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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件影响东亚大陆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大事——总兵力不足二十万人的八旗铁骑，只用了短短二十年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征服了拥有上亿人口、经济和文化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的明代中国。 要知道，在明朝覆灭五十年前的万历时期（1573—1620），国家的综合国力一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除了在社会、思想、文化、对外贸易等领域出现了较大进步之外，明廷还通过“万历三大征（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丰臣秀吉的“大东亚野望”）”，稳定了国家内部以及国际周边局势。因此，有学者认为，“明清易代”是一件“原则上不可能发生，然而真实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灭亡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如何梳理明清易代的深层次原因？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1）“不可能之事”，真的是纯属偶然吗？1）亡于内忧，还是外患？ 不少国内学者认为，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坦诚说，这种观点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多尔衮在《与史可法书》中就指出，“国家（清朝）之抚定燕都（北京），乃得之于闯贼（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朝也”。  李自成 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起义绝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明朝的灭亡更不是“纯属偶然”。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所招致的最终结果。 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四十二年（1614）间，明朝境内相继爆发了十余次较大规模的兵变和民变。 天启七年（1627），自陕西至广西沿线各地，均爆发了声势较大的农民起义。其中，陕北地区的起义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进入崇祯六年（1633）冬后达到高峰。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灭亡。  农民军进北京，一路势如破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简言之，这些人认为，如果将明朝的覆灭单纯“归咎”于农民起义，是不全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军是明朝统治的“终结者”。 在当下，学界普遍将明朝的覆灭，归咎于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官僚阶层与军队的腐朽堕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明朝灭亡，到底冤不冤？）。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观点不准确，但任何一个都似乎很难单独地解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放得更远，以“全球化”的视角来关注明朝的“灭亡问题”。  影视作品中的农民军和明朝豪绅形象 2）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像明朝一样崩盘 值得玩味的是，与晚明一样，与中国相距遥远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也在十七世纪中叶了爆发了一系列“不祥事件”。更为“巧合”的是，如果将时间线向前延展半个世纪，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彼时的英国同样处于国力巅峰。  斯图亚特王朝 1588年，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即位。她依靠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支持，稳固王权，恢复新教法案，大力发展航海贸易和殖民事业，并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树立起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并在1600年主导创建了东印度公司。 与此同时，英格兰文化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蓬勃发展，相继涌现出了以莎士比亚、培根等为代表的文化巨匠。另外，国家人口也从1485年的220万，飙升至1600年的400万。因此，英国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伊丽莎白时期”和“黄金时代”。 不过，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末期，旷日持久的英西战争、爱尔兰危机、农业歉收和饥荒、议会反专利权的风暴以及不健全的地方政府和中央官僚机构的腐败、社会下层的贫困、流离失所的难民，让国家局势变得日趋微妙了起来——显然，这一现状也和明代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1603年，终身未嫁且无嗣的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在临死前，她暗示愿意让接受基督新教教育的表侄孙，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566—1625）继承英格兰王位。伴随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都铎王朝被斯图亚特王朝所正式“取代”。 与伊丽莎白一世不同，英国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多位君主，几乎都是“道德堕落和能力低下者”。 历史学家霍利迪认为：“詹姆斯一世的继位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因为）他是一个粗鲁、自负、迂腐的君主。那个谄媚的枢密院，其伦理道德之衰败，已在莎士比亚的很多伟大悲剧中有所反映”。  詹姆斯一世（1566—1625） 至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00—1649），尽管在即位之初，做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王权、整顿纲纪的努力，但是，他“不仅像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并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还“笃信自己的权力是天赋的，并将最终大权交给自己挥霍无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汉公爵”，因此，相关改革收效甚微。 当然，他最受时人诟病的，非其主导推行的宗教改革莫属。具体而言，查理一世对清教徒进行了残酷镇压，不少清教徒作家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等刑罚。另外，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与议会的关系维系乃至为人处世等层面，这位仁兄同样让人一言难尽。  查理一世（1600—1649） 1642年8月，一直与议会不睦的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祭旗，第一次英国内战正式爆发。1647年3月，议会军攻克了查理一世在威尔士的最后一个据点——哈莱克城堡。至此，第一次内战以议会获胜告终。 查理一世被击败后，国会希望他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不过，他对此并不买账。同年11月，查理一世从纽马克特逃至南方的怀特岛，并秘密同苏格兰展开了谈判并缔结了秘密条约。另外，他还与控制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的长老派取得了联络，并加紧煽动各地王党叛乱，最终挑起了第二次英国内战。 与第一次内战一样，查理一世再次被击败。1649年1月30日，时年49岁的他以“背叛国家和人民”的罪名被处决。  被处决的查理一世 3）两大王朝迅速崩盘的几个“共同点” 首先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直接矛盾。 在明朝后期，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谓尽人皆知。实际上，在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同样“精彩纷呈”。 实际上，早在都铎王朝后期，国家一直就为财政问题所困扰。在当时，政府在名义上隶属于王室，相关开支要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鉴于政府和王室开支的不断增加，国王不得不大肆举债。 尽管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王室基本上抹平了“欠账”。不过，伴随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王室开支再度出现了巨额增加。数据显示，截至1606年，债务已经飙升到了60万英镑。为了“填坑”，他不仅设立了一些新税目，还大肆依靠卖官鬻爵增加收入。一系列“蜜汁操作”下来，使得王室权威和社会风气急转直下。 查理一世即位后，同样因为征税问题与议会爆发了多次激烈冲突，甚至在1628—1639年间直接解散了议会。与此同时，他不仅依靠卖官鬻爵来扩大财政收入，还恢复了詹姆斯一世设立的各种税目，并实行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内陆，甚至重提王室过往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  英国内战主题绘作 其次是大规模民变的爆发。 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圈地运动引发的官民矛盾就已经变得极为激烈。对此，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在其著作《乌托邦（1516）》一书中辛辣地指出：“羊原本是温顺的动物，但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 数据显示，在1455—1607年间，英国中、东部的 24个郡共圈地516676英亩，占到了土地总面积的2.76%。不过，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实际圈地的面积数要远比官方的统计数据大得多。 为了保证税收和兵源，政府尽管相继颁布了不少禁止圈地的法令，但收效甚微。为了防止农民反抗，政府又同时颁布了严酷法令，旨在惩办流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批穷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前往美洲谋生。  Robert W. Weir 1843年油画《船上（五月花号）的清教徒》 不过，只能留在英国本土、数量更多的英国穷人，选择揭竿而起。数据显示，以林肯郡骚乱（1536）、求恩巡礼骚乱（1536—1537）、西部叛乱（1547—1549）、凯特叛乱（1549）、怀特叛乱（1553—1554）和北方叛乱（1569—1570）为代表的六场骚乱，沉重动摇了都铎王朝的统治。 到了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最终爆发了长达9年（1642—1651）的内战。最终，战败的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所有的这一切，似乎又能依稀看到晚明的影子。 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 4）欧洲和东亚大陆，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当然，基于疆域、人口、地理环境等角度看，中英两国存在着明显差距。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遍地狼烟的状态。换言之，英国的乱局，更像是“欧洲大乱斗”的集中体现。 除了英国之外，法国境内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反对王室统治的斗争；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地，相继爆发了寻求独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即便在德国、荷兰甚至瑞典境内，均出现了规模不小的暴动事件。 举个例子，总人口只有60万的法国“小镇”普罗旺斯，在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变和起义事件，1635—1660年更爆发了156次，即便在1661—1715年间也多达110次。客观地说，如此大规模的民变和起义，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加泰罗尼亚起义主题绘作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除了明代中国之外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境内，也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局面。 先看朝鲜。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经历了壬辰倭乱的朝鲜，爆发了极为严重的水旱灾，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一直都没有“缓过来”。 1624年初，“李适之乱”爆发，叛军一度攻占了王京汉城。尽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百姓生活变得更为困苦。1627年和1636年，八旗铁骑两度南下，朝鲜王朝的统治遭遇到了最为严重的危机（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朝鲜孝宗总想“反清复明”？）。 《南汉山城》中的清朝官兵 再看日本。进入十七世纪后，日本境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到了17世纪40年代，“宽永大饥荒”（1642—1643）爆发。根据日本史料记载，“自江户至京洛，北国沿线人马皆饿死，道路上躺满了尸体”。与此同时，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 为了谋求生路，很多百姓只能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是子女；一些人选择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充当流民。 揭竿而起的日本百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亚和欧洲境内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族（国）际战争。 在东亚地区，先后爆发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即明缅战争（1576—1606）、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明清（后金）战争（1616—1644）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2）。 席卷了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让各国损失了大量人口。数据显示，在1621—1632年的十年中，瑞典死于战场上的军人高达5—5.5万之多，在1633—1648年间的阵亡人数更是前一个十年的两倍。 在德意志地区，当时的史学家们认为，“三十年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可能达到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最新的统计数据指出，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约15—20%，其中在“主战场”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符腾堡等地，半数居民死于战争。 一言概之，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 “三十年战争”主题绘作 2）明朝灭亡背后的自然因素那么问题来了，以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居然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难道是巧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基于全球化的视角看，自然因素与“初具雏形”的全球化进程，同样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 1）气候恶化：明朝灭亡的导火索 资料显示，自十四世纪开始，北半球的气候出现了转寒迹象，并于十七世纪达到极点。具体而言，十五世纪初截至19世纪末，全球相继出现了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和1720—1830）和三个寒冷时期（1470—1520，1620—1720和1840—1890）。 其中，以十七世纪为最为寒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对于明代中国而言，这一变化表现更为显著。对此，国内学者总结了明朝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
数据显示，晚明时期几乎是“最冷的”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的第五个小冰河期的“杀伤力”最为巨大。具体而言，在1571—1644 年间，北方大部均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异常低温天气，如36次初霜、雪期提前，终霜、雪期推迟的现象。 其中，1620—1640 年是最为寒冷的时段，比如北京的冬季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2℃左右；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初霜期比现在提前了30天以上。 气候显著变冷，使得北方大部冷冻频发，灾情严重。综合各地地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最早可追溯至嘉靖（1522—1566）前期，从万历十三年（1585）开始变得愈发显著。 资料显示，万历四十八年（1620），山东'十月，大雨冰，地厚尺许，树枝皆折，鸟兽多饿死'；河北'五月戊寅，喜峰口雪三尺（1638）'。到了崇祯时期，灾情达到了新高峰，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才有所缓解。 “天下无敌”的大明朝，几乎进入了至暗时刻 除了降温以外，干旱也是激发全国性民变的重要因素。 结合资料看，整个十七世纪，是近五百年来三次持续干旱中最长的一次。众所周知，明代中国的北方大部份地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温度的升降与降水量息息相关——气温升高则降水就多，反之则降水少。 鉴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因此，温度的变化对粮食产量、水旱灾爆发的频率以及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和烈度，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粮食产量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当下的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明朝，损失的幅度甚至更大。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旱灾就已经成为了令明廷抓狂的自然灾害。进入万历年间，旱情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以东北为例：
因为明朝一直对东北女真诸部奉行高压政策，动辄以闭市相要挟，使得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为了生存，旋即发动了针对明朝的劫掠战争，并最终建立了后金政权（拓展阅读：传统的“华夷观”，是如何让明朝走向万劫不复的？）。 另外，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的北方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小冰河期”对我国北方地区的负面影响，远比南方大得多。于是，饱受天灾困扰的华北人口，开始大规模的向南方推移。北方地区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双重下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满洲入关的可乘之机。 明朝时期的东北集市 大面积的降温和干旱，最终招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蝗灾和瘟疫。 先看蝗灾。崇祯九年（1636），大规模的蝗灾爆发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1637），蝗灾向西扩展至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山东及江苏北部地区，并很快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 从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蝗灾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一度抵至江汉平原。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地区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了重灾区。直到崇祯十四（1641）年，华北蝗灾开始出现了减退迹象，但长江流域的蝗灾却颇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才“告一段落”。 遮天蔽日的蝗虫 再看看瘟疫。由于大规模流民的出现，瘟疫在明朝后期变得日益猖獗（拓展阅读：瘟疫与社会大变革：黑死病是如何改变欧洲的？）。 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合计19次，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其中，始于崇祯六年（1633），最早爆发于山西的鼠疫最为恐怖。 崇祯十四年（1641），瘟疫传到河北，并随着起义军和流民传至更多地区。同年，鼠疫传到北京。史载，该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进入后半年，疫情更为严重，“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电影《大明劫》剧照 面对天灾，北方人民的生活变得极为困苦不堪。根据士人郑廉（1628—1710）《豫变纪略》中的记载， “崇祯三年（1630）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在西北，当地百姓的生活足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崇祯二年（1629），陕西籍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里面有这样一段：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1942年河南大饥荒旧影 因为天灾，各地民变频发，流寇猖獗。 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在陕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电影《大明劫》剧照 实际上，即便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南方，也未逃过气候剧变导致的灾难。宋应星（1587—1661？）就指出：“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坦诚说，无论是崇祯皇帝还是沉迷与内斗的明朝官僚机构，根本不具备解决如此恶劣局面的能力。由此可见，当我们讨论明朝的灭亡问题时候，“天灾”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2）不容忽视的“全球化”进程 西方学界认为，十七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 有学者指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 工业革命，让欧洲迅速腾飞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以白银为基本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陆续发展起来了。进入十七世纪后，明朝的货币白银化也宣告完成。这就意味着，明代中国被正式纳入进了世界货币体系，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明朝经济的发展，愈发依仗境外白银的输入。具体而言，白银输入的变化态势，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十七世纪前半期，明朝的白银输入量一度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于是，一些学者认为，“白银输入量的震荡，也可视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截至目前，这一观点并未成为国内学界的广泛共识（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明朝的倭寇这么狂？）。 明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臣 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随之而来的国（族）际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也能以更短的时间迅速传播至世界许多地区，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火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迅速传播，使得一些原本国力相对弱势的国家和地区政权，也能够建立和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向大国进行挑战。因此，明朝的“边疆局势”并不牢靠，明廷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来对付这种局面。 更为不幸的是，明朝军事改革的主要成果，几乎全部落入到了敌手后金（清）手中，最终让中国历史被彻底改写（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 明清易代，终成定局 3）尾声西方学者认为，十七世纪亚洲的经济崩溃，远比欧洲同期的社会动荡更具威胁力。其中，以明代中国最为严重。 具体而言，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明朝全境大旱，百姓民不聊生，可朝廷依然横征暴敛，最终激起大范围民变，这给了东北的建州女真以“发育”的机会。进入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也先后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同时，明朝灭亡也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能以一个“偶然事件”来进行考察。要知道，如果单纯以“中国视角”来评价“明清易代”，很多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一言概之，自然灾害以及衍生出的大饥荒和大瘟疫，不仅让明朝折损了数百万的人口，更让明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最终被“后来者居上”的清朝彻底摧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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