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97年，甲申，周桓王二十三年，鲁桓公十五年，齐襄公元年，晋武公十九年，秦武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郑厉公四年。
鲁桓公八年（前704），也曾见过有个“家父”来鲁国聘问，但“家父”到底是一个代称还是个人名，我有点疑惑。如果是个人名，《焦氏易林》里说，他曾经写《小雅·节南山》，以诗讽刺周王信用权臣尹氏，而尹氏残暴，亟害百姓的事情。但《节南山》讲的是周幽王时代的事情，如果“家父”真的在那个时候就作诗的话，按时间算，到周桓王二十三年差不多74年了，假如“家父”20岁作诗，那今年应该是94岁了，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故而，我觉得《焦氏易林》说的不太靠谱。 而且，在《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的“家父”是指代周王室的大夫。那么周桓王二十三年的“家父”是不是也是指代“周王室的大夫”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鲁桓公八年（前704）周桓王曾经派到鲁国聘问的那个“家父”和这个“家父”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这里存疑。 那么不非礼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是“王者无求”。何休注：“王者，千里畿内租税，足以共费，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足以尊荣。当以至廉无为，率先天下不当求，求则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盗窃。” 也就是说，周天子有王畿之地千里，收的租税足够养活王室，四方诸侯按职责应该来上贡一些特产，这样就足以保持王室的荣耀。王室当清心寡欲，少管事，少跟诸侯要求这，要求那，否则诸侯就会以王室名义搜刮地方，大夫也会借王室名义愈加贪婪，大家慢慢都监守自盗起来。
何休这话对不对？对。但能实行不？不能。太理想化了，太想当然了。周王室也不想求人，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王畿地方千里，那是在西周。现在东周是被犬戎攻占了都城镐京，又经历了“二王并立”的内乱之后，在东都洛阳建立的。 东周建立之初，为了酬谢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把周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封给了秦国，然后又把虎牢关以东的大片土地封给了郑武公。东周王畿之地，基本上就剩下南到汝河，东到嵩山，西边到三门峡以东，北边到黄河以北温县附近的土地，其中主要的产粮区就是黄河以北的十八个城邑以及洛阳周边地区，大约是三千平方公里，后来随着诸侯的侵蚀，越来越小。 有人说，这地方其实也不小啊。为什么还养活不了王室呢？ 其一、东周虽说也是周，但实际上是西周都城镐京被犬戎攻破之后，经历了几年的“二王并立”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东周，距离被灭国就差一点点距离了。平王东迁说好听叫迁都，不好听叫逃难，而真正的迁都是搬家，不是一回事。 搬家的时候可以分门别类，细细打包。逃难的时候，最多带一些细软，像大型的祭器、礼器都是带不走的，而这些大型器物就是“币”，是可以换粮食、换土地、换人口、换一切能交换的东西的。这且不说到了东周洛邑以后，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威严，这一切还得重建，重新铸造。虽说有诸侯援助，但杯水车薪，270多年的积累要在几年内重新建立起来，必然要花费大量的金属储藏，而这些储藏，东迁的时候，没带出来。 其二、西周也不是富得流油，在周厉王（前878-前842）时代，财政已经出现危机，任用“好利”的荣夷公对山泽“专利”，不让国人进去打猎，导致出现“国人暴动”。对山泽的专利其实是一种财政内卷的表现，因对外开辟不到新的有效财源，才转而对内压榨。然后到周幽王时，西周王畿之地发生了大地震，导致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所以我推测周平王东迁的时候，除了带不走的大型青铜器，能带走的最多是一些布帛、贝币、玉器等，而且数量也不多。 其三，周平王姬宜臼是诸侯扶助上位的，上位之后必然要对出力的诸侯进行封赏，除了以土地的形式，还要以贵金属和玉器的形式。虽然有诸侯援助金，但作为王室，诸侯给的是诸侯给的，王室的回赐也不能很少。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周平王东迁之后，东周王室的府藏并不丰富，而各种基建却要马上进行，这进一步造成财政危机。再加上周桓王即位之后，一直想压制当时身为周王室卿士的郑庄公，导致郑国大夫祭足在鲁隐公三年（前720）先下手为强，春天率军把东周王畿之地的温邑（现河南温县）的麦割了，秋天又率军把成周（洛阳东）的水稻给割了。本来是郑国想给周王室一个下马威，但反而促使高傲的周桓王在鲁隐公八年（前715）任命虢公为周朝卿士，与郑庄公争权，周郑正式交恶。随后周桓王又于鲁桓公五年（前707）剥夺郑庄公的卿士职务，这成了战争的借口，繻葛之战爆发，周桓王被射中肩部受伤。 与当时的中原小霸王郑国关系恶劣导致一些诸侯国不再朝贡，与郑国的战争使周王室权威进一步下降，又使更多的诸侯国不朝周，或者以此为借口不朝贡。比如号称周公之后，礼仪之国的鲁国，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聘王者三，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真正朝贡的次数只有三次（聘是礼尚往来），平均80年一次，其他诸侯国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周桓王还莫名其妙的跟犬戎发生了冲突，隐公七年（前714）：“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春秋时期及以前，把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叫做诸夏，把诸夏附近的原住民按照方位分别称为西戎、南蛮、东夷、北狄，戎人并不仅仅是野蛮人的意思，有些原住民的军事文化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被称为荆蛮的楚国，以及被称为东夷的徐国。从夏朝到春秋后期，一直存在原住民与诸夏共存的局面。 戎人在朝见周天子时，向周王室公卿送财物，以表臣服。按周礼，周王室以主宾之礼款待戎，并要有回赠。但当时周大夫“凡伯”却没有这样做，这引起了戎人的不满。 凡伯因“非礼”了戎人，在聘鲁返周的途中，被戎人截击，被掳至戎，然后周王室和戎人就爆发了冲突。这次周戎之战，属于平白无故的消耗，不但消耗了周王室的财力，更消耗了周王室的威望。 所以周王室并不是贪得无厌，而是定都洛邑之后，因财政的危机导致国策不稳定，加上周桓王的战略定力不足，战略重心不稳，四面开战，打得一拳出，惹得百拳来，导致周王室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向诸侯发出请求。这非常类似现在的欧盟，曾经的欧罗巴贵族在冬天的严寒下，不得不求助于能源供给正常的中国。 而后儒不考虑这些因素，只一味指责这周王室应该节欲，这就像一位教授因为工资不够花晚上去卖茶叶蛋补贴家用，看到的人还指责这位教授不应该干这种有辱斯文的事一样。 不止是何休和《公羊传》这么看，《谷梁传》的说法也一样：“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 古时诸侯按时向天子纳贡，贡品是自己国土的特产。天子还不能全要，要有所辞让，这是礼节。更不能主动索要。所以向诸侯要车，不合于礼，索要钱财就更不对了。“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周桓王派大夫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这是不合于礼的。诸侯不进贡车辆、礼服，天子不求取个人财物。 《左传》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上纲上线，只是说按照礼制，这不是诸侯的职责。
从《左传》到《公羊传》、《谷梁传》再到何休的言论，对“天王求车”这件事的看法有越来越明显的指桑骂槐的意味。 《左传》只说这是周王室不守礼制，到三百年后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就上升到周王室需索无度上，而到了《公羊传》之后150年的何休那里，就更上升到周王室这种行为会带坏天下诸侯，带坏天下士人，导致礼崩乐坏的论调上。可笑的是，各诸侯国当时都已经不尊重周王室了，怎么还会把周王室的做法当做行为准则呢？既然都不当作行为准则了，又何谈礼崩乐坏呢？由此可见，《公羊传》、《谷梁传》以及何休的议论是写给谁看的呢？自然是当时的帝王。何休他们在做什么呢？借古喻今，借古讽今。 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又因为中国各王朝对于言论的政策不同，故而大部分情况下，文人为了不因言获罪，都学会了借古讽今，看似在说历史，其实是在说现实社会。这一点，西方很多国家都没有。这是中西方文化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了解这个现象，再结合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况，就更容易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很多时候，作者的议论并不是针对古人，而是针对今人。 好，天王求车这事的结果如何？没求到。周桓王本想鲁国是周公后裔，是礼仪之国，张张口或许能要到车，结果鲁国根本不鸟周王室，这就很尴尬了。 那么问题来了，周王室连一辆车都没有吗？不可能啊，即便大夫家也是有几辆车的。那么周王室要求的车，必定不是一般的车，那是什么车呢？欢迎理性探讨，怒发冲冠、一叶障目及鸣翠柳者不回复。E-mail：youwushuzh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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