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学的研究成果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极为重要。本书的基本认识，均在此文提示之下形成。而本书努力的方向，亦在于尝试解决文中提出的“商周之变”的问题。分封是西周王朝政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分封制是西周政治结构中的最基本内容。“商周之变”开端于周人分封，“商周之变”的完成伴随着西周“王畿—封国”政治体系的成熟。文献所见西周封国有130余个，本书希望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抓住重点，从徙封入手，考察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发生与演进，及其对姬周王朝制度、文化方面的影响，尝试以动态视角理解“商周之变”这一先秦史基本问题。
一、 分封制与“商周之变”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即“商周之变”。理解“商周之变”，是理解中国自上古早期国家向成熟的大一统王朝国家转型的关键。西周研究，不论是历史视角，还是地理视角，最终都要面对和解决这个“商周之变”的成因及相关机制问题。这一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可以说不亚于内藤湖南所提出的揭示中古与近世之间剧变的“唐宋变革”论。但如此大的问题，在提出后，后续还需要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入手的具体论证才能成立，也才能为理解中国历史提供有效支撑。空间与地理是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所以空间结构和地理形态也应当是讨论“商周之变”问题中不可或缺的角度。
王国维讲商、周间之区别，即首先从二族兴起地域不同的话题谈起。称：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第452页。）
在王国维看来，东、西两大区域的分立是上古政治中最重要的基本结构。夏、商两族都是东方族群，生活地域一致，因此夏、商两代的制度文化接近，朝代更迭过程中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周人则不同，他们是西方族群，与商族生活区域不同，所以制度文化上也天然存在差异，所以商周易代之间发生重大变革。显然，地理因素在王国维对“商周之变”的解释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但是，区位还只是笼统表达，想解释商、周二代政治的巨大差异，需要多角度的分析。依王国维所言：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第453页。）
商周之变是制度之变，而制度需要通过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中运行而逐渐确立。商王朝与周王朝之间的区别，是松散组合与结构性关联之间的性质差异。这是商周之变中最重要的一变，也是造成商周王朝制度面貌巨大差异的关键原因。商代国家形态是“方国联合体”，而秦汉国家能进入“大一统郡县”的阶段，其中西周起到了最关键的酝酿和转折作用。西周王朝与封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夏商时期有较大不同。虽然封国在行政上与后世郡县相比堪称独立，但周王朝与封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松散，正相反，周王朝设计了一些制度来实现对封国的控制，（例如仪式上的或文化上的，如在分封仪式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赏赐命圭，《周礼·玉人》载“命圭九寸”，郑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国语·吴语》“命圭有命”，《史记·晋世家》“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命圭是王朝对于封国册封的凭证，也是王朝告知诸侯其统治权力获自王朝的名物，命圭之赐，就是从仪式上确立了王朝与封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在受封之后，王朝还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与封国之间的联系。《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云“（王室对诸侯）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虽然仅说王朝对诸侯的功绩加以记载，传之后世，但显见之理推而可知，若诸侯有过也会载之史籍，遗于子孙。）周王还会定期巡狩或不定期到封国境内视察；即《孟子·告子下》所云：“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封国对王朝的义务，不仅有接受军事调遣、按期交纳职贡，还包括妥善组织封国内政。天子诸侯之间的政治往来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王畿—封国”的结构形态。“王畿—封国”产生于西周封国政治进程当中，也参与塑造王朝制度内容，用近年日本西周制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学者松井嘉德的表述，“王畿—封国”结构是西周政治地理的“基盘”。（［日］ 松井嘉德：《周代国制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附录第67页。）
王国维描述周王朝状态是“其余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棋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在分封制下，周王朝呈现出“王畿—封国”的结构。周天子封建诸侯，是故西周天下呈现“王畿—封国”的格局。在王国维看来，周代与商代在制度上的首要差异，就在于周推行了分封制，即其所言：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第453页。）
在这段表述中，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丧服制这些被认为是周王朝的制度基础。封建子弟、天子诸侯君臣分际的分封制，则是这些制度的衍生活动。这些制度是西周政治的基本内容，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他们确实产生于西周时代，而且成为后世的政治法则。这些制度与其内在结构在传世文献中常被称作“周礼”。但因为传统文献中，除史部内有一些对“周礼”与周代制度的讨论外，经部文献中对“周礼”还有相当庞杂的讨论。为了论述上能比较简洁，也更凸显这些内容的“制度”属性，本文尝试以现代语言，称其为“姬周型制度”。
同时，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个需要不断反复掂量的问题。王国维认为“立子立嫡”之制是整个“姬周型制度”的源头，其他几项都由此衍生。以当时的史料，从后世的视角，审视西周制度已经定型的结构，王国维的判断无疑是合理的。不过，此说提出后的近百年间，西周各时段、各区域的新材料、新认识不断丰富，已经初步具备从西周280余年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姬周型制度”的条件。而若从过程的角度，或许可以反过来理解王国维的论断，即后世在制度结构中居于中心的“立嫡立长”制及与之配合的“宗法”“丧服”制这些行为规范，是在维持“封建”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确立的，而对新获土地实现军事占领的“封建制”，才是新制度得以产生的契机。
王国维也曾勾勒西周分封之法的出现因由，“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第452页。）可见他还是以周人兴起于西方为前提的，因为伐殷是远离故土而克新地，武王克商后返回故土，没有即刻抚有东方，是故有武庚之乱。平叛后，周人为控制东土而分封诸侯，所以，分封制是周代因为需要控制大片的新获土地而新发展出的制度。而回顾夏、殷易代之际，因为二族生活区域接近，没有经历如此惨烈的战争，所以也没有必要通过分封来占领新获土地，所以“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附别集）》卷10，第453页。）
但是，整体比较完整、内容又很丰富的制度如何形成，即使最伟大的学者，也很难以一言蔽之。虽然在后来漫长的历史记录中，周王朝制度的形成过程逐渐被浓缩，“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常见说法，似乎有周一代的制度在西周初年即被“创制”，但若对其他朝代制度史研究成果稍加参考即可理解，朝代间制度的变化往往呈现“延续—调整—新发”的节奏，殷、周之间的变革由一人一时实现有悖一般认识，也不符合近年来越来越多新见西周史料中呈现的复杂状态。“姬周型制度”的建立应当是个漫长的过程，周天子及王室不仅要利用封建诸国间接控制新占地区，同时也有直辖地区需要经营。封国的发展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态，不断生发出新的制度需求，周天子王廷在应对过程中日益成熟，可以说，是两大性质的区域间的互动拉扯培育了“姬周型制度”。
若想更贴近西周时代，从回应王国维所指“殷周之变”经典问题的角度分析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王畿—封国”是一个更简洁、直接的模式。“王畿—封国”的结构是西周王朝经历数百年发展，在制度设计和历史事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的空间形态，既区别于之前商代“方国联合体”的形态，也长期影响了后世王朝。
分封是西周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自文王初封子弟起，历武王克商，到成康时期周王朝已经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封国。《逸周书·世俘》篇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憞国九十又九国……服国六百五十有二。（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4《世俘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4—436页。）
《吕氏春秋·观世》篇则云：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0页。）
虽然可能是后世夸大之说，但仍可见当时的盛况。在传统文献中，分封也称为“封建”，意为“封邦建国”，这与五种社会形态说中的“封建社会”概念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进入现代史学阶段，分封问题主要包括西周分封这一历史事件范畴内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性的，也有史实性的，内容复杂，涉及面宽，几乎触及西周社会历史的所有方面。所以，分封问题是西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以分封为研究对象，能通过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为切入点来把握西周政治。此选题虽然难度可知，但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并且能结合新材料与新理论，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制度与空间是紧密互动的。在不同地区，分封制会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模式。西周的分封，不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具体实施，都是制度与空间交错的异常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本书要提出一个“封国格局”的概念。所谓“封国格局”就是封国之间的态势和布局。其中“态势”指的是封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表现为封国间的地位高低和互相交往的密切程度，而“布局”则指的是一种地域关系，体现为王朝政治疆域内的封国又在实际上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区域，每个区域内的封国在历史渊源、国家面貌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各个区域与王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从整体上看，西周的“封国格局”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封国与族群之间的普遍关系形成的态势，其上一层则是各个小的区域性封国集团之间的态势。这种比较复杂的层次关系，是由于西周时期特殊的“国家结构”造成的。在西周，王朝与封国之间并不是标准的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有关前辈学者对西周王朝与封国之间关系的讨论，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书中已经进行过很好的总结，分别将西周王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归纳为“盟主、共主与城市、城邦林立的国家结构”“共主诸侯等级制与中央邦统治万（庶）邦的格局”“实行分封制政治统治，没有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关系”“君臣关系与中央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地理格局”“君主专制与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地理格局”等几种观点。这些关系提出的年代和依据的理论模式不同，有些有着当时的学术史背景。从现在一般学者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来看，西周王朝与封国的关系，基本上是王朝分封诸侯国，并且对诸侯国具有一定的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但同时，诸侯国也保有一定的自治性。）而是一种比较微妙的过渡性结构：西周王朝已经实现了向“诸侯之君”的转变，但保有旧的“诸侯之长”时期的浓厚传统。在这样的国家结构下，封国除了与王朝之间存在上下行关系外，由于内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互之间也具备一些形成横向的、同级行政区域之间联系的条件。而由于这一时期交通和通讯手段还非常原始，政治统治技术也比较简单，国家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地域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封国之间普遍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论性的存在，而区域性的封国集团才是西周政治中产生切实影响的因素。所以，本书所讨论的封国结构，重点还是前面所说的后一个层次，即地区间封国集团与王朝之间及地区间封国集团内部的态势。
在春秋时期，封国格局比较明朗，我们能够划分出以齐、楚、晋、郑等几个国家为代表的东方、南方、西方和中原这几个大的封国区域，但是，这样一种格局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西周最初分封时的面貌？如果有所差别，那么，这种格局演变的动因和手段又如何？推动这种演变的力量究竟来自王朝还是封国本身？这些问题，不仅是让我们无法释怀的困扰，而且也都是西周封国史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症结。
在封国格局发展的进程中，表面上看，区域性封国集团的主体是封国，但实际上，真正推动整个封国格局演变的力量还是来自王朝。这一点，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西周“国家结构”的特殊性。首先，从根源上看，封国出自中央王朝的分封或褒封，（西周分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土之封，即赐给受封者土地、人口，命其去当地进行统治；另一种是无土之封，即受封者本身已有土地、人口，王朝承认其已有，不再另赐，称为褒封。）新封封国的国君统治权力获自王朝自不待说，即使是褒封的国家，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对其已有权力的确认，但从权力的流向上看，也可以算是源自中央的授予。第二，王朝对封国也确实具有实际的控制能力。这一点，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末年都有例可查。在周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周初王朝对于管、蔡等国的征伐。这一史实已经无须多说。（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页。《史记》卷35《管蔡世家》，第1565页。）管、蔡在周初位在三监，又是天子至亲，应该属于大国之列，能够勾结武庚发动大规模叛乱，说明当时管、蔡国内军事实力也比较强大。而王朝迅速起兵，“杀管叔，而放蔡叔”，这说明周王朝在军事上对封国有着足够强大的控制能力。而各封国对王朝也需承担自己的义务，金文中记载诸侯出兵随王朝进行征伐之事屡见不鲜。班簋中记载的吴、吕（据后文考证此处吕国实际所指为山东齐国，详见附录三。）两国，晋侯苏钟记载的晋国，都是接受王朝的调遣派兵参与征伐。这些铭文我们在后文中都有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做更多说明。从铭文中我们能够看到，王朝对封国的军队，不仅可以征召，而且对包括国君在内的人员可以直接进行调遣，说明王朝对封国的控制最起码在军事上是很直接的。除了军事之外，我们还看到有王朝参与封国内政的事例。如周夷王时曾因纪侯之谮而烹齐哀公，并立其弟静为齐侯；古本《竹书纪年》夷王三年载：“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公羊传·庄公四年》载：“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史记·齐世家》则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981年，第53页。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6，庄公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226页。司马迁：《史记》卷32《齐世家》，第1481页。）周宣王先废鲁太子括而立少子戏，后又杀鲁君伯御而立称，（司马迁：《史记》卷33《鲁世家》，第1527—1528页。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页。）王朝可以亲自插手封国的国君废立之事，且齐、鲁都不是一般的小国，而是位高爵重的东方大藩，实力雄厚，王朝对其尚且如此，对其他国家自不待言。第三，周王朝是封国格局的最初设立者和控制者。封国格局所确立和调整的对象，是代表王朝政治利益不同方面的封国集团，这种格局的演变，将对王朝政治产生直接影响。如果说，单独封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其目的还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发展，那么，地域性封国集团由于内部特征和利益已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其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向主要就指向了王朝一层。整个西周王朝政治疆域内的地域性封国集团的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每一部分的变动都会成为影响王朝政治的重大变局。对于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周王朝必然要直接对其进行设立和调整。
既然封国结构演变的主导力量来自王朝，那么，由王朝直接授命进行的封国徙封，就应该是封国格局调整的最主要手段。从春秋时期的情况看，众多的封国分布在北至燕山、南到太湖、西起关陇、东到大海的广阔范围内。但春秋时期这样的分布并不是分封伊始就确立的，西周时期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受封后离开原有封地迁至他处，这种现象从周初分封后不久即出现，至王朝末期依然存在。地点变更是将徙封过程中的诸多要素集成于一体的关键问题。西周不少重要封国的封地都曾经发生过变化，这种变化对西周封国格局和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一个既有人文内涵又具地理要素的问题，是研究早期地理空间面貌及人地关系的最佳切入点。
许倬云在《西周史》“诸侯徙封的例证”一节中对西周封国迁徙进行了统计，他提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明确列出迁徙的国族有“蔡、卫、晋、郑、吴、秦、楚、杞、邾、莒、许、西虢、邢、罗、阳、弦、顿、鄀、犬戎、鄋瞒”等20个，但实际上，《春秋大事表》中提到可能曾经迁移的国家，还有“凡、郜、吕、毛、徐、薛、邓、杜、樊、韩、胡、扈、滑、霍、祭、贾、江、蒋、绞、介、芮、申、沈、北燕、莱、巢、聃、根牟、骊戎、黎、梁、六、鲁、潞氏、牟、邳、蒲姑、仍、邿、鄋瞒、骀、滕、无终、息、向、小邾、须句、荀、有鬲、邘、原、越、郧、鄫、鄣、斟灌、斟鄩、钟离、州、铸、巴、偪阳”等60余个，许倬云接受了顾栋高考证的结论，总结认为“几乎有名的周初姬姜各国，均在这批迁徙的名单上”。（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68页。）台湾学者陈槃以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为索引对西周封国进行了研究，也指出，西周诸国迁徙，不仅数量多，而且距离长，动辄数百里，或至千里以上。（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后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页。)许、陈二位学者将封国迁移问题在分封研究中进行了强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成规模、大范围的活动，势必会对西周政治产生影响。
变更封国的地点，即对封国的地域进行调整，该地域因素正是封国格局中形成地域性封国集团最为基本的条件。近三百年间王朝通过对封国进行徙封，来调整不同地域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以使封国格局朝着对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对徙封加以研究，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平台上观察当时整个王朝封国格局，而又可以将不同时段地域间的态势贯穿起来，从而把握整个西周封国格局演变的动态过程。
但许氏所列顾氏的考证，也存在一些问题。各封国迁移，从现象上看都是由一地移至另一地，但实际上，各国迁移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封国受命于周王对所封之地进行改换，有的则是封国出于自身原因进行迁移，有的仅仅是都城的变化。西周封国的封地面积虽然在分封后可以随着国家的开发而有所拓展，但所封地理位置作为受封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王朝对封国还存在着较强控制力的西周时期，其迁移转换——特别是关乎王朝安全或发展的重要军事要塞、交通线等地点上的国家迁移变化——恐怕不会随意而为。这种地点的变更，即使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据，也应该承认其是接受王朝命令的结果。上面所列60余国诸种状况混杂，国家的迁移与都城的迁移、夷狄族群的迁移与封国的迁移未加区分，问题虽已提出，但依然面目模糊，难以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历史脉络。
在封国地点变化问题的研究上，以往学者多从某个具体国家入手考证其地理转换，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因为古地理学中“同名异地”与“同地异名”的难题而使得论证繁难。当然，其间也形成了很多不易之论。但从西周政治史的研究角度，我们最为关注的是，王朝对哪些封国进行了徙封？这种徙封伴随着周王朝怎样的历史进程？徙封形成了怎样的封国格局？对周代政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封国是西周政治框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西周政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变革几乎都会涉及封国或依托于封国展开，以往研究对于封国政治发展的这些细节鲜少考究，对西周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难免限于宏大叙事。本文希望能缩小尺度，比较精细地从封国角度展开对西周政治史的分析。
封国是最具先秦时期时代特征的政治地理问题。封国的存在，使得先秦时期的政治与秦汉以后的统一帝国郡县制明确分开。封国分封地点的选择体现了早期人类对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而封国迁移中异质的耕作方式和文化进入一地又必然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随着封国的发展，河流流域间逐渐发生了政治联系，且地理上形成的密集封国区域对后世一些地理观念及早期地理文本的形成也都产生了影响。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是对封国地理问题逐层的深入开掘，也可以说展现了整个中国早期历史地理问题的逻辑线索。周振鹤曾经谈及政治地理学研究需要探索的一个内容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西周封国徙封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个角度的一项实践。
研究封国徙封，可以对西周一些主要封国在始封时承担的王朝政治任务加以回溯，进而为此后各封国在独立发展中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寻找某些根源性的原因。这是历史地理视角与政治史视角互动的一次研究尝试。以往有关周王朝分封诸侯国的目的，叙述比较笼统，常常会“一言以蔽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817页。）重复出现在千年以来的各种文本当中。但这种拱卫藩屏的作用在各个封国的身上如何实现？王朝对于不同地点的封国，是否赋予不同的任务？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应该在研究封国历史时加以注意。当然，这方面的材料确实很少，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徙封时能将单独的国家置于整个封国格局之内通盘考察，那么每个封国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环境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封国在王朝政局中的角色和任务也就有可能被把握到。
已有研究对封国后来所展现的不同面貌也都十分关注，但从最初政治角色和任务的角度来分析的文章不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能够为封国面貌的形成提供某种更为深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两重维度的解释。通过对徙封的研究，我们能够梳理封国的地点变迁，廓清西周封国地名混杂、地点不清的情况，从而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个地理的舞台。
而受封初期封国的特性，不论是地域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可能会对封国在未来发展的走向产生影响。春秋时期，各封国已经在各自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特色，这种特征到了战国时期则更加鲜明。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齐、鲁两国的区别。鲁国本封在河南鲁山，徙封在周公东征以前，地点是山东聊城一带。这一地区是山东与王朝联系的枢纽地区，王朝将鲁徙封至此，是为了牢牢掌控这一要地，并以此地作为东方战场的后盾。所以，鲁国是王朝在东方地区的政治代表，在面貌上需要保持周人的特征。而其后，鲁国的政治文化面貌深受周王朝影响，一直是最具周人政治文化特征的国家，即“周礼尽在鲁矣”。（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2，昭公二年，第2029页。）而与其毗邻的齐国，本封在山西霍太山，东征战争之中徙封至山东潍弥河流域，此地是东夷势力的核心区，王朝将齐徙封至此，就是为了能够顺利攻克并占领这一地区。所以，齐国可以算是王朝在山东地区军事力量的代表，而不以政治文化为重。（详考参见下文“鲁国”“齐国”节。）所以，齐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充分吸收了东夷地区的文化，“因其俗，简其礼”，（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后世在政治文化面貌上与鲁国有很大的差异。
西周时期非常特殊，各个地点的地名实际上还处于增加和变化的过程中，以往对封国徙封的研究长期以来都不充分，故对于导致地名变化的原因和变化的进程都不够明确。而在考清一些封国徙封的情况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一些地名的出现和转移是在什么时间、通过怎样的路线发生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有可能为西周史研究提供更好的地理舞台。
二、 徙封与西周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
西周的空间范围，主体为今陕西、河南两省全境，兼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和甘肃东部。从山脉上看，西周王朝政治疆域西部有六盘山地，东部有沂蒙山地，北部有燕山山地，南部有江南丘陵，疆域腹地则包括太行—中条山地、秦巴山地和伏牛—桐柏—大别山地。从流域上看，主要包括渭水流域、洛水流域、汾水流域、沁水流域、济水流域、泗水流域、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也兼及海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分封制是西周政治的基本框架，封国是西周政治的基本单元。同姓、异姓、庶姓是西周封国的基本分类，三类封国在政治地理的功能上分别侧重于农业、交通和资源。
西周封国在空间上是动态的，封国变动不居，迁移变动并非偶见。这首先是一种时代特征，在编户齐民的秦汉时代来临之前，各政治单元的流动性可能远比目前已认知的要显著。流动性大，涉及面广，引起位置变化的原因和形式也较多元。在先秦文本中，对于封国地点改换的记载和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相对直接的材料有宜侯夨簋、邢侯簋，以及《诗·閟宫》《诗·崧高》两篇周代宗庙祭祀诗。这些文献同时涉及西周封国迁移的一些共同细节特征，能够互证，但描述时使用的词汇却比较多样，并未标准化。而后世文本中，封国位置变化则多被概括为“徙封”，并且被认为主要由周天子主导，存在直接的政治或军事目的。“徙封”虽然是战国以后形成的一个概念，但所指代的内涵确实是西周封国位置变化诸多起因中涉及封国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直接的。西周王朝通过对封国持续不断的徙封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完善统治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分封制也伴随着徙封及各类封国位置的调整逐渐完备。
从政治地理演进过程的结果来看，周王朝的政治疆域大致呈现为“王畿”“小东”“大东”“畿南”四大区域，在动态过程中还曾出现两个小片区：小东的附属地区“晋南”和畿南的附属地区“南阳”。西周王畿的主体是宗周与成周两个王都之间的狭长地带。在西周封国动态发展过程中，王畿没有徙入封国，而是各姬姓封国初代封君所出之地。王畿被封国区环绕，与封国区互动，边缘一直是变动的。
西周的小东主体为古黄河荥阳以下河道两岸、太行山东麓二级台地，北界为燕山，南界为荥泽，东界为济水古河道，西界为太行山。西周的大东主体为鲁西南山地四周，北界为济水，南界为淮水，东可达海，西界大致在古汴水、鸿沟水一线。畿南则包括宗周王畿以南的汉水流域和成周王畿以南的淮河流域，以及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之间的连接地带——蝶形盆地南阳。
在周公成王东征以前，晋南是西周建国之初势力拓展的目的地。它处于宗周与“小东”两处政治、经济最繁荣地区之间，是丰镐与大邑商两大邑落群之间的桥接地带，武王时期于此地封有多个姬姓诸侯，这一地区是这一阶段政治地理布局的重心。而成康时期，在政治地理的重要性上，“小东”变化最为剧烈。“小东”的范围原本是晚商政治版图的核心区，包括安阳殷王族区、郑州商遗民区和沁阳田猎区。东征后，“小东”徙入四个封国，分别是卫、邢、燕、韩，虽然全部都是姬姓封国，但随着雒邑的设立，成周王畿的发展，“小东”的政治功能上逐渐边疆化，地位也逐渐边缘化。这一阶段重要封国自晋南徙出，晋南也一度成为王朝政治疆域的边缘。
到昭穆时期，“大东”地区在王朝政治地理演进过程中凸显出来。“大东”的范围包括晚商的商丘旧族区和东方夷人区。西周徙入“大东”的封国有鲁、郕、郜、茅、吴五个姬姓封国，齐、杞、宋三个异姓封国。在山东西部大片湖沼北侧的菏泽、济宁一带，以及与之相连的河南商丘地区，原本生活着华夏旧族。山东半岛东北部的潍弥河流域，原本生活着东夷人群。昭穆时期，王朝强势扩张，持续通过军事行动来巩固对“大东”的控制，周王朝的封国牢牢控制了当地。在王朝的重压之下，夷人迁离，沿淮西进，带动了淮河北岸的发展。
在懿孝夷时期，“畿南”地区在王朝政治地理演进过程中凸显出来。“畿南”的范围包括宗周以南和成周以南的大片地方，徙入有蔡、唐、随、沈、蒋、榖、聃等姬姓封国，以及陈、鄂两个异姓国。“畿南”区域可以分成中、东、西三大部分。东部是汉淮地区，属淮夷势力范围。中部是随枣走廊亲周封国区和淮河中上游亲周封国区，是姬姓势力范围。西部是楚及汉水流域土著区，周王朝影响力有限。三大部分中，王朝最早实现对中部的控制，其后通过徙封在大别山东麓建立了稳固的亲周势力。懿孝夷时期，畿南东部原本边缘地带的诸淮夷国族，迁入淮河中上游，经济活跃，成为供应王朝物资与资源的“帛贿”之臣。畿南西部的楚势力，曾一度与周王室合作，但经历昭王南征后，与姬周王室渐行渐远。
到宣幽时期，“南阳”地区在王朝政治地理演进过程中凸显出来。这里曾经是“畿南”的一部分，其区位重要性是在畿南大区域格局内发展出来的。在西周末年，王朝与淮河流域的嬴偃群舒、淮夷，汉水流域的楚及诸芈等异族关系恶化，“畿南”的东、西两部分基本失控，王朝疆域的南界回缩至南阳盆地到陈蔡一线。在这种形势下，南阳盆地由原本交通线上的过境地带转变为南方边境。在西周，徙入南阳盆地的有邓、唐、鄂（噩）、申、吕五个封国，全部都是与天子有姻亲关系的异姓之国。随枣衰落，南阳崛起，姬姓势力范围由周初的强势扩张转向了回缩，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经历了一个周期，进入下一阶段。
三、 封国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三个塑造
成规模、大范围的封国位置变动，势必会对其所处时代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中国由氏族政治向成熟的国家政治转变的过程，是通过地理上的变化调整完成的。但封国的空间变动、演进的意义不仅限于地理方面。西周二百七十五年间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塑造了有周一代的区域、制度和文本，影响了有周八百年，甚至远及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区域塑造。动态下的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空间，经历了克商后和东征后两大发展阶段，以成康、昭穆、懿孝夷、宣幽四段的节奏展开，在商代政治地理格局的底图上，发展出自己时代的政治地理区域。前一个阶段，经过克商后的分封，商末的五个区域演变为武王阶段的八个小区域，这些小区域的分布集中在黄河中游，看不出比较完整的结构。后一个阶段，经过了东征后的封国徙封和各种迁移，八个小区域逐渐演进为四大区域，地理范围由黄河流域拓展到淮河流域和长江中游。西周末年的政治疆域大致呈现“王畿—四土”形态，整个王朝的空间秩序则发展成“王畿—封国”组合型的基本政治地理结构。
西周王朝最初以与天子的血缘亲疏形成的礼制等级，作为封国权力大小的区分原则。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行，礼制等级仍然存在，同时军事、经济实力及与周边其他封国的关系，也成为影响封国在王朝中政治地位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封国集中的地区，各国因为地利之便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封国成为区域主导者，地缘要素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并成为春秋时以“五霸”为代表的区域霸主出现、轮替的地理基础。
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制度塑造。西周王畿与封国的发展，孕育出区别于商王朝的“姬周型制度”。“姬周型制度”是显著区别于商代的一套属于周人自己的制度，是“王畿—封国”组合结构运行的成果。成王为应对政治意外，并占领新获土地，将姬姓子弟远徙。其后历代徙封，也多带有显著的开疆辟土之意。周王朝借助对封国的徙封，建立起了真正由姬姓周人主导的统治，周天子由此“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西周的分封制也才真正成为后世意义上的分封制。
中国由氏族时代相对自然的社会规则向早期国家政治的转变，是伴随地理上的变化调整完成的。姬周型制度的一个核心在于分封，而西周封国的流动性相比后世如西汉初年诸王国显著。整体看，西周封国始终在变动、拓殖，并在“军事殖民”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以国野制为面相的“姬周型制度”在封国方面的各种特点。其后“封国”与“王畿”共同组成的西周国家内，天子与各封国的关系由合作向统治发展，各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由松散向有序发展，组织方式上由贵族组织属民的封邑向官吏统治编户齐民的郡县发展。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行，西周初年以血缘亲疏为原则分类的同姓、异姓、庶姓封国，在功能上分别呈现出农业、交通和资源方面的特点，各尺度区域的社会属性都在不断强化，西周的各类制度在这样的趋势下日渐成型。
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文本塑造。《禹贡》是西周政治地理结构—过程影响下的文本，也可以作为反观西周区域发展历史过程的依据。在姬周型制度没落、蜕变的战国时代，华夏地理文献经典《禹贡》成文。在《禹贡》体系内，三代疆土以山、河为界划分为“九州”。西周“王畿”的主体，与《禹贡》雍州、豫州大致对应；“小东”的主体，与《禹贡》兖州大致对应，也与冀州密切相关；“大东”的主体，与《禹贡》青州、徐州大致对应，也与扬州密切相关；“畿南”的主体，与《禹贡》荆州、扬州有关。文献中的“九州”，有现实素材，也有理想设计，呈现出一种介于西周“区域”与秦汉“政区”的中间状态。
四、 封国研究的过程视角与分区方法
区域是分析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基本单元，分区是地理问题研究的基础工作。区域之间的关系组成了西周政治地理的结构，区域的变动构成了西周政治地理的过程。西周政治疆域的分区，前辈学者已经有过一些重要研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时期图，是西周封国位置、分布研究成果的整体呈现，是周王朝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的重要起点。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西周二百七十五年间的封国发展在地图集中只能通过一张图来静态呈现。若能梳理出西周封国空间发展的节奏，多几个图层，西周空间发展的历史将能呈现得更充分。另外还有一个遗憾是分幅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西周时代并未像其他时代一样以政区为基础设置若干分幅，没有以分幅的形式呈现西周时代的政治地理分区。不过《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图组，除全域图外，另绘有五个分幅图，分别是秦晋、郑宋卫、齐鲁、北燕和楚吴越，可以理解为谭先生对春秋时期政治地理格局的分区意见。春秋时期的区域自西周发展而来，可以作为理解西周政治地理分区的依据。
伊藤道治也曾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一书中，将西周疆域划分为七个区域，其中虽然没有把宗周到成周之间的王畿单独划出，而是割裂王畿分属不同区域，但其划分依据是姬姓封国分布状态，这个视角对于把握西周政治地理格局的区域结构很关键。伊藤氏的分区及其著作中所绘的分区图，也是研究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认识基础。
若想动态地、比较细致地讨论西周封国政治地理问题，传世文献能提供的信息确实不太够，还需要考古发现互相配合。考古学视角下的分区也是西周各阶段政治地理分区的重要依据。刘绪老师在《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中将西周疆域分为“四土”：“北土”包括太行山东麓到晋南；“西土”以渭河谷地为主题，北界自宁夏固原到陕西洛川，南界不过秦岭；“东土”即山东的鲁西南山地及半岛；“南土”包括汉水之阳，江苏北部在西周早期也属于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刘绪老师的分区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坚实基础上，“四土”的至点是建立有关西周疆域分区认识的重要依托。
对西周的区域疆界和封国位置地点的认知，前辈学者已做了很多工作。本研究希望在既有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文献研究和考古发现，从政治态度取向的角度、以封国为基本单元进行综合分区，分阶段绘制拓扑图，对封国徙封与迁移带动下西周政治区域的演进过程加以分析。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结合西周封国空间变化的时间点以及西周王朝发展的历史节奏，形成对西周政治地理结构—过程的完整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