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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徵纂修《四库全书》，到创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周永年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功勋，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常常觉得，以我们今天的粗浅研究，真的是愧对了这位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汪汪如千顷之陂的济南先贤！ 林汲先生“自谓文拙，不存稿”（桂馥《周先生永年传》），故其生平事迹大多淹没在茫茫的历史烟云中。探赜索隐，去伪存真，委实难度不小。 本专栏《济南大儒周永年》系列作品，拟从周永年的家世、生平、社交、师友、著述、勋业的多维度、多层次入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私淑情怀，将先生生平伟业予以全方位展现，以期无限接近这位刊落华藻，独含内美的文化巨人的生存环境与内心世界。 做起来吧，一步一步地…… 这是侯林、侯环撰写的一篇旧文，发表于2020年第三期《济南职业学院学报》上。它是依据可靠文献，在学界首次予以披露周永年成功创办藉书园的唯一一篇论文（传统认识皆以周永年创办失败告终），当时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感谢《济南日报》《济南时报》当即以突出版面予以摘要发表报道。关于藉书园，笔者近年又有诸多新的发现，并将另文发表。今将此文收入《济南大儒周永年》系列作品一书，并将全文电子版通过《风香历下》分两次推送，以飨读者诸君。
周永年画像 在距今二百五十年的清乾隆三十年代，济南学者周永年与桂馥合作，于济南五龙潭畔创建起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此后，无论历史记载，还是古今专家论证，皆言此举以失败告终。其实，藉书园之宏大事业败而未终。本文以最新发现的翔实文献证实，在首次失败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周永年与其后人弃产营书，历尽艰辛，二次创业，终于实现宏愿，藉书园藏书楼雄立济南朗园贤清泉上，公开开放,供人借阅传抄，嘉惠士林近百年之久。清代乾隆年间，济南学者周永年与桂馥合作，于济南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然而，藉书园坚持了不长的时间，以失败告终。其后二十年，周永年经过不懈的努力，藉书园终于成功。尤其可悲的是，周永年尽管成功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而历史与后人却错误地将其塑造成了失败者的形象。人们不了解他的第二次最后的成功，却是记住了他的第一次的失败。存在,只能放在时间中才能理解。否则，便永远是一笔不可理喻的糊涂账。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从他第一次创建藉书园时开始梳理，然后方可在时间与逻辑的链条上，看清他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苦难，以一个“阔于世故”的“书呆子”的痴情与韧性，终于在有生之年将这一举世伟业创造成功的。毋庸讳言，多年以来，学界对于周永年及其藉书园的研究，历来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与环节。截止目前，藉书园于何时、在何地所办，又是因何种原因失败，均语焉不详或莫衷一是。然而，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在逻辑上需要先廓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周永年何以要毕平生之力去建藉书园？为什么天下的士子成千累万,唯独他会产生这种天才的想法，并且，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最终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的？我们认为，概括起来，可有四点，盖书之用、书之难、书之方、书之志是也。这首先要从周永年的独特人生经历说起。周永年，字书昌，一字书愚。清雍正八年（1730）出生在济南东流水巷一个商人家庭。周永年自幼聪颖，唯嗜读书，“少长，于书无所不窥。”（尹鸿保《书周征君逸事》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杂缀二》）他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买书。在四、五岁时路过书店，竟掏空口袋的钱物购买了一本《庄子》。他在泺源书院的老师沈起元称：“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之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意者。”（沈起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三十词臣十六周永年》） 书影：沈起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三十词臣十六周永年》
由此可知，周永年的想法首先来自“唯嗜读书”的经历：他由此感悟到图书的无上价值,此为书之用；并且深切体会到了读书人的无书之苦,此为书之难。二是他的“儒藏”理论与实践，使他终于一步步摸索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书之方”）。关于儒藏，应该首先提及明代藏书家曹学佺。他认为道教与佛教都有自己的专门藏书，即《道藏》与《大藏经》。因此儒家的典籍也必须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收藏。建立儒藏。周永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自汉朝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私人所藏之书浩如烟海，但大多散失殆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藏书都为一己之用而不能广泛传播，使得许多书籍“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万世。”（《林汲山房儒藏说》 见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杂缀二》）而开办“藉书园”，亦即借书园，正是让书籍“藏之天下”“藏之万世”的途径与方法。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无私胸怀与顽强毅力，这不是一般的推己及人，而是济世渡人的博大情怀，其要义在“为天下”“为万世”，为天下读书之人铺路请命在所不辞，为万世文化之薪承传光大鞠躬尽瘁。桂馥尝在周永年去世后的回忆碑传里谈到：周永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碑传集》卷五十《周先生永年传》）只提筑藉书园事，但未详何时何地？据道光《济南府志》之“桂馥”本传：桂馥于“乾隆戊子（乾隆33年，1768）以优行贡成均……教习期满，选长山训导，奉委在省监视泺源书院，复与济南周书昌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见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宦蹟六国朝长山“桂馥”）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宦蹟六国朝长山“桂馥”
原来是，桂馥于乾隆三十三年优贡入京师国子监，教习期满，当为三十四年，选为济南府长山县训导，但他未去长山上任，而是奉上峰委派，留在济南，担任泺源书院的监院（位置次于山长或曰掌院、主讲），于此期间，他与周永年创办了藉书园。由此可知，藉书园初次创办时间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于今刚好250周年。已故学者徐北文先生认为藉书园“地址是在五龙潭畔”（《林汲山人周永年》《徐北文文集》89页，济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结论是颇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三，一是此处距离周永年的家东流水巷很近，便于管理。二是此处有空闲地，这是最关键的。刚好20年后，桂馥又在此潭之西筑潭西精舍，想是此处既有空闲，又先曾在此筑藉书园，“轻车熟路”也。三是景致胜地，深为周、桂及文人雅士所喜爱，易招致来者。不过，在无确切文献的支持下，此亦断不可视作最终结论。有三：一是书籍量少，吸引力差。周永年虽自幼嗜书并有所积累，但其时尚为求取功名途中的书生（乾隆25年庚辰顺天副贡，第35名），据其师沈起元所记，周永年二十五岁时有书数千卷（沈起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三十词臣十六周永年》：“周生永年，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生今年二十有五。”）此为乾隆20年，此后又十余年，估计亦不足万卷，而桂馥家世代为孔府的洒扫户，积书亦不会多，加上桂馥所出，计万卷左右，这作为私藏是一个数字，但办图书馆，是远远不足的。二是要务缠身，无暇顾及。且不说桂馥作为监督，抽身不得。且看周永年的科考时段，周永年为乾隆35年庚寅顺天乡试第八名；乾隆36年辛卯进士。乾隆34年，显然正是他准备、奔波、忙碌于顺天乡试、接着是会试、殿试的关键时刻。这样的终身大事是不敢稍有怠慢的。三是经验不足，疏于管理。图书公开开放，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周、桂二人缺乏管理经验是必然的，同时，济南也缺乏适应这一变化的读者，以致书籍流失相当严重。我们可从桂馥的这番话中品出丝丝寒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本来是大公无私地作“公益”事业，却不料是这样的下场，“力屈”，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有的，可惜用尽了也不济事，最后一句“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显然有对自己书籍流失的痛苦与怅惘。 今之五龙潭 王琴摄影
在总结了第一次办园失败的教训之后，周永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再次创办藉书园的步伐。乾隆三十三年夏，周永年与桂馥书，约其往青州辟藉书园。桂馥《题萧尺木画卷稿》有记：“昔登蒙山……时周书昌寄书，邀余往青州辟藉书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周永年考中进士，改归铨部，遂出都门回到济南等待安排。此时，周永年一心筹建藉书园。曾前往徂徕山选址。桂馥有诗可资为证：“徂徕山色好，独往置田庐。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送周进士永年》 《未谷诗集》卷二）乾隆三十七年，曾任禹城知县的南川人（今重庆南川区）、好友周士孝（号松厓），理解他的抱负与追求，特意要在莱芜县景致最好的肃然山之阳，为其建别业借书园（此可见周永年已经明白家须与园合一，以便于管理）于是周永年急忙赶去考察，准备重建借书园。（“曩者壬辰之秋，南川家松厓明府，将为余置别业为借书园，余素耳肃然山阳丘壑林庐之美，因往游焉。”《王母刘太孺人八十寿序》，清刻本《林汲山房遗文》）许是此地距都市较远，不便士子借书查阅，后遂作罢。 书影：《王母刘太孺人八十寿序》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被荐，与邵晋涵、戴震征修《四库全书》。此时，周永年的风光与荣耀达于极致。据其好友章学诚称：“一时学者称荣遇……二君者（周永年、邵晋涵）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易风俗矣！” 书影:《周书昌别传》，清刻本《章氏遗文》卷十八
显然，周永年成了领一代风潮的“学术明星”，他完全可以过上一种众星捧月式的安逸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偏不。弃产营书，也许一般人理解不了这四个字的份量。这是一条不归路，它令人想到的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传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此时的周永年除了精心修纂《四库全书》，还为筹建藉书园做了三件大事：京都不比历下，其书源显然要丰富厚实得多。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此时王培荀的祖父寓居北京，恰与周永年是邻居。他称周雇了四个仆人，专门为他收购图书。甚至连王家的仆人都要协助打理（“与先王父交善，……有仆四人，专为收掌。先王父在都日，寓舍比邻，朝夕过从，家仆田升亦代为经理。所刻书，多寄余家代为消散。”）每次回济南探亲，周永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惟有满船满车之书。好友桂馥有《送周进士永年》诗写此情境，至为感人，中有句云：“声名动日下，君心冲若虚。脱然返故乡，惟载满船书。”“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传之得其人，犹胜儿孙愚。”最后，桂馥将周永年的壮举称为“千古之心”（“送君千古心，樽酒空踟蹰。”）实为知音一遇也！周永年利用纂修《四库全书》的方便条件，借出馆里的书，将桂馥叫到北京，雇上十余名书工，日夜不停地抄录（“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傭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深知学者无书之苦）无独有偶，此时恰逢周永年好友李文藻来京公干，竟也一道加入抄书的行列。李文藻有诗专述其事：“两月住京华，与君无暂闲。借钞中秘籍，手少傭为艰。（《六月十五日出都留别钦州冯伯求季求、历城周书昌，次伯求见赠韵二首》之二，李文藻《桂林集》）尤为感人的，是周永年尤其关注山东学者、诗人的遗书遗稿，一旦发现，即为之刻印刊行，如山左著名诗人王苹的文集《蓼谷文集》、张元《绿筠轩诗四卷》、《贷园丛书初集》十二种等山东名家作品集，数不胜数，皆是周永年出巨资为之刊刻行世。王苹《蓼谷文集》，周永年发现于肆市而购得，李文藻在《蓼谷文集序》中，称自己对周之义举“重有叹焉”，“盖（王苹）先生以诗名播于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此四册者，出先生手录，更无副本。若其后人不鬻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袭藏之，或蚀于蟫，啮于鼠，毁于火，糜于屋漏之水，则先生之能文，终无知者矣。又使鬻于不知文者，恐仍有数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齐丘其人，又必窜为己作。则是集之遇书昌，谓先生死而无灵，可乎？”文章曲折尽意，层层递进，却又真实可信，感人至深。“忆君有言曰：“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其与不刻奚异？”尝太息以为名言。” 书影：周永年《贷园丛书初集序》
而周永年聚书、购书的过程，更是历经挫折、苦难乃至灭顶之灾。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曾经记下周永年的四次失书的重大磨难：其一：先生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堂官某求暂留借观，未数日而其家籍没，书遂入大内矣。其二：（先生）出门每以五车自随。在德州书院将归，以书寄朋好处，逮返，而其书尽为人窃去。其四：子东木，名震甲，为河南太康令。以二千金往江南买书以归，家中无人，戚某守宅，书籍、古玩、字画尽为所鬻。及归里问所藏，即零篇断简，无一全者。真是一部购书史，几多心酸泪。周永年失书，除了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所遇非人。然而，有时在朋友处亦复如此：“先生在日，尝以钞本三十种质于四川李雨村。雨村遇逆匪之变，万卷楼被火焚，未尽者亦被人抢去。”“家酷贫，赵渭川助以金，并赠诗云：'髯翁贫病今犹昔，时欠长安卖药钱。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论者谓绝似先生行乐图。与先王父交善，尝以商彝托先王父代售，其清况可想。”空着肚子，太阳老高了，连早饭都吃不起，你能想象这是一位名噪全国的翰林所过的生活吗？如果不信，还有他的同好李文藻在京师亲眼所见周永年的窘迫生涯，而作《六月十五日出都留别钦州冯伯求、季求，历城周书昌，次伯求见赠韵二首》，我们且看其二： 书影：《六月十五日出都留别钦州冯伯求、季求，历城周书昌，次伯求见赠韵二首》之二
为了购书，他竟然“积债如山”，令人好不心痛，于是李文藻慨然道，多么希望周永年能登上有权有势的“要津”，使他的借书园大业能够实现啊：“好古苦无力，此情不能删。望君登要津，刊布传通闤。”哲人云：选择，即是命运。是为社会大众，还是为一己私欲；是为中华文化，还是为金钱财货，是为千秋后世，还是为一时之快，前者意味着受苦受难，而后者则是富贵安享，周永年毅然选择了前者。他在有生之年，断然舍弃了人世间的享受与幸福，一刻不停的聚书，向着创办藉书园的目标艰难跋涉、砥砺前行、顽强奋进。 书影：《赠周林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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