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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是“印外求印”的开创者，所以，要说“印外求印”，我们还从赵之谦的印说开去。 
叶铭先生（1866—1948）在《赵撝叔印谱》序中曾说：“⋯⋯善刻印者，印中求印，尤必印外求印。印中求印者，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印外求印者，用闳取精，引申触类，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二者兼之，其于印学蔑以加矣。⋯⋯吾乡先辈悲庵先生，资禀颖异，博学多能。其刻印以汉碑结构融会于胸中，又以古币、古镜、古砖瓦文参错用之，回翔纵恣，唯变所适，诚能印外求印矣……” 这里明确指出赵之谦的创作，是篆刻的更高级创作模式，即“印外求印”！“印外求印”即摆脱秦汉及战国古玺等古代实用印章的素材，从原本非印章艺术领域寻求创作素材，并结合篆刻特有的艺术特征，使之成为具有“创新”性的篆刻作品。赵之谦的“印外”，不仅局限于古币、古镜、古砖瓦文，还向汉代碑刻求法，并将这些素材融会贯通，并“参错用之，回翔姿态，唯变适从”，成为更高级的篆刻艺术作品。比如本文要讨论的这方“灵寿华馆”：
这方“灵寿华馆”的边款中明确注明：“法《鄐君开褒余（斜）道碑》为均初刻，悲盦记。”这里的“均初”，指沈均初，即沈树镛，清代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赵之谦曾作多方此印），川沙城厢（今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官至内阁中书，生平收藏书画、秘籍、金石甚丰，尤对碑帖考订精辟。是赵之谦真正的“金石”挚友。这里的《鄐君开褒余（斜）道碑》（“褒余”是蜀地地名，一作“褒斜”）。即《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又称“开通褒斜道刻石”和“汉中太守钜鹿鄐君褒斜道碑”等，或简称“大开通”，无撰书人姓名，现藏于汉中博物馆。
《鄐君开褒余（斜）道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约东汉明帝永平六年至九年间（公元63-66）刻，记载汉中郡太守鄐君开通褒斜道“为道二百五十八里”的事迹。文字书法属古隶一类，以篆入隶，点画简直，古拙朴实，无波磔修饰，因自然磨泐，更显笔画瘦硬，深勒于石壁。其文字结体外紧内松，开张纵横，气势饱满。如果把隶书分为“篆隶、楷隶、草隶”三类，则《鄐君开褒余（斜）道碑》是典型的“篆隶”一类。赵之谦之所以说“法《鄐君开褒余（斜）道碑》”，正是取方整开张之势，使全印获得了气势饱满的艺术效果。他所借用的，正是《鄐君开褒余（斜）道碑》的古朴、方整、开张的气息。不仅是挺拔劲健的线条，还有充满位置的壮阔轮廓，这都使四字获得了摩崖才有的顶天立地、气横八荒的雄壮气势！
另外，四个字依其位置，顶格撑满地位，保持“外紧”的结体，这一方面借鉴了《鄐君开褒余（斜）道碑》的气息，另一方面，也是白文印“必逼于边”（吾丘衍《三十五举》语）的形式需要。可以看一下《鄐君开褒余（斜）道碑》的两个“外紧内松”的字：
这两个字都是极尽开张，特别是“通”字内部的“甬”部，极尽开张与“膨胀”，逼得外部的“辵”部紧促得只有一线位置，这是外部的“紧”与内部的“松”的结合。“开”字，外部的“门”架开了架势，极尽宽阔，内部的“开”字得到了自由“呼吸”的空间。“灵寿华馆”印内空间的灵活自由，也与《鄐君开褒余（斜）道碑》味道相同：
“内松”被巧妙利用：1、由此获得了明确的疏密对比，形成了视觉冲突，获得了审美效果；2、有些笔画得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由此与方正呆板的字形形成对比，搅动了死板的印面文字，破除了板滞。合起来，赵之谦把《鄐君开褒余（斜）道碑》文字的结体特点与气息全部“印化”为“灵寿华馆”印面的精彩。“印外求印”的确是更为高级的篆刻创作方式，它可以使印人有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并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境地，但“印外求印”的难度却相对较高！因为它既要真正“消化”印外素材的审美特征（不管它来看“印外”何种艺术形式，都要求印人对这种艺术形式有较深的理解和消化能力），又要将这些审美特征与篆刻艺术完美结合，完成“印化”。要真正做好“印外求印”需要非常高的金石学修养，赵之谦也提醒过打算“印外求印”的印人，“印外求印”并不容易，稍不注意就会“堕入恶趣”。在“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一印的边款中，赵之谦写道：
“此蒙游戏三味，然自具面目，非丁、黄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所以，“印外求印”固然是较高级，较自由的创作方式，但印人在走向“印外求印”时，要时时小心自己，不使自己堕入“恶趣”，创作出相对恶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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