路的情况，但不得与南关情报站接头，以免暴露他们。 毛家据点由三区中队负责监视。这样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包围之势，有力配合分区主力部队攻打王家庄据点。 大家听了阎川同志的讲话，顿时活跃起来了，纷纷表示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近一年来，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深入到青城广大农村，唤醒了在敌人铁蹄下忍受屈辱的人民，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保护了群众利益，完成了上级党交给的战斗任务。 但是由于青城外围据点的存在，我们的活动仍受到一定限制，据点附近的树庄仍时常遭到敌伪军警的骚扰，尤其是与二分区的联系还没有畅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啊! 现在王家庄据点和其他几个外围据点即将拔掉，青城县据点被包围在抗日军民的汪洋之中，象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很快就要沉没下去，青城的敌我态势将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想到这些，武工队员们怎能不兴奋而又激动呢?! 一天傍晚，五、六个武工队员随着荷锄而归的农民，来到潘家村的北头，隐蔽在老乡的院墙内，观察着王家庄据点周围的情景：从村边到据点外壕，近千米的田野光秃秃的，因为敌人禁止在这片土地上种高苗作物，只有零零落落的豆秧还速不住地皮，几棵树干被敌人涂上了粉白的石灰，坟堆也推平了。 据点内的建筑被单调的土黄色的围墙遮掩着，矗立的炮楼高高耸在中央，一面“膏药”旗无精打彩地飘在半空。 夜幕降临后，队员们又悄悄地摸到了据点外壕边，匍匐着身子左右移动，透过月光观察着据点外围的鹿砦、铁丝网、围墙犄角的暗堡、枪眼……都看得一清二楚。 武工队员们爬着爬着，一道道白光从头顶上闪过，这是敌人的手摇发电探照灯。战士们谁都明白，探照灯是好对付的，只要趴在地上不动，那玩艺就不起作用了。 围墙上不时传来问答口令的声音和哨兵的窃窃私语，前边发现有两个晶莹发亮的圆点，原来是一只野狗狺狺地叫了几声，向远方逃去了。 “干什么的?”“啪啪啪!” 伴随着敌哨兵的吆喝声，子弹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接着又恢复了寂静，只有秋虫发出冷冷的长鸣。在敌人据点的北面，两个小组汇合了。我们迅速撤进王家庄村里，又引起了一阵狗的狂吠，接着又是一阵枪声… 孙队长、李指导员和侦察回来的几个同'志伏在桌子上，把侦察的情况和内线关系送出来的资料进行了仔细核对，一张王家庄据点的防御工事详图和一份敌情报告在八月四日的上午送到了分区司令部。 八月十日这天，到青城赶集回来的人说，这天各堰口都设了卡子，盘查很严。人们纷纷议论着什么据点被八路打开了，鬼子死了多少，俘虏多少“黄狗子”，拉回了多少死尸……敌人闻风丧胆，大概已经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了! 傍晚，集结在石槽一带的青滨大队、青惠中队和青城一区中队提前两小时开了晚饭，天一擦黑开往青城方向去了。青滨大队和青惠中队到青城北关和东关担任打援任务，一区中队去南关袭，扰敌人。 武工队的同志们，有的带分区首长和各级指挥员摸到王家庄据点前去看地形；有的去组织抬弹药抬担架的支前民工来到适当地点。大约九时许，战斗打响了，步枪声、机枪声、炮声夹杂着战士们的呼喊声震憾大地，鬼子的炮楼在浓烟烈火中瑟瑟地发抖! “轰隆隆!”敌人一发炮弹打穿了指挥所的房顶，一包炸药被引爆，我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同志被震得昏厥，这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曼村政委抖了抖身上的灰尘，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战斗。当马副司令牺牲的噩耗传到阵地上时，战士们悲愤至极，都纷纷表示决心：一定全歼敌寇，为马副司令报仇! 这时，我们的爆破小组已经靠近了鬼子的炮楼，接着一声霹雳般的巨响，鬼子连同岗楼一起飞上了天。月亮刚刚升上树梢，战斗胜利结束了，消灭鬼子五名，俘虏伪军一百七十余名，缴获机枪两挺，小炮一门，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支。 王家庄战斗的炮声传到青城、徐家台屋、毛家、码头等据点，鬼子、伪军闻风丧胆，拿起电话想询问各据点的情况，电话叫不通，城里派出的增援部队刚钻出大北门，就被我打援的部队顶了回去。 八月十一日早晨，天刚麻麻亮，徐家台屋、码头、毛家各据点的伪军不约而同的弃寨而逃，在我各区中队的袭扰下狼狈窜到县城里去了。 在庆祝扫清青城外围据点的凯歌声中，青城县委宣布成立，接着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青城抗日民主政府，打通了二分区(原冀鲁边区)和六分区(原清西分区)的联系，一个抗战的、民主的新青城，迎着胜利的曙光，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陈绍昆同志简介：山东省高青县青城镇（原青城县治所）施家庄。1921年11月出生，1939年2月参加工作，1940年2月加入中共。1937年就读山东省立惠民乡师，10月初日军占领德县（今德州市）后，回乡任小学教师。 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七团宣传队员、战士、班长，清河军区第五游击大队宣传队长，山东纵队三旅八团三营八连党支部书记，山东纵队三旅八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技术书记，清河军区政治部统计干事，青城武工队副队长，青城一区中队指导员，青城四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区中队指导员，青惠独立团二连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警备七旅十三团政治处组织干事，十纵二十八师八十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十纵二十八师政治部秘书，十纵二十八师炮兵营教导员。 建国后，历任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炮兵团政治处主任，二十八军炮兵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志愿军炮兵七师二十一团副政委，沈阳高级炮校政治教研室主任教员、教育班主任、学员大队副政委，宣化炮兵学院学员班主任，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政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山西侯马五〇一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二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1978年9月离职休养。 1955年8月授少校军衔，1961年晋升中校军衔。1957年6月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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