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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商 周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秦立朝为公元前221年，所以夏距今约公元4000年，接下来我们只要推算出炎黄时代距夏多少年就行了。 夏代的都城现在未有定论，而且早期王朝也不会是自始至终只有一都。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最集中的两处：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周围还有山西西南汾河下游，都有可能有夏的都城，包括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等。从史籍里看，夏朝的主要居住地提到很多处：阳城、阳翟、帝丘、斟鄩等等。 史载商王朝第一座都城是“西亳”。商朝前期都城迁徏非常频繁，如《竹书纪年》所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说：祖乙迁邢、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又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后来考古挖掘的河南安阳“殷墟”就是盘庚时的都城“北蒙”。 周的都城在先周时岐山周原建有旧京，位置在现在宝鸡的周原遗址。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丰镐在现在山西西安，就是所称之“宗周”。成王营建新邑，就是洛邑，称之为“成周”，是东周时期的王城所在地 ***************************** 夏 夏朝创始人：夏启（大禹之子） 夏朝存在时间：约公元前2146年-前1675年 夏朝皇帝列表：（准确不应当称皇帝，吾爱历史继承了民众的说法而已，大家不要较真） 启 在位29年 太康 在位29年 仲康 在位13年 相 在位28年 少康 在位21年 杼 在位17年 槐 在位44年 芒 在位18年 泄 在位21年 不降 在位59年 扃 在位21年 廑 在位21年 孔甲 在位31年 皋 在位11年 发 在位11年 桀 在位52年 【君主年表】 黄帝（少典之子）前2495年—前2395年 昌意（黄帝次子）未在位 颛顼（昌意之子）前2322年—前2245年 帝喾（蟜极长子）前2245年—前2176年 尧（帝喾次子）前2168年—前2097年 舜（瞽瞍长子）前2097年—前2037年 鲧（颛顼玄孙）前2037年—前2029年 大禹（鲧之子）前2029年—前1978年 启（禹之子）前1978年—前1963年 太康 前1963年—前1955年 中康 前1955年—前1946年 相 前1946年—前1916年 后羿、寒浞 前1916年-1871年 少康 前1871年—前1852年 予（杼）前1852年—前1837年 槐 前1837年—前1795年 芒 前1795年—前1779年 泄 前1779年—前1756年 不降 前1756年—前1699年 扃 前1699年—前1682年 廑（胤甲）前1682年—前1675年 孔甲 前1675年—前1669年 皋 前1667年—前1657年 发 前1657年—前1651年 桀（履癸）前1651年—前1600年 夏朝（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封建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 等朝代。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正确的；但是，以“禹”这个名称作为夏朝开国之君的名字却是很不严谨的，因为这里从启到癸这16个都是人名，而“禹”不是人名；所以，说夏朝开国者名“禹”是很不准确的，是个明显的错误。他的名字是“文命”而不是“禹”夏”氏族的领袖被称为“禹” 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目前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代共传十四朝，十七王，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文献中对夏朝的记载虽然丰富，但因年代久远，在考古学方面一直没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终未能找到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而被学界质疑。 距今2400年前的孔子就用叹惜的口吻说过：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 今天我们见到较为完整叙述夏商两代历史的古书，只有汉武帝时期太史公司马迁编写在《史记》中的《夏本纪》和《殷本纪》。 其次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时汲郡（郡治在今河南汲县西南）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了一座战国时魏国国王的坟墓，在里面发现的一部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即后来人们称作的《汲冢竹书》或《竹书纪年》。 这部书在唐朝以后就失散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有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两种，不过都不是原书，而是从其他古书中引用原来的资料搜集而成的。 自清朝以来，学者中有的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代人的伪作，不可信。据现代一些专家考证，认为古本和今本只是详略不同，今本大多是可信的。 还有一本叫做《世本》的古书，其中也记载有夏商两代王的简单世系，不过历史事件很少。 夏商两代的历史资料，更多的是分散在先秦时期各种古书中，如《周易》《诗经》《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楚辞》和先秦诸子的著述。 我们今天来讲述商代的历史，要比孔子强得多了。我们不但能见到古书中的一些记载，还能见到出土的文字资料，从《竹书纪年》到晚商的铜器铭文，尤其是“殷墟”出土的大量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还有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一些遗址、墓葬和大批器物。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不过发现了许多可以证明夏王朝存在的遗址、墓葬和器物。我们相信，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把夏王朝的具体面貌，较完整地揭露出来。 夏商两朝的社会性质问题，近50年以来，在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夏代建立的国家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商代是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的王朝。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尚书》和《史记》等先秦古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视为夏朝文化的代表。而与此同时，对于夏朝究竟来自何方，我国考古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在先夏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从族群来源上讲，与夏朝有关系的主要有尧帝所属陶唐氏、舜帝所属的有虞氏和大禹所属的有崇氏。下面，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距离极近，相隔不过几百公里。从存在年代来看，两个文化遗址基本处于同一年代，大约为尧舜禹时期和夏朝早期。因此可以肯定，两地一定存在相互交流或依附关系。 从出土文物上看，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在玉器使用方式有明显区别。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文物大多为生活实用器或装饰品，而石峁遗址存在大量玉器作坊，玉器多用于贸易和祭祀活动。这说明在当时，两地的城市性质是不同的。 从城市面积来看，石峁遗址有4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有300多万平方米。虽然石峁遗址的占地面积和规模更大，但并未发现象征王者身份的器物和重要祭祀礼器，而且宫殿和贵族墓葬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陶寺遗址。这说明石峁古城的社会地位比不上陶寺遗址，很可能是臣服于陶寺统治者的部族之一。 目前，我国考古界基本上支持陶寺是尧帝都城。那么，处于陕西神木地区，又依附于陶寺的石峁是哪个部族的领地呢？ 根据古文献记载，夏朝先祖大禹的部族在中国西北地区。如《史记》中“禹兴于西羌”，《后汉书》中“大禹出西羌”，《帝王世纪》中“伯禹，西羌夷人也”。《史记》中记载大禹的父亲鲧的封地在崇，族名为“有崇氏”，崇地就在陕西神木一带。 《吕氏春秋》记载鲧“作三仞之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界发现规模宏大的石头城，仅有陕西神木的石峁古城一座。春秋时期，孟子称禹的出生地为“石纽”。“石纽”和“石峁”是否是同一地名呢？因此，石峁遗址极有可能是鲧伯和大禹所属有崇氏部族的主要城市。 根据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其统治阶层的传承关系更像是世袭制的，因为发现了许多家族式的贵族墓葬群，其中甚至出现了5代皆为贵族的现象。. 考古学家认为，一个人禅位给另一个人，这种情况尚可理解。但一个家族禅位给另一个家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关于禅位的传说，仍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佐证。 比如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了尧舜禹权力更迭的残酷过程。这种出乎意料的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似乎更符合人性特点，以及上古时代万邦林立、强者为尊的生存状况。 夏朝可能来自石峁 根据古文献记载，大禹在治水方面取得了巨大功绩，不仅提升了个人声望，也极大提高了有崇氏部族的生产力。暂不讨论大禹是如何取代了舜帝，总之，大禹从此成为了华夏部落联盟的盟主。 根据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石峁古城在4千年前的夏朝早期被废弃。这意味着随着夏朝建立，大禹部族的统治中心已经向中原地区迁移。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正是陶寺遗址近百年的灾难期。曾经作为华夏大地最主要的城市的陶寺古城，被外来的强势力量征服，城墙被推倒，宫殿被焚毁，大量贵族墓葬被盗掘和破坏。这种明显的复仇行为，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综上所述，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虽然持续了近300年的强盛期，但终究被东来的石峁文化战胜并取代。石峁遗址是鲧和大禹所属的城市，而大禹所在的有崇氏部族才是夏朝的真正来源。 自从石峁遗址的出土，夏朝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中国的西部，曾经存在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他早期和三星堆一期有关系，后来称霸西北一角，灭掉了陶寺文化，进而入主中原，晚期又和东夷的龙山文化产生了结合，他就是夏朝。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颍川、南阳，夏人之墟也。” 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非常早期的公路名叫夏路，由南阳经方城通达中原。方城县是南阳北出中原的垭口。南阳—方城—禹州—郑州，这条车水马龙的繁忙国道，路基下深埋着古代的公路夏路。 古代南阳人把自己视作与夏禹同一族群之人，充满自豪感。直到汉代之后，南阳历经战乱，外来移民大量迁入，这种“夏人情结”才慢慢淡化。 历史上的夏都相传有十几个，仅河南就有多个地方相传有夏都，包括登封王城岗、禹州阳翟城、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等。这是因为早期的国家都城，为了生存和发展会不断迁徙，且往往新都旧都并存。偃师二里头是公认的建都时间最长最重要的夏都。 在19世纪，考古专家曾在洛阳发现二里头遗址，其距今有3500多年，按照历史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夏朝的遗址。而在考古中发现很多古代的作坊遗址，还清理出很多的青铜器等文物。可惜的是这些文物上并没有任何的文字，并不能证明他的年代。而目前全世界认可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但因为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专家猜测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应该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那最早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1961年，河南原县的贾湖遗址被发现，其面积达到5.5万平米，在6次发掘后才看到了2000多平米，其中还发现了不少墓葬，出土了贾湖骨笛，是6000千年的一种乐器，这个发现令人惊叹。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甲骨，上边刻着奇怪的符号，后来专家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文字要比甲骨卜辞还要早4000年，早于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至于这些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是什么内容就无从得知了。 而关于夏朝到底有没有文字一直也没有证据，夏朝的文物也从不曾出土过，光凭史书也不能完全相信。在曾经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倒是发现了很多有符号的陶片，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文字，专家将其称为“夏篆”，可是对于这些符号又没有办法翻译出来，所以别的国家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中国的文字。 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最早的文字到底是起源于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对于国家的意义也不同。中国虽然有能证明商朝前文字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办法准确翻译其中的意思，所以一直都得不到别的国家的认可。 研究大禹的业绩和遗迹，却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大禹时代，是没有铁工具的。虽然中国也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的国家之一，1973年在中国河北省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表明3300多年以前中国人认识了铁，熟悉了铁的锻造性能，识别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把铁铸在铜兵器的刃部，加强铜的坚韧性。而作为生产工具，在我国，是从战国时期到东汉初年，铁器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成为最主要的金属的。那么，靠人力和木石工具，或者还有少许青铜工具，如果大禹不是神，而只是一个凡人，他的一生，有可能做出如此辉煌和如此众多的业绩吗？ 大禹所在的时代，还是中国古代氏族制的崩溃和早期国家开始产生的时期。《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虚数不可实指之例》说：“古代邦国狭小，虞夏之交，计有万国，而后世遂有万邦之语。”这些记载都说明大禹所处的时代，就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中原，也是处于“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的诸国林立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区域间存在互不隶属的政治组织（酋邦或早期国家），每个政治实体以各小流域为单元，平均控制区域面积不过1200多平方公里，大致是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在这些“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联盟而已。 自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领小组开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 。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花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首处遗址。随后，又在豫中西、晋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 二里头文化有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晋南东下冯遗址（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此外又有观点认为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的煤山遗址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特别类型——煤山类型。这些遗址的地点分布均符合文献中记载夏人活动的区域，其地层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缺环之间的五百余年。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四个文化在黄河中游区域呈现出文化叠压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叠压在商文化之下，龙山、仰韶文化之上。夏朝在文献中的年代概念便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头文化被定于约前2395年至前1625年间。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内涵尤其丰富。 第一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620±95年（树轮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纹饰以蓝纹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类似河南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物品。 第二期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为次，细绳纹居多，蓝纹减少。 三、四期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罕见黑陶，粗绳纹首次出现，绳纹几乎全面代替蓝纹。其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与早商相当。一二期与三四期差异显著。铜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现，说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层已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一二期则无一件，甚至连红铜渣都未见到。若认定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墨子》、《左传》等写道夏人“铸鼎于昆吾”、“铸鼎象物”等记载未必可信。从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遗址类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洛达庙期。 学者们至今还对此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 ① 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 ②（典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③ 灰陶文化是夏文化。 ④ 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⑤ 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⑥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 ⑦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 ⑧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于夏文化。 ⑨ 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⑩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⑪ 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文化是夏文化。 ⑫ 良渚文化是夏文化。 ⑬ 二里头四期全属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 ⑭ 目前尚未发现夏墟，二里头文化实际是夏时期的早商、先商文化。 仰韶既夏和龙山既夏论点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随着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各分层的归属问题开始浮现，或认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认为是夏文化、夏时期文化。其中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晚期文化的洛达庙类型一度被划归早商文化，随后东干沟、七里铺、灰嘴等遗址亦被划归早商文化。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学者们于1977年的登封讨论会上就王城岗、二里头、东下冯三处遗址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作出总结。定性“夏文化”为夏王朝时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夏民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并据此提出四种观点：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 前两种观点为主流，而多种观点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 王玉哲、晁福林等学者认为观点⑦最有说服力，认为一二期与三四期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其他观点无法解释第二期与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现的明显差异。斟酌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此时期偃师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过大变革，一种观点以史籍记载的成汤灭夏作为解释。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夏文化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独特文化。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脉相承的。二三期间的变革是一种渐变，不是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突变，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为都邑，所以兴建城郭。绝对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释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且二里头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地域分作晋南三里桥、豫西王湾、豫东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种类型，其中豫西王湾类型直接叠压在二里头一、二期文化遗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内涵之联系十分密切，二里头一、二期应系由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徒，其后的三、四期较前二期分布更广，二里头后期文化的传播地点又与桀奔南巢、桀子迁北的记载吻合，非事出偶然，应与夏商之际夏族的迁徒相关。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夏文化应该还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洛阳平原，与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学年代总跨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与《竹书纪年》记载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1980年代初，孙华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尚有约百年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并没有国家形成的迹象，可能只有豫西类型的其中一种属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属于继夏兴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发现新砦遗址，随后又在附近发现类型相似的遗址，从而弥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空白，被称作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遗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沿袭关系非常明显，是二者的文化过渡期。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兴的表现，所以夏商的分界线应当在三、四期之间，前三期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遗存。 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与二里头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疑是夏代的方国文明。而山东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属于东夷文化。一般认为分布于濮水、漳水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的遗存，二里岗文化是早商的遗存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始于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但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盘庚迁殷后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发达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应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统，只是目前尚未发现。中国境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绘刻于陶器上的陶纹出现。这种纹饰的形状有许多类似后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雏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绘刻“一”、“二”、“三”、“ Ⅿ ”、“ × ”、“ 个 ”、“ 十 ”、“ ∧ ”等简单数字符号，可能用于标示罐器容量。二里头遗址发现陶纹符号二十四种，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由于这些陶纹多以单字出现，没有构成语句，所以无法肯定它是用来表示语素的正统文字。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自《尚书·夏书》记载“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 ”，讲述夏后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员——官占。占卜时，先由官占发布命龟之辞，向天神表达祈求的意愿，而后再用龟甲进行卜筮，描述的做法近似晚商殷人的习惯，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夏人可能有过类似殷人《卜辞》的甲骨文字。然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只灼不刻，尚未发现类似殷墟卜辞的文字迹象。徐中舒认为汉文字滥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其后被殷商继承，而黄河中游的夏文化并没有同时期使用的文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上没有发现文字便是默证。 【洪水传说】 从吉尔伽美什到诺亚方舟，大洪水是世界诸多民族远古传说中共有的成分。鲧禹治水是洪水传说的中国版本，整个治水过程改变了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格局，为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提供了契机与条件。大约在公元前24世纪至前22世纪，北半球气候大幅降温。文献记载舜派禹伐三苗时，“夏有冰……五谷变化”，气候异常。前22、前21世纪交替时，气候突变，普遍转暖，游牧文明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生产。温度上升加速了冰川的融化，北半球许多河流的中下游聚居区域发生洪灾。 根据地质学研究，黄河在公元前2050±150年有过一次大变道，由东流（山东入海）转为北流（河北、天津入海）。这次洪水泛滥影响到中下游诸多互不相干的氏族部落，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导，于是鲧、禹被举荐。他们来自洪水影响相对小的中游地区。治水成功后，夏后氏不仅没有放弃非常时期授予的权力，反而集中权力建立王朝。这次洪水可能延续了一、二百年，居于下游的商部族首领冥，在夏朝中期还会在治水过程中丧命。豫西、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了延续，而洪水前兴盛的山东龙山文化在此时衰落，甚至出现文化倒退。 史前洪水发生的真实性从侧面证实了夏朝前夕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鲧禹治水记载中的一些可疑之处。文献归结鲧治水的失败在于堙障，而禹的成功在于疏导，但是堵障洪水是一贯的抗洪举措，不至于使鲧被殛死。屈原质疑，“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无解大禹是如何制服洪水的。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浩大工程非人力所及，这种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即便在现代也难以控制，很难相信禹是仅靠疏导河流制服洪水的。大禹在位时，气候好转，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各大河流完成改道，洪灾自然也随着气候的改善而减少，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 2016年7月“科学”期刊（Science）刊登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庆龙和普度大学教授葛兰杰联合研究，表明公元前1920年左右青海省地区有过大地震引发的山崩，之后堰塞湖阻断黄河，几个月后积水满溢时溃堤，导致大洪水，为祸下游2000公里，洪水高出现代河水位达38米。所以大禹年代大洪水是可能存在的，只是年代后推并非是一般认知的五六千年以上而是四千年左右为大禹时代，那时若有一人带领众人疏导河水求取生路，最后取得政治领导权是有可能的。而所谓的疏导可能也并非神话夸大的改道黄河或大支流，而是在当时有限人口的居住区周围开导水的沟渠网。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还有某些文献说鲧是颛顼的五世孙。这些文献表明，夏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一说夏族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一带，而后逐渐沿随古汉水上游，经过渭水中下游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 史记中记载，禹出西羌，所以夏朝可能源自羌族部落。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 中国的首个世袭制政权，夏朝，传十四世、十七君，历时四百七十一年，于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灭亡。 夏灭亡后，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族民众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国谓之匈奴。”商汤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灭商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夏禹姒姓后代世代为禹守陵至今。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关于“夏”字的名义来源学界主要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认为“夏”为夏族图腾的象形字。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唐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又说，“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再成为国号。 夏族活动于豫中南、晋南河伊洛流域 夏朝是部落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部落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朝早期，夏族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陆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的行政区划采行九州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将中土分作冀、兖、青、徐、豫、扬、荆、梁、雍九州，又从九州攫取金属石矿，铸造九鼎作为国家权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为中国国家的代名词，而“定鼎”意指建立政权。《禹贡》九州划分如下：九州托名为大禹之为事，其实是战国时人对天下区划的臆测。夏代国家处于萌芽阶段，政治辐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过氏族制的封邦建国以及通婚结盟达成关系。因为领域狭小，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由单一的中央政权划分政区。 远古时期尚未有明确的都邑概念。社会处于半畜牧游猎、半农耕定居的阶段，夏部族民随同首领以及族中壮丁迁移。耗尽当地的资源后便迁移他地，不常驻一处。夏后的居地称作“大邑”或“夏邑”，这是国家首都的原始概念。文献记载夏族首领先后定居大夏、夏墟、高密、阳城、阳翟、晋阳、平阳、冀、安邑、夏邑、斟鄩、帝丘、纶、原、老丘、西河、河南等十七处。这些都邑的具体地望均已然无从考证，其中可能有一些为同一城邑之别名。 方国部落 方国是由原始氏族部落转化形成的小型国家。这些邦国位于王畿之外，不受夏后直接管辖。一些方国只是大的部族，另有一些较大的方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组织，规模甚至大于夏后氏。有穷氏代政期间，少康曾投奔有仍、有虞氏，在那里承当牧正和庖正。 有仍氏又名有任氏，风姓，居于山东济宁微山湖畔，是太昊、少昊的后裔。有仍与夏后来往密切，之间有通婚现象。相妻缗来自有仍。相被寒浞杀害时，缗已方妊，她避居故乡，在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复兴后，封有仍族人于任国。 有虞氏乃虞幕、帝舜之后，活动于豫西北、晋南古汾水流域。舜老时，认为己儿商均不贤不肖，所以禅位于禹。禹仿效尧传舜时舜先让位于尧子丹朱的做法，让位于商均，然民众纷纷拥护禹而不理睬商均，于是禹继承了帝位，将商均分封于河南虞城附近。四世后，夏室中衰，年轻的少康逃到有虞避难，得到了首领虞思的大力协助，这才使夏室终得扭转局势，有虞氏直接关系到了夏后氏的存亡。 一说偃姓乃皋陶后裔。禹老时，荐皋陶为继承人，然皋陶先禹而死，禹又荐伯益。禹死后，伯益效仿常规，先让位给禹子启，不料启深得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伯益失权。益不善罢甘休，于是与启作战，结果战败被杀。皋陶之后被封于东南六、英、许三地 。 有扈氏为夏之同姓部落。启夺益位，有扈不服，以“尧舜举贤，禹独与之”为名反对启的统治，结果在甘大战中失败，其部众被罚贬为牧奴，世代从事畜牧。 胤子伯靡原为臣服夏后的部落首领，太康失国时又归附后羿，寒浞杀羿后逃奔有鬲氏。靡闻知少康准备复兴夏室，组织有鬲、二斟兵民与少康会师。 斟灌、斟鄩氏统称“二斟”，与夏后同为姒姓，是夏代早期重要的亲夏氏族。二氏族在夏后氏的东南迁徒过程中与之融合，夏代晚期斟鄩之地更成为夏后的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斟鄩。无王时期，寒浞命子浇率兵灭二斟，同时杀死躲避斟鄩的夏后相。其剩余势力又在数年后加入少康和伯靡的联军，复兴夏室。 有缗氏为少昊另支后裔，是夏晚期东方的强大方国。夏桀在有仍召开盟会，有缗首领因不满桀的统治，愤慨归国，桀遂灭之。 有莘氏，帝喾高辛氏之后裔，启时的支子封国。夏商之际，在伊尹的帮助下，有莘氏与商汤在北亳结盟，汤还从有莘氏娶妃。 【外族】 三苗 “苗”与“蛮”在上古汉语中同音同意，三苗与后世的南蛮应是同源。《战国策·魏策》记载了三苗的地望，东面洞庭，西面彭蠡，北起文山，南接衡山。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三苗趁机在东南作乱，曾与驩兜、共工和治水失败的鲧被四岳合称为天下“四罪”，必惩之方才咸服民众。舜派禹降服苗民，未得结果。舜晚年又亲自南征，途中在苍梧之野病逝。禹继续征苗事业，作誓师词《禹誓》，与苗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克服苗师，平定三苗。从此三苗衰微不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东夷 夷人位居中原之东，故称东夷，以擅长弓矢著名。东夷族起初分布在河北保定易县至燕山南麓一带，在夏商时期分作四部，一支留居冀中，北支环绕渤海湾迁至辽东、朝鲜半岛，南支经山东南下到江淮地区，另有西支遍及华北平原西部山西、河南二省，最远达陕西，这一支在夏朝早期与夏后氏构成矛盾，曾在太康至杼的期间对夏后氏政权构成不小的威胁。有穷氏为东夷少昊后裔，兴于穷桑，其后北迁至渤海之滨鬲，在那里逐渐壮大。五帝时期曾加入有虞氏的部落联盟，协同舜帝驱逐大风、十日、九婴、猰貐、凿齿、封豨、修蛇等逆盟部落，威望一度振兴。夏初，有穷氏西迁于鉏，逼近夏后氏的心脏区域。太康时，夏室中衰，有穷氏首领羿借机西进。南渡黄河，灭结封豨、夔、洛伯、河伯四个夏后属国，占据嵩山北麓、河伯故地穷石。遂后夺取夏都斟鄩，淫放太康于豫东，另立其弟中康。中康陟，子相立，羿遂代之，如此夺取了政权。八年后，羿被义子寒浞杀害。寒浞烹羿之肉强迫羿子吞食，羿子不肯便被寒浞杀害。寒浞又娶羿妻纯狐氏，生豷、浇二子。寒浞残暴昏庸，夏后少康联合有鬲氏降臣靡、有虞、有仍、斟灌、斟鄩等亲夏氏族一举灭掉了豷、浇和寒浞。有穷氏族人自此离开河洛地区，向西南迁徒。东夷族的东南支分为九族，统称“九夷”。《竹书纪年》记载，相时，“于夷来宾”，而少康复国时，只有方夷归附，其余八支继续与夏族抗争。少康子杼在位期间，大力改善军事装备，作甲作矛，屡败夷族，把夏后的势力扩张到东海之滨。至杼子槐时，九夷纷纷归附夏后，往后夷夏彼此和睦。 商 商族子姓，源于东夷，始祖契为有娀氏简狄所生。契为禹同期人物，居于黄河下游，曾协助大禹治水。经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五位先公，商族从冀东发展到豫北。冥任夏后水官，在治水过程中死去。冥子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一部分牛羊托寄于河伯氏和有易氏。有易氏首领绵臣却得寸进尺，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从绵臣手中夺回了牛羊。王恒之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族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大了起来。主壬、主癸时期，商族势力不断上升，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中原夏后氏地区。天乙汤继位后，网罗人才，在伊尹、仲虺、女鸠、女房的协同下，始征葛，又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氏族，削弱夏后势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起兵西进，在鸣条与夏后桀展开激战，桀抵挡不过，经历山逃至南巢。汤在西亳称王，夏朝覆灭，商朝成立。 【政治体制】 夏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国家机构与制度。夏朝的国家机构直接来源于部落联盟机构，其特征为： 国家直接管辖的范围仅限于本氏族内部。超出夏族本部落之外，其他部落首领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独立的管理权和统治权；对于夏后，他们则以臣服和纳贡的方式，表示其相互关系。 在政权形式及管理制度方面，具有专制、民主二重性，表明了国家制度开始由氏族民主政体向君主政体过渡。 当时存在着以夏王朝夏后氏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这些方国部落都是在夏后氏的氏族封建制度下形成，而后与夏后保持一定关系并得到夏后的保护。《诗经》在讲述汤与桀的战争时道，“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说夏后的封国豕韦氏和顾氏协同昆吾氏、夏后氏参与战争。而东夷族有穷氏的后羿能够“因夏民以代夏政” ，亦可见有穷氏与夏后氏亲近的关系。文献记载中将太康失国与少康复国的原因归结于太康、相、寒浞三君常日在外巡猎，不恤民事，然而夏朝前期农业尚不发达，原始社会的捕猎任务全由部落内部的强丁壮男承担，君主在外打猎应属正常的生产活动，不会是丧权失国的主要原因。夏朝初期存在着夏族与外族犬牙交错的杂居景象，族群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夏族最大的威胁来自东方夷族，如此二族展开了百余年激烈的夷夏之争，在杼、槐之际才拉下帷幕。太康失国至少康复国整整四十年的“无王”时期证明东夷族此时势力的强盛，也反映夏后政权的基础并不扎实。身为异族的羿，能够获得夏民的同意，通过驱赶太康的形式，夺得夏后权位，这其中仍存有“衰德而代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禅让特征。 太康失国后，少康曾一度投奔舜之后裔，有虞氏。有虞氏首领虞思秉着思夏之德，额外照顾年轻的少康，赐予二女、田一成、众一旅，并将纶邑转交给少康治理，这使得少康在困难关头得一立足之地。然而有虞氏与夏后氏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只是少康的五世祖禹曾被虞舜推荐为部落联盟共主，而后禹又破禅让礼传位于子。五世后的有虞氏首领似乎并没有顾及往过，转而大力支持夏后氏的传子制，这表明夏后氏的臣属部落开始认可夏族的“家天下”统治，认为夏后氏的统治才是正统的。 夏后政权建立的国家是个原始的雏形国家，因其生产力低下、政治机构不完善、交通系统落后，所以夏后的势力局限于百十里内的王畿地区。夏畿以外的地区只能通过结盟和好的方式维持影响。这种局势是夏、商、西周，上古三代共有的国家特征。 官职体系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后期文献中也提供了夏时已设大小官职的线索。《尚书·甘誓》的“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和《墨子·明鬼》的“左右六人”中指的六事之人、六卿、六人，可能是类似周时的六卿，夏后左右掌管国家事务的六位大官。《礼记·明堂位》提到的“夏后氏官百”则是六事之人的下属官员。官百之“百”指数多，并非整数，但关于百官职位的记载寥寥无几。夏时官职多称“正”，有掌管畜牧牲畜的牧正，掌管烹饪厨事的庖正，和专司造车的车正。“正”官下面还存在称作“工”的小吏。《夏书》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遒人”、“瞀”、“啬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难乙，求问天神。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收事务。《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人口】 夏朝的人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只得通过数学推拟进行研究。刘昭曾为《后汉书·郡国志一》补注，引用皇甫谧之《帝王世纪》道，“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实际是皇甫谧根据秦汉西晋的人口逆推计算得出的数字。现代学者宋镇豪根据少康割据纶邑时“有众一旅 ”以及杜预注解“五百人为旅”的记载进行推算，认为五百人只是可出动的兵数，加入老弱妇孺则纶邑应有人口1500至2500人，权当是一个夏代中小型城邑的人口数目。然而“众一旅”未必是一个明确的数量单位，更可能理解为“一群人”的意思，这只能说明少康时期已经有了一定人口数量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传世于今的文献记载，即便夏时存在过人口调查的制度，目前也还无法讨论。人口统计只有在具体空间范围的限制下才有意义，而目前尚无法对夏朝的具体势力范围作出精确的复原，所以还不好探讨逆推得出的数目与全部人口数目的关系。《尚书大传·虞传》讲述舜时，“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 ”，汉郑玄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王育民据此按每家五口人计算虞夏之际有43.2万户、216万人。最后还有利用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调查进行的推算。宋镇豪统计高于五千居民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人口的有一座，三千人口的有四座，一、二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样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计总人口在240至270万之间。 【农业】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 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 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畜牧业有一定发展，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类谷物做成的粥饭。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偶食青菜。只有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时才宰牲，礼肉置于鼎内在地下储藏。在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发现黍壳、稻壳的遗存。 【手工业】 《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细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 相传尧舜时期已经使用漆器，夏禹时作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远古时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广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现代发掘出的器件较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从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钵、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种。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当的水平，《左传》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公伯禽时，赐予传世宝玉，并非实用工具。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一致。铜器种类繁多，有戈、刀、锛、凿、锥、鱼钩等多种青铜工具和武器。此外还发现如木炭、红铜渣、陶范片、坩埚片等青铜制造的痕迹。 夏代新石器时期，纺织业有了进步，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纺织原料在社会下层多为葛、麻，社会上层多用毛 、革，当时已经有了染衣的习惯。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使用丝绸的考古证据，但在更早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再结合《夏小正》的记载，“三月，……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夏人使用过丝织品也在情理之中。 【商业】 《盐铁论》记载，“夏后以玄贝”，说明汉人认为夏朝使用贝币。世界诸多远古文化都以天然贝蚌作为货币使用，其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数量并且有长期供应海贝的渠道，然而夏后氏是河流文明，它的势力范围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直至中晚期才扩张到黄海之滨，之前又长期与东方夷族敌对，不大可能存储太多的贝蚌。夏代的商业交易更可能是通过谷粟粮食以及牛羊牲畜等生存的必需品来完成的。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天然海贝、蚌贝，以及骨贝、石贝、铜贝等人造贝，可能充当货币使用。 【交通与建设】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导山疏河，对开发古代水陆道路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 ，泥行 乘橇 ，山行乘檋 ，……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大禹治水时，通行非常不便，大禹利用车、船、橇、檋等交通工具跨越山川泥沙。他率领群众修筑连通九州的陆路，助进了贡纳制度的实施，也方便了各地的经济往来。夏后的交通区域东西至少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三、四百里。《国语·周语》记载，“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提醒在农历九月雨季过后，整修道路，在十月干旱的冬季，架建桥梁。 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之大是远古黄河流域前所未见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没有的。它坐落于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区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视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确认有一、二号两座宫殿，另在二号宫殿北墙还有第四期增修的一处同等大小的六号基址。此二处宫殿建筑群体现出中轴线的布局。一号宫殿略呈正方形，缺东北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占地总面积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周由墙壁相围，内有廊庑行道，东墙有一侧房。中轴线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为三个门道，北部、东部各有一侧门。二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有四面围墙和东、南、西三面回廊。主体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号宫殿都拥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号的设施保存的相对完整。管道由多节圆形陶管连接构成。每节直径在16.5至22厘米间，长52至58厘米，壁厚约2厘米，置于预先挖好的约一米深的地下土沟槽内，以防止渗水。厚达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沟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压裂陶管。管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通过落差将宫殿庭院内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宫殿区以外有纵横交错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 【技术】 冶铸铜业是夏朝新兴的重要手工业。二里头一、二期文物中出现玉制礼器，说明其已经有相当文化水平。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认为是以石器为主。《周书》记载夏桀时，昆吾氏将泥坏烧作瓦片，说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经开始使用瓦片。 先秦文献中有关于夏官奚仲造车的记载，薛国远祖奚仲被夏后任命为车正，监管造车事务。《史记·夏本纪》又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说明车早在大禹时期就出现了。《左传》记载“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说夏后把车作为赏功酬劳之物发配给下官。此外，《世本》有记载“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马 ”，并有殷墟卜辞佐证，证明同时期的商部族亦有马车。 筏与独木舟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夏人长期依靠黄河、伊水、洛水河畔居住，舟筏应当也是常见的渡河工具。夏代在中后期步入青铜时代，金属工具的出现提供了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应当说木板船在中国最晚出现于夏代。东夷族居邻黄海之滨，拥有较高的航海技术，这是河流文明的夏后氏无法攀比的领域。《论语·宪问》记载，“羿善射，奡荡舟 ”，奡即寒浞之子浇 ，说他是一位善于操驾舟船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荡”字可以说明这是一种有目的、用人力操控的航行，不再是原始的漂泊。《禹贡》道，“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 ”，记载夏人懂得利用潮汐规律作近岸航行。 【军事制度】 夏朝军事制度的具体情况因史料匮乏，难以考证，只得从战争史中窥视夏朝的军事制度。《甘誓》启与有扈氏的战争的叙述中提到夏后召令六卿 ，六卿是六路军队之将领的统称 ，六卿各领一军，夏后拥有最高军权，指挥六卿，可见夏时已有军权集中的制度。《甘誓》记载了夏后启在准备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动员令，此乃中国历史最早的军法记载。是篇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反映启时的军法还是相当严厉的。《司马法·天子之义》载，“旗，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似乎说明夏后的军队在战场上有旗手使用黑旗指挥，其兵卒以日月章符彼此识别。 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知夏代有车兵和步兵两个兵种，当时还没有骑兵。夏时已有木制的马战车，车上的兵士分为左、右、御，御者驾驭战车、指挥作战，左右二排兵士守护御者。但就远古的生产力而言，马车的制造极为有限，只可供夏后或上级将领指挥使用，车兵也不会是战场上的主力。步兵是夏代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时兵农合一，没有将军队职业化，和平时期从事正常的农业、畜牧活动，在战争时期变成军事力量。远古兵器出自生产劳动工具，多数器件具有战争和劳动的双重用途。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夏代兵器以木、石、骨制兵器为大宗，另在三期以后发现少许青铜兵器。木制兵器以殳、棒、弓为主，因木胎易腐，残存器件较少。石制兵器种类很多，以石斧、石钺、石戈、石球、石制箭镞、石制矛头为代表。骨蚌多用于箭镞制作，以及用于增强木殳、木棒杀伤力的辅助物。三期以后出现青铜兵器，但一直处于少数，可能供应夏后、将领以及社会上层人士佩戴。此外还有青铜和玉石制作的礼仪兵器作为贵族的随葬品。 ************************** “夏文化”即古文献中的中原夏后氏世袭政权，区别于在同时期存在的其他中原部落文化或“夏时期文化”。“夏时期文化”根据较准确的碳-14定年法毋庸置疑，例如二里头文化，根据碳-14定年法，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夏时期，故此可以肯定“夏时期文化”的存在。但在没有从考古遗址中发掘出与夏时期相当的确切的古文字之前，尚无法肯定地将其与先秦古文献中的夏后氏联系在一起，也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夏后氏和夏朝的存在。 目前并未找到夏朝同时期或商代关于夏人、夏后氏的记载，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提到过夏这个字，也没有提到殷商灭夏的事。最早的传世文献记载出现于西周。《逸周书·度邑》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论语》中也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句子，《竹书纪年》与《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的纪年与世系。因此传统上，中国的学术界对夏朝的存在一直坚信不疑。 更有观点认为夏史或有较多的夸大成分，许多和商朝的历史相似，或完全由周人杜撰而成。而《尚书·多士》记载周人训诰商族遗民“殷革夏命 ”，若是周人毫无根据地编造，商族遗民是根本不可能信服的，周族的统治者也不会用它来训诰商民，夏的存在与殷商灭夏的历史应是确切的。西周初期便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文献叙述足以证明西周人认为周前有殷、殷前有夏，夏灭于殷亦可作为周灭殷的前车之鉴。秦始皇帝焚书坑儒，大量先秦典籍失传，然而，成书于西汉的《夏本纪》与近四百年后出土的战国时人写的《竹书纪年》大致吻合，说明司马迁作《夏本纪》应有所根据，且今人熟知的一些夏朝的历史故事成形较早，但未能就此判定司马迁或许只是参考了内容近似竹书纪年的其他的周代文献。 然而就传统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发现中国上古时期广泛实行奴隶制度的迹象。 然而在古代的中国，氏族制度并没有消失，而它在很长的时期内顽强的保存着。在国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无法承载对广大区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任务，从而衍变为一种氏族封建的世袭制度。又在西周时期衍变为宗法封建制度。有效的施行奴隶制度需要一个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和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是夏代不具备的。中国在三代时期曾施行过小规模的奴隶制度，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规模。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奴隶人口普遍超逾自由人口，奴隶人口占古罗马意大利半岛总人口的四成以上。三代社会的主体分别是“众人”和“庶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还是有家有户的平民，其生产作物通过“贡”、“助”、“彻”赋交于上，而不是奴隶制下的无偿掠夺。真正的奴隶只是比例占少数的罪人和战俘，他们并没有取代庶民主体成为三代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而更多的是用于人祭。 N系是六千年到三千多年这段时间里，在中国北方的活跃人群。夏朝恰巧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问题来了，N系后来整体消失了，现今在中国境内只占7%不到的人口。N系是怎么消失的呢？从基因学上得知，N系是向西伯利亚迁徙了，有些甚至远去北欧芬兰等国家。 在史料上，能和N系大规模向北迁徙相对应的，只有夏桀儿子淳维率族人北奔匈奴这个。话说夏朝被商汤灭了之后，夏桀奔南巢，淳维奔匈奴，淳维估计拉的是大队人马走。留在中原不走的，形成了杞国，杞国后来向东夷方位发展了。 原先留在西北部的夏人，融入了当时的羌人里面，和羌人一起游牧为生，有些部落被商朝人称为土方，见http://toutiao.com/item/6588590556358640132，现代学者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土方推测就是现在的N系南支，23魔方名为N1b（复旦名为N2，注意，不同机构的命名是不一样的）。N1b在山东也有少量分布，估计是杞国后裔。 夏朝是N系独自建立的吗？当然不是，夏朝还和O2系的三大簇之一F444有关。F444和分布和夏人比较吻合，而且N系南支和O2系在古遗址上经常同时出现，也可见证他们的兄弟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夏朝是N系南支和F444共同建立的。 淳维等人去到了匈奴，并没有成为传说中的匈奴王族。匈奴王族墓已经检测出来，妥妥的Q系，淳维等人背井离乡，又是败军之将，去匈奴能当个中层也不错了。《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并不可信，《史记》说淳维成为了匈奴的王族。N系在匈奴古遗址是有发现，但不是上层。 一大批学者公认的观点是，殷商克夏后，一部分夏人被迫迁徙，—支沿着太行山西边向北迁徙，到达今天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与“北狄”融合；一支沿着关中向西迁徙，到达今天的西北和川藏地区、与“西戎”混居；另一支沿着江汉平原南下，到达今天的江浙、湖广和西南地区，构成了今天的多民族共存格局。这些被迫迁徙的夏民或融入当地民族，使夏文明深刻地影响当地文明，创造了含有夏文字重要元素的新文字；或以武力征服了当地民族，使夏文字得到了独特的继承和发展。如克商的周人就是夏人的后裔，也就是向西迁徙的一部分夏入分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重新夺回了政权，光复和延续了华夏文明。而其他迁徙的夏人大多在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中演变成了今天的少数民族。 寻找大量夏代文字目前确实存在困难，难就难在保存至今的夏文字太少，考古发现的大量岩刻符号多是线条和图画，很难与文字联系在一起，还像发现“甲骨文”一样偶然发现大量夏文字的期望是非常渺茫的。笔者认为，应开辟新的研究渠道，一方面认真研究已发现的古代岩刻、陶刻上的图画和文字与现代汉字之间演变规律，找到夏文字的脉络。一方面还要认真研究亚洲语系中除汉字外其它文字的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古代与中原关系密切而文明发展较慢的少数民族文字，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对研究夏文字一定会有帮助。 理顺—下从古至今文字载体的变化，大致为结绳记事→岩刻→陶刻→骨刻→甲骨文→金文→竹简→绢书→纸写的基本发展路径。从其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播工具，从岩刻到金文的发展过程中，几种载体的文字传播作用并不突出，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能够遗存至今的文字，不像是人们刻意所留。即使记载了大量文字信息的“甲骨文”，也不是人们有意留下的，只是当时盛行用龟甲占卜，这些占卜后无用的废弃龟甲，因耐风化腐蚀，被偶然遗存了下来。在这期间应该还有一种载体没有被确认，它虽然没有被广泛认知，也没有在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证实，却可能是华夏民族早期的主要文字载体，并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从文字的出现到大量使用竹简时基本结束，涵盖了整个夏商时期，它就是被历史遗忘的主要文字载体——木刻。 夏朝文字，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尚未明确证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但种种迹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国内学者马贺山认为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传统文字学所谓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备，是其文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从天而降的，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因此，在先商时代，文明程度高于商族的夏族统治者，也应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有的还被释读。而龙山时代从年代学上看正处在夏朝之前，那么与其紧相连接的夏朝亦应有其文字使用，且应比龙山时代的陶符文字更为发展和进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亦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当不是凿空之谈。 周朝的甲骨文是沿习和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并无多大发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民族，农耕发达，与姒姓同根同源，人少无文字，夏时使用夏文字，商时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讨纣伐商时，是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当把商纣赶走，建立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又恢复和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这就是周篆为什么与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夏篆的成熟和进步 这些夏篆字体非常成熟，非常规范，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而甲骨文则显得很原始、很落后，异体字很多，这正是民间俗体字的特点。文字和人一样，不进则退。不常使用，或很少使用，文字就会落伍，就会退化。尽管商朝有国六百余年，但在前三百多年里，商朝各王一直在东拼西杀，处于经常迁都的状态，商民族人较少，又是以游牧为生，无文字，又不重视文化，所以造成了整个夏朝文字的荒废。盘庚迁殷后，由于占卜的兴盛，这才让夏朝的民间俗体字派上了用场，将占卜过程及结果，用夏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才有了甲骨文。 夏篆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夏朝的官方文字的本来面目，它不但不比商朝甲骨文原始，落后，还比商朝甲骨文进步，成熟，美观。 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才使得国家起源的讨论观点林立，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的说法是：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龙的孕育和出现；原始文字、金属工具、城堡；工具、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人工制火、图腾崇拜；文字、青铜礼器、城市；历法；刻划符号代替结绳记事。在一般都认为可信的标准（文字、青铜器、城堡）中，学者们所强调的主次也有不同：如有的认为文字最重要，有的单从刻划文字推断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有的则强调青铜器的作用，有的认为中国在青铜时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等等。[1]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斝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二里头遗址青铜作坊，位于宫城遗址的东南约三百米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沿用时间长，占地范围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和铜渣、铜块、钳锅和钳锅残片，还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据其中出土的陶范残块看，该作坊的生产规模大，人员分工明确，尤其是生产品种多，质量高，不仅有各种小件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青铜器。大量青铜刀、青铜镉和青铜簇等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铜生产已相当普遍，因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产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况下，青铜器才能作为兵器普遍使用。 虽然具有较大器形的数量有限，但主要门类已具雏形，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达到了一定的冶铸水平，其中的青铜礼器，如鼎，爵，斝，盉，铃，其造型和质地虽然没有商代铜器精美，比较单薄和粗糙，但已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的先河，特别是需要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为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升华提供了先觉条件。 夏代青铜器品种已经比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卑、角、盂和食器的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表明以礼器为主体的中国青铜时代已经到来；兵器中有戈、戚、箭镞，特别是箭镞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因为箭镞射出之后，一般无法回收；还有工具中的刀、锥、凿，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饰牌。在技术上采取合范的铸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较精美，器物上出现了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乳丁纹、云纹之类比较复杂的花纹，并且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后来成为中国青铜器特有的传统。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在甲骨文发现后，人们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这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啊！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气候干燥，他们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别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国文化起源的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古时气候潮湿，不利于文字资料的保存，而且中国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来。加之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很多遗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难度。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县东南约15公里的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的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夏代文字资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巳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划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非但不是刻划符号，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6]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 ************************************** 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8] ***************************************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堡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堡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国城堡起源于什么时代？《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鲧和禹的时代筑有城堡，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城址的发现，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证明。 在关于的诸多城址的考古发掘中，特别值得提说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 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9] 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登封告成就是古阳城所在地。《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夏本纪》说得更明确：“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保存较好，南墙与西墙的长度均达90多米。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9米。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30万平方米左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墙的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鲧和禹时代。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 中国的早期汉字，并不仅限于甲骨文。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许多早于商朝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汉字的起源。比如在半坡、丁公村和王城岗等遗址中，都有此类发现。 仅就甲骨文来讨论，商朝的甲骨文也不是最早的甲骨文，前一阵子因上了《国家宝藏》节目而大火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甲骨，上面也有一些刻画符号 ，这些刻画符号和后来晚商时期的甲骨文，是非常相像的。 以上这些，不管是丁公陶文还是舞阳贾湖遗址甲骨上的刻画符，都被学界认为跟中国汉字的起源有关 ，它们在时间上，都远早于商朝。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的汉字，其起源，肯定要比商朝早得多。 有可能产生这样一中情况：即在商朝之前，也有一些关于先前历史的文字记载，但是后来湮灭了，或者，在某个地方藏着，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而远古时候的人们， 是能够看见这些资料的。所以 ，仍然可以有远古时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流传下来。 我们将提到的夏篆，是传说中夏代的文字。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朝文字?有没有夏篆?其实一直在争论不休, 很多人认为，夏朝有文字,有夏篆。[夏禹书],[禹王碑]就是夏朝文字,就是夏篆。 何为篆？指官方文字也。这些夏篆字体非常成熟，非常规范，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而甲骨文则显得很原始、很落后，异体字很多，这正是民间俗体字的特点。文字和人一样，不进则退。不常使用，或很少使用，文字就会落伍，就会退化。尽管商朝有国六百余年，但在前三百多年里，商朝各王一直在东拼西杀，处于经常迁都的状态，商民族人较少，又是以游牧为生，无文字，又不重视文化，所以造成了整个夏朝文字的荒废。盘庚迁殷后，由于占卜的兴盛，这才让夏朝的民间俗体字派上了用场，将占卜过程及结果用夏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才有了甲骨文。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着比商朝的民间俗体字先进的优势，用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尽管是三百年前的京城女子，也比三百年后的乡野丫头时尚得多，这正是为什么造成夏朝文字比商朝甲骨文进步的根本原因。周朝的甲骨文是研习和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并无多大发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民族，农耕发达，与姒姓同根同源，人少无文字，夏时使用夏文字，商时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讨纣伐商时，是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当把商纣赶走建立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又恢复和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这就是周篆为什么与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即使周朝有夸大夏朝发展程度的可能性，但凭空虚构400年历史和14代夏王，恐怕讲“礼仪”的周朝人也不会同意。当然，夏是部落联盟还是国家，需要现代考古学继续研究。 那么，目前考古出土的文物上，有没有发现疑似夏朝的文字呢。当然有，让我们一起了解这4篇无法释读的神秘文字。 1.《仓颉书》 《仓颉书》传说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书，全篇仅有28个字，其文字形态接近古彝族文字，属于非常古老的文字。在民间传说中，黄帝氏族发源于西北地区，与古羌族有密切关系。彝族的远祖便是古羌族，古彝文也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区。如果传说是真实的，仓颉追随黄帝搜集整理文字，《仓颉书》类似古彝文就顺理成章了。许多考古学家认为，28字的《仓颉书》可能记载了黄帝时期一场大型祭祀活动。虽然曾被历朝历代的学者释读，但因缺乏考古出土文物的佐证，目前还无法确认释读结果的准确性。 2.《夏禹书》 《夏禹书》原文刻于湖南省平江县的石壁上，传说为距今4千年前华夏先祖大禹创造的字体，曾是夏朝的文字。《夏禹书》全篇只有12个字，虽然比《仓颉书》年代更近，但释读难度更高。因为这种字体与古彝文和甲骨文都有一定关系，且处于发展变化阶段，并未成熟定型。据考古学家推测，《夏禹书》可能是对夏朝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我国考古学家经过百年的努力，15万片甲骨文中成功释读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这么看来，要释读《夏禹书》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3.《象牙文》 象牙文类似甲骨文，是刻在象牙上的一种文字。象牙文在字形上与周朝篆书类似，但表意方式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类似，应该比商朝甲骨文更加古老。据古文献记载，周朝与夏朝有传承关系，象牙文与周篆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一些考古学家推测，商朝人习惯龟甲占卜，于是有甲骨文。夏朝人也许习惯以象骨为书写载体，象牙文可能是夏朝文字——夏篆。如果这种假说成立，象牙文便是研究夏朝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因目前出土数量稀少，尚不具有释读条件。 4.《禹王碑》 《禹王碑》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北峰，又称岣嵝碑，与黄帝陵、炎帝陵并称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禹王碑》共刻有9列77字，形似蝌蚪，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从书写方式来看，与周朝大篆有一定渊源。在民间传说中，《禹王碑》由华夏先祖大禹所立。关于其内容，一说是大禹治水前期，祭祀天地众神的祭文。一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记载其历史功绩的功德碑。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禹王碑》极有可能是夏朝文字碑刻。据说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3年仅释读出3字，个人并不相信，可能郭沫若读出的是“禹王碑”3个字。由于是孤本，没有更多的同类文字印证，所谓的释读只能是猜测。 以上4件文物，揭示了夏朝文字考古的尴尬现实：古文献和出土文物中都有疑似的文字，但却无法释读，更无法确认其属于夏朝。 仓颉造字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应该是历史事件的反映。从黄帝时期到大禹治水，再到夏朝建立，1千多年漫长的时光，足以发展出成熟的文字。夏朝历经400多年的文化发展，没有文字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也许，夏朝掌握文字的人极其稀少，或者当时的书写载体可能是树叶、树皮等难以保存的物质，因此才难以找到夏朝文字吧。 1961年，河南原县的贾湖遗址被发现，其面积达到5.5万平米，在6次发掘后才看到了2000多平米，其中还发现了不少墓葬，出土了贾湖骨笛，是6000千年的一种乐器，这个发现令人惊叹。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甲骨，上边刻着奇怪的符号，后来专家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文字要比甲骨卜辞还要早4000年，早于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至于这些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是什么内容就无从得知了。 而关于夏朝到底有没有文字一直也没有证据，夏朝的文物也从不曾出土过，光凭史书也不能完全相信。在曾经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倒是发现了很多有符号的陶片，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文字，专家将其称为“夏篆”，可是对于这些符号又没有办法翻译出来，所以别的国家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中国的文字。 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最早的文字到底是起源于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对于国家的意义也不同。中国虽然有能证明商朝前文字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办法准确翻译其中的意思，所以一直都得不到别的国家的认可。 [内容提要]：提起篆字，人们会想起周朝的大篆，所谓篆者，乃指官方文字也。其实篆字并非周朝始，在夏朝已经流行蝌蚪篆了，即历史所说的夏篆。 继我发现了夏朝传世文字[夏禹书]、[岣嵝碑]和夏朝以前的文字[仓颉书]之后，我又发现了夏朝出土文字。这些夏朝出土文字是刻在6760年前的象牙上，[经碳十四测定，这些象牙距今已有6760年的历史，误差约为50年。]这些象牙文是我曾祖父二十年代，在保定一个官僚家教私塾时，人家送给他的，这些东西一直被我祖父和父母很好的保存着，唐山大地震时，这些东西都藏在大板柜里，当时房子都倒了，所有的家具都砸坏了，唯独大板柜完好无损，所以才保存至今。对于这些象牙文，过去一直以为是篆字，是周朝的文字，当我破解了[禹王碑]的文字后，我才如梦初醒，这些象牙文是夏朝文字无疑，而且是夏朝的官方文字，正与历史上所说的夏篆相合。[禹王碑]的文字史书上称为蝌蚪文，又称蝌蚪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最古老的文字。因为当时是用竹棍粘漆书写在竹简和木板上，竹硬漆腻，写出的字头粗尾细，形似蝌蚪，故名。它比商朝的甲骨文要早许多，商朝的甲骨文是用笔沾墨先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然后再用刀刻。漆书已是夏朝以前的事情了，而夏朝的文字为什么要刻在象牙上？这可能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关。上古时，华北一带温暖而潮湿，森林茂密，水草肥美，非常适合大象生存。五十年代初，在河北迁安出土的五米高的大象骨胳化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高最大的灵齿类大象化石。由于有丰富的象牙资源，这就为夏朝在象牙上刻字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气侯的变化和大象的南迁，到了商朝的时侯，还能见到商人在河南一带捕象的记录。如今河南简称为豫，与上古时代多象是有关系的。夏人尊象，商人崇龟，周人尚金。夏人用象牙、象骨刻字，商人用龟甲、兽骨刻字，周人用鼎彝铸字，可见一斑。这是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一。其次夏朝文字字大且笔道圆韧，商朝甲骨文字小又无方笔，两者相差悬殊，颇具大夏小商之态。夏朝象牙文字与商朝甲骨文截然不同，是由于民族的差异造成的，殷人原是一个弱小的不开化的东夷游牧民族，以玄鸟为图腾，以牛羊肉为食物，是马背上的民族。而夏民族则是黄帝的后裔，以龙为图腾，居住在华北平原及黄河一带，已进入了农耕和百工时代，其文化文明程度，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其文字表现上，差异较大，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夏朝强大，夏朝文字先进，是因为它处于中央执政的地位。众所周知，夏代是有历法的，叫夏历。上古时代谁来制定历法，当然是史官。从先秦文献上，可知夏朝有史官。[淮南子。汜论训]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这里的图法指的是图书，是法律文献，是约束天子的法典。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知：夏朝有史官，夏朝有书籍，夏朝有文字，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对商朝 遗民说的一段话：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从这里可知，殷先人的册、典是从夏朝那里继承并经过改造而后为商朝所用。商朝有近五千多个成熟的甲骨文字，而夏朝的成熟的文字决不会少于五千多个。截止目前，古文字研究领域对夏朝文字的研究是尚未发现夏朝文字及成文历史。实际上，这些传世的和出土的夏朝文字，已经摆在了那里，有几千年，只是尚未被承认而已。下面的这些象牙文是我曾祖父生前收藏并传下来的，经我爷爷、我父母几代人的精心保管，才流传至今。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出这些象牙文是夏朝文字呢？ [一]用以后证前的方法，将甲骨文与象牙文进行比较，孰前孰后，孰早孰晚，比一比即水落石出。象牙文里有些字是与甲骨文和金文里的字一样的，属于同一文字体系，存在传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象牙文里的有些字是甲骨文和金文里所没有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在此之前而不能在此之后，这已经是得到证明的，[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里的一些文字，在甲骨文里是没有的，这些文字只有从古人的最出的造字原理和方法上，才能得到破解。 [二]象牙文的刻写方式有 横排方式，从左到右，有竖排方式，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字体成熟圆韧，已具书法艺术美感。 [三]从象牙文的内容上看，这些文字主要记录的是祭祀和战争之事，与[夏禹书]的内容十分吻合，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夏王的主要的活动就是这两件事。 [四]从象牙文的文字看，夏朝已有占卜活动，但不象商朝那样，每事必卜，所谓夏朝信神，商朝信鬼，周朝信命是也。 以上夏朝象牙文十三版，共一百六十八个字，其字体与[禹王碑]的蝌蚪篆七十七字，同出一辙，与历史上的夏篆正好相合，都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尤其是第十三版象牙文，第一次将王帝合一，这种对时王的称谓，在商、周及后来先秦的历朝历代中，都不曾有过，只有在夏朝才会出现王帝 的称呼。这一点已经在文献中得到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刷衰，诸候畔之”。另外，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在我国是很早的，夏朝帝王中象孔甲，胤甲 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这不能不说象牙文中的这种称谓是夏朝文字的又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 水书又被称为殄文、鬼书、反书，贵州山区的一些水族和布依族部落（主要是水族）依然在使用，所以被称为水书。而水书传男不传女，而且只给鬼神看，所以又称为鬼书，它又因为以下几个特点，被称为“反书”： 一、水书与汉字在字形上是相反的。水书与甲骨文、金文、汉字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很多字都是相通的，不过他们在形体上却与后三者呈现镜像、颠倒的关系。 二、水书与“正常”观念是相反的。水书是写给鬼神看的文字，在水族巫师的意识中，鬼神处在真实的世界，而人生是虚拟的、暂时的，所以水书的世界与我们认为的“正常”的世界是相反的，比如他们将八月定为年终，九月定为正月。 二里头发现的24个神秘符号，在水书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踪迹，这也许就证明，水族人正是夏朝遗民！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北部，北及河北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 （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 ，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 ，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出版于1919年，他在导言中说 “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不是真的，很难确定，没有信史价值。其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又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豫西、晋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釐清。 ***************************************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 ）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 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北部，北及河北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 “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 （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 ，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 ，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实际上在古代，并未有人对夏王朝的存在产生怀疑，直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许多大学者们才开始质疑这段历史,连大名鼎鼎的胡适也是如此。“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出版于1919年，他在导言中说 “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不是真的，很难确定，没有信史价值。其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又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 “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豫西、晋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釐清。 “夏王朝”就是古埃及？大禹儿子建立的夏王朝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现在有人提出一种古埃及就是“夏王朝”的论调。 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发生在非洲，而埃及的法老就是上古的帝王。“苍梧，会稽”等原始地名原来都在古埃及，只是后来被周人带到中国。舜（森哈卡法老）在上埃及，禹（蝎子王法老）在下埃及，会稽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 周人 到了中国后觉得长江三角洲或者钱唐江附近象古埃及会稽地方，然后就取了个名，而禹的后人在会稽为大禹守墓也好理解了，至于中国的守墓禹后人是不是真是周人带过来的大禹后人安置在会稽地方，就很难说了。 而四川一带传说是禹治水的地方，也很好理解了，如果把长江想象成是尼罗河，而禹治水肯定是要到尼罗河上游去得。尧舜禹活动范围不是在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吗？ 怎么禹治水跑到四川去了？ 死后怎么又跑到浙江去了？ 压根不着边啊？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按照史书的记载，夏朝的前身是有崇氏部落，在上古大洪水威胁人类生存之际，有崇氏部落首领鲧受部落联盟推举治水，但未能成功。鲧死后，其子禹改堵为疏，耗时13年，最终告成功于天下。 而禹正是在统一调配各部落人财物参与治水的过程中，建立了对各部落的控制力和绝对的权威，最终成为了夏王朝的奠基人，家天下的实际开创者。 从考古学的维度讲，夏朝的建立是龙山时代晚期向二里头过渡阶段，在龙山时代晚期，中华大地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山东的两城镇，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超大型的聚落城址，这也印证了当时的天下的确是部落联盟的时代。 但据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向夏早期演进的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从1600多个骤降至不足200个，大型遗址聚落的总面积从218平方公里骤降至47平方公里，毁弃的城址发现了被水冲毁的痕迹。晋南、鲁西这些传统大型聚落区域的遗址数量，更是出现断崖式下滑。山东龙山文化遗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龙山文化结束时，原本已经具备生产黑陶等高超制陶工艺的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突然变得'粗制滥造'，工艺低下。 这一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文化的结束是伴随着一场大灾难的，这场灾难不仅冲毁了上古时期各部落苦心积累的人口、技艺、财富，也让天下格局重新来了一次洗牌。 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众多龙山文化聚落被毁灭的同时，以陕西石峁古城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一带和以额济纳河为中心的青海甘肃一带的龙山文化城址却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延续到了公元前1400年前后，这也是仅存的2处未受影响的龙山时代延续下来的遗址。 这至少说明了2点：1、这场大灾难正是上古传说中的大洪水，这预示着大禹治水最终并没有成功；2、石峁和额济纳河因为地势较高，又靠近牧区，避免了洪水的侵袭，因而幸存。 就在灾害导致华夏大地人口锐减、社会倒退之际，有一个考古学区域却走向了兴盛。 以公元前1900年左右为界限，在此之前的豫中从未有过大规模聚落城址，最大的瓦店遗址总面积不过区区1.1平方公里，且文明程度偏低。而在大灾难之后，豫中的聚落突然兴盛，考古发现，仅洛阳盆地的聚落总面积就超过了20平方公里，贵族墓葬中也开始出现玉石铜器等象征财富的陪葬品，甚至发现了玉璋等礼器。 这种变化表明，大灾难过后，各地的部落、人口开始向豫中一带重新聚居。不仅如此，在豫中兴盛之后，晋南、鲁西的考古中，发现了明显的'豫中痕迹'，各地陶器形制工艺偏向雷同，终结了在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制陶工艺、形制的互异情况。 换言之，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大灾难之后，豫中不仅成为了新文明的中心区域，并且还将影响力投射到了周边区域，这种文明形态不正是王朝建立的标志吗？ 有趣的是，上述考古发现对应的时间和空间不是大禹治水后建立的夏朝，反而是少康中兴的夏朝。不过，上述考古发现，很难将其解释为夏朝的复兴，因为这种全新的统治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满天星斗的文明形态，华夏的文明出现了一个中心点（二里头一带），更像是从部落过渡到王朝时期，即属于夏朝的建立。所以，大禹治水或许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而大禹治下的华夏政治形态，依然没有脱离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共主模式。直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大灾难发生，豫中地区才崛起了一个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向四周辐射的新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可见，夏朝的建立者是另有其人的。 破解夏朝的关键，还是考古学新石器时代文化期遗址。二里头文化之前，河南嵩山周边是新砦期文化。那么，新砦期文化是不是就是遗失了的夏朝缺环呢？疑团重重。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考古学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根据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可以分为四期。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735年到公元前1530年，共约195年。第一期的二里头，仅仅是一个普通聚落。考古发掘证据显示，第二期二里头突然发达起来，似乎有很大一群人突然聚集到了此地。这个现象或许指向的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夏的迁都。 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年显示上限是公元前1680年左右。此时距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商汤灭夏的前1600年，只有80年的时间。姑且不论此时期二里头的文明发展到了哪个高度，从前2070年夏的建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前1680年某位夏后迁都于二里头，夏朝遗失了的近400年时间和文明，去哪了？谁能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回避。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还好考古学家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砦期文化。何谓新砦期文化，先给大家做个科普： “新砦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360百科《新砦期文化》 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征，明显和二里头文化有较大差异，也有别于同地区的河南龙山王湾三期文化。 对于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目前有两分法或三分法，把王湾三期文化分为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嵩山以南的王城岗类型（或称煤山类型），郝家台类型（社科院《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有郝家台类型无王城岗类型）。 新砦期文化就是早夏文化吗？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由于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学者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河南新密市新砦村这个地方，曾经先后被王湾三期文化王城岗类型，新砦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占领。 所以有学者认为：新砦期文化属于夏启。而王城岗类型最早的小城是大禹之父鲧所建。依据是史料上所说的“鲧作城”和“禹都阳城。”（真知堂注：王城岗遗址就是古人所说的阳城，至少到战国时期还是如此） 如此简单粗暴地从时间年代上把鲧，禹，启和王湾三期文化以及新砦期文化联系起来，看似很完美，但问题出来了： 第一，陶器作为考古学界公认的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器物，三种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下面均简称三种文化）有明显的不同。 换句话说，如果三种文化分别是鲧禹，夏启，夏桀的文化，那么三代夏后来自不同的文化族群！他们都不是一族（夏后氏），又哪里来的父死子继，家天下呢？如果说夏朝也是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尧舜禹分别来自不同氏族，或许还能解释三种文化分别属于鲧禹，夏启和夏桀。 第二，新砦期文化，前后延续上百年之久。如果夏启真是大禹之子，如何解释启文化和鲧禹文化巨大的差异？ “新砦遗址可以分为王湾三期，新砦期，二里头早期三个阶段”《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发掘简报（新）》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而新砦期的文化面貌，显然是和王湾三期不同的。 “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主要是由王湾三期和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构成，其中造律台文化因素占比接近80%，而王湾三期文化占比不到18%。”（魏继印，赵春青，耿广响《新砦遗址，打开早夏之门的钥匙》）真知堂按：这种现象只能表明，此时期的新砦被来自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人群占领。 由此可见，如果用《左传》和《竹书纪年》中所说的“后羿代夏，寒浞灭夏后相”来解释这种具有和王湾三期文化传统巨大差异的新砦期文化继王湾三期后占据洛阳盆地嵩山南北一带的现象，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第三，如果用后羿代夏，寒浞弑夏后相，建立有穷国来解释新砦期文化，那么这个时间段就不止史学界公认的“后羿，寒浞共四十年”！因为新砦期遗址上层已经出现了二里头文化早期遗物，所以可以推断，新砦期文化至少延续到了二里头一期的上限，也就是公元前1735年前后。 如此，则从夏朝开始的前2070年-寒浞灭亡的前1735年之前，一共长达330多年之久。这和夏朝世系不符。 真知堂按：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早夏历史是：大禹，启，启子太康，后羿代夏立启子仲康，仲康崩立子相（古本无仲康），寒浞弑相灭夏，遗腹子少康灭寒浞中兴夏朝。则后羿和夏启之子太康同时代，寒浞和仲康之子相也就是夏启之孙同时代。少康是夏启的重孙，所以考据学多认为“太康失位，后羿代夏，寒浞弑后羿，弑夏后相，少康灭寒浞”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为四十年。 *************************************** 夏朝文明转移到了古蜀国。为什么会转移到古蜀国？因为那是大禹的家乡。当年大禹离开家乡时，就为子孙后代走投无路时留下了后备基地。 考古学已证明，“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夏朝遗民西迁，史书为何没有记载？史书没记载的东西太多了，但商朝的统治者心知肚明，时刻关注着蜀中的风吹草动。经常都想着要伐蜀。说白了，商朝管不到蜀，蜀仍在夏朝人的手中。 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证明了耒已普遍使用，这就使得开垦土地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量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发现，说明了农作物收获量增多。 而陶器中酒器的增多，表明在这个历史时期饮酒盛行。古代的酒都是用粮食酿造，没有富裕的粮食，不可能生产大量的酒。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比较明显的是家畜饲养业。我国传统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已家庭饲养化。这些家畜的遗骨也见于龙山文化的各种遗址中。 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制陶业可以说是手工业部门中较大的一个。在这时期的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陶器，在制作方面也比从前精细，制陶技术已经发展到快轮制作。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黑泽光亮的陶器，质地细腻，胎壁薄如蛋壳，称为“蛋壳陶”。这个时期制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过去那种在氏族村落外的公共场所生产，被有生产经验的家族所代替。在河北邯郸涧沟发现的两座制陶遗址，都是在房屋边上。除了陶器外，玉器、骨器的生产也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 青铜的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说明人类社会由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它标志着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和社会性质的飞跃。我国自什么时候开始有青铜器，这是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 古书中就有在夏代以前的黄帝时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记载（《史记·封禅书》）。而与黄帝同时的蚩尤也曾以铜制造兵器。 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一个铜片，比半坡遗址稍晚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个黄铜片。 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刀。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铸造而成的黄铜锥。在黄河上中游广大地区内，有的文化遗址还发现了铜渣、石范等。 总之，大约距今6000到400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里，在黄河流域广大的地区，都先后不同的进入了金石并用的过渡时代（也有学者认为是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在夏禹建国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在一些氏族、部落中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对于原始社会时代的人们来说，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饲养的家畜是主要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占有的多少，可以看出贫富的差别。 这一现象，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就有突出的反映。其中，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可作典型。 *************************************** 大汶口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是1959年在山东大汶河两岸的宁阳堡头和泰安大汶口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存分布很广，不仅在山东境内、还延续及江苏和安徽北部。在河南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它延续时间很长，约有2000年左右（约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左右）。考古学家大体把它分为早、中、晚三期。 从早期墓葬来看，随葬品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悬殊不是很大。在曲阜西夏侯发现的一座中期大墓，随葬品就多达119件，反映出墓主是一个富有者。 在大汶口还发现一个氏族制晚期的墓葬群。从发掘的133座墓中来看，有8座无随葬品，125座有一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这其中的45座还有猪的下颌骨随葬，少的一二个，多的四五个，最多的一座有14个猪头随葬。有少数墓中还有玉器、象牙器、骨雕制品等贵重物品随葬。说明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 一部分富有者不仅占有较多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畜群，而且还占有在我国古代象征着权力、身份、地位的贵重的玉器、象牙器这一类的豪华奢侈品，说明墓主人并非一般的氏族成员。 在古代社会，手工制品的私人占有和交换的出现，是私有制产生的标志。随着产品的增加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加速了氏族成员或氏族间的贫富分化、阶级的形成，最终导致氏族制的瓦解，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度产生了。 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的墓葬中，最早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但为数不多。到了父系氏族阶段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这种合葬墓就多起来了。 从晚期的墓葬中来看，有的墓中男性在墓穴正中，女性则置于正穴外的小坑中。男性的随葬品多，而女性的随葬品则很少，说明男女地位有了差别，女性只居于从属地位。 从大汶口文化到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从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这种墓葬逐渐增多，其中有的还是一男二女的合葬墓，也有成人和小孩的合葬。这种墓葬中反映出的男女不平等，是阶级产生后的一种必然现象。 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郑州大河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就有人畜同埋在一坑的“乱葬坑”。但更多的“乱葬坑”，还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如在河南有洛阳王湾（三期）孟津小潘沟、登封王城岗、陕西西安客省庄（二期）、河北邯郸涧沟等遗址的灰坑中，都发现有少则二三具多至七八具散乱埋在一起的人骨架，有的当中还有狗骨架。 邯郸涧沟遗址中发现一口废井，埋有五层人骨架，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状。其他遗址中发现有的人骨架缺腿或断手，都是残缺不全。像王城岗小城堡遗址中，有夯土基址下填埋了七具人骨架。这些考古学上叫做“灰坑”的，也就是古人填埋废弃物的垃圾坑。 这充分证明灰坑、废井、基址中发现的人骨架，他们生前都是被奴役的，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因此才被屠杀后抛到灰坑中同狗一起填埋，其中也有作挣扎状的，可能是被活埋的。有的是被杀殉，用作奠基或祭祀天神地祇。 相较于偶然性发现发掘的考古文化遗址，解读出中国文献典籍中隐含的中华文明诞生的具体地理信息更为重要。“夏之兴也以涂山”文献的真实性，是中国历史研究学者的共识，地理坐标“涂山”是我们破解夏王朝夏文化历史的关键所在。 *************************************** 司马迁所记《史记》还是隐含了关于黄帝活动历史的地理位置。 终于发现黄帝与夏启建国的地理标志荆山，中华文明五千年得以确立 *************************************** 荆山，是一座屹立在淮河西岸，与“夏之兴也以涂山”的涂山隔淮相望的山脉，地处广大华北平原的南端，也是富饶平坦的淮北平原的南部标志。当地地方志记载“启，禹之子也。旧志云：启居荆山下，后代立庙以祀之”，并在荆山之巅建立“有夏帝启之庙”祭祀至抗日战争时期，与隔淮相望的涂山之巅的“有夏皇祖之庙”大禹庙，共同成为夏王朝“有夏”在中华历史存在的地理标志。 *************************************** 钧台之享确立了朝贡体系，“家天下”的确立，显然与夏启的政治天赋和军事能力不无关系，当然，最重要的那股狠劲。总结前文，饭局前后的夏启完成了追随者的辨认和整合，并消灭了所有的反对声音，可见其意义非比寻常。 “钧台之享”的本质。 对于夏启的追随者而言，明确站队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国家之间的联盟本身就是利益的结合，而非来自个人崇拜或者“仁德”。不论是村级行政机构的长官还是古籍里那些捧上天的部落联盟领袖，作为一个上位者最重要的一定是威信和手腕，无威信不足以发号施令，无手腕不足以掣肘制衡，夏启则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果敢。 臣服的方国领袖们将自觉或被迫去维护夏王朝的统治，夏朝的传承与他们的发展息息相关，哪怕是当奴隶，先来者总归是有些优待的，他们形成了一个应对联盟之外威胁（或者欺负别人）的利益共同体。 上古的一次重要饭局：浅析夏启“钧台之享”后的华夏政治版图 ▲许多时候拜的是王座，而非君王 参加均台之享的诸侯们不自觉的成为了君主继承制的重要推力，在新的威胁势力崛起之前，大夏王朝的地位是稳固的。 从政治角度来讲，“钧台之享”是一次重要的方国盟会，也是一次主权的宣誓，饭局确立了夏启的“ 共主” 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重要标志。自此， “禅让”正式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全新的“家天下”模式逐渐被古人接受，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主要模式。 *************************************** 今本《竹书纪年》后面也说了“六年，伯益薨，祠之”， 伯益善终，夏启派人慰问，接班人这档事就算是翻篇了，然而这很可能不是事件的本来面目。古本《竹书纪年》说了“益干启位，启杀之。”《史通》的《疑古篇》、《杂说篇》也提及“益为后启所诛”。也就是说双方可能爆发了战争，伯益被杀了。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 野望（日本语）：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 《史记》中明确记载有扈氏也是大禹册封的姒姓诸侯，往上走几代跟夏启共一个祖先的那种。一个小宗带头挑战大宗的行为，显然不是替“禅让制”被摧毁而打抱不平这么简单，更深层次在于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野望，这也是伯益没有掺和的真正原因。 ▲甘之战 有扈氏很快为他们的不自量力付出了惨痛代价，整个部落被连根拔起，男丁被屠杀，子女世代充作奴隶。 史册上并没有甘之战的详细记载，唯独留下了一篇独特的战场动员令--《干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的狠劲令人不寒而栗。 夏启，本名叫做姒启，史书上也称呼他为夏王启、夏后启。史书记载大禹娶涂山氏族女子生子启，所以夏启的母族是涂山氏族。《竹书纪年》记载，夏启登基时间约为公元前1978年，驾崩的时候是公元前1963年，共称王15年。 ▲夏代的甸服五等，体现的是跟血缘远近关系类似的亲密度 所以，从“禅让”到“家天下”并不止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迁，亦或是“人心不古”的悲叹，更多是一种人性的体现。这是历史的必然，谁都想干，只是力有不逮而已，唯有禹启父子两代人杰加之治水的不是功勋方能将想法变成现实。将镜头拉远一点，五帝时代的传承又成了黄帝的家天下，四周都被视为蛮夷，炎帝后裔被排除首领资格，这所谓的“大道”不觉得很虚伪和“双标”吗？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之前施行禅让制，禹传位于儿子启，开创中国世袭制的先河。 夏朝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前21世纪夏朝开国国君开创了家天下的制度，共传14代、17位帝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约为前2070年—约前1600年）。 夏启在位十年后去世，其子太康继立。太康治国无方，生活奢侈淫乐，由此发生太康兄弟五人夺位的斗争，史称“太康失国”。 在太康的孙子相统治期间，东夷的后羿趁夏朝内部王权之争夺取了统治权，夏朝自此中断了四十年，史称“后羿代夏”。 相的儿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夺回了政权，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至今仍未发现任何原始的文献与文字记载，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一直存有争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夏都遗址，河南偃师县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 由此看来，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夏朝人根据农耕季节的规律，研究出“夏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纪年农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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