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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访博咨达道义 搜求余光通古今 ——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文化价值论析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赵逵夫先生主编的《陇南金石校录》是第一部以当今陇南市为取材范围的金石学研究著作。该著有深远的学术史背景，不仅增补和丰富了前人金石文献收录之不足，而且填补了今陇南市相关历史文献的空白，对陇南留住乡愁、延续文化根脉意义重大。书中所录反映陇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的碑刻题记，全面而成体系，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同之前已有的相类金石文献别集相比，其文化价值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该著对张维、冯国瑞以来特殊历史时期陇南金石碑刻文献辑录尤为看重，如对抗战、文革时期金石文献存毁的整理卓然成一亮点，令人瞩目。其中所收拓片或原物照片，除文献价值大，时间久远、内容完整的史料意义外，其中字体美观方面的编选原则和所得实效，也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和书法艺术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文化价值   国家级教学名师赵逵夫先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批准号：17BGL213）；陇南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陇南民俗文化生态区田野调查及研究”（批准号：17LNSK03）。 作者简介：蒲向明（1963-），文学硕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科研外事处处长，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陇南文史。  蒲向明教授（最年轻者）和赵逵夫先生合影  最帅的一位是蒲教授  一 在不同地域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文化遗存中，有很多文献未见于其他载记，金石题刻和碑铭文献于此意义重大，系重要一类。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深刻指出，对于传统未载文献要“广访博咨，流离困瘵，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故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他回顾《华阳国志》的成书历程后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1]日本学者山内四郎认为常璩此说特别适用于金石碑铭文献的整理[2]，国内学者则认为常璩所论“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所以金石题刻文献素为历代研治史学者所珍视[3]。今读赵逵夫先生新近主编出版的《陇南金石校录》[①]，其学术追求真正达到了“广访博咨，流离困瘵”的境界，而具备的文化价值无疑是“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我们认为，《陇南金石校录》是研究陇南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第一手碑铭题刻文献资料。 《陇南金石校录》著成，有其深远的学术史背景。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论云：“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4]朱剑心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然竹木之用，至南北朝之终而全废；甲骨之用，仅限于殷商一朝。且竹木岁久腐朽，甲骨只用于贞卜。惟金石之用，自上古以讫现代，无时而或间，其用特著，其寿特永，且被学者所注意为最早，故遗存于今日之器物为独多。而金石二字，所以为吾人所熟知也。”[5]这就把金石有别于甲骨、竹木的独到之处分析得尤其透彻，金石之著，影响悠远。东晋王嘉《拾遗记》载黄帝以神金铸器而有铭题，对当时的大事都“记其年时”，以为是金石之始，这显然是一个亘古的溯源追寻，对陇南金石研究显然是过于遥远了。 从金石史的角度看，陇南金石辑入著作，当从北宋始。欧阳修《集古录》称《西狭颂》为“李会碑”，论及其语言文字之表达，是关注《西狭颂》文学因素的最早记录[6]。自嘉祐年间起，碑刻考据学作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而迅速崛起，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下及清代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著作，金石学大盛。到乾嘉时期，各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着意从古书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多以金石证经史，以解决难题为荣。因此，成就了清代金石学上的巅峰之作——《金石录》和《集古录》，陇南武都人邢澍就是其中的一位金石学大家。陇南市地处甘肃省东南端，系甘肃、陕西、四川三省交汇之地，人文地理环境特殊，素有“秦陇锁钥，陇蜀咽喉”之称，历史上一直是 西北——西南重要的交通要地和枢纽，故吉金、贞石遗存较多，内容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自五代以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向南的偏移，陇南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变得僻远落后，这种情况也恰好提供了保留古代文化遗存的一种历史机遇。宋元以来，陇南更加落伍，文化窳败，人才匮乏，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虽前有清乾嘉学者武都邢澍所著《寰宇访碑录》《金石文字辩异》和《金石札记》等学术价值相当高的金石学著作，后有民国临洮张维辑录的《陇右金石录》和《陇右金石续录》等，在甘肃的金石学研究上可谓厥功甚巨，但涉及今陇南地区的金石题刻材料只有1003件，所收有关现在陇南一区八县的金石文献就更加寥寥，只有156件，占不到全书的16%，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陇南金石校录》的出现，使陇南金石文献辑存集中、齐全、规整、准确，在学术史上展现一个新局面、达到一个新高度。 二 赵逵夫先生年逾古稀之时，在其研究生崔阶等的鼎力相助下隆重推出《陇南金石校录》，不仅增补和丰富了前人金石文献收录之不足，而且填补了今陇南市相关历史文献的空白。该著收录校注条目达7000余条，大约是张维著作所收有关陇南金石文献的45倍。它既成为研究陇南市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又弥补了陇南市这一特定文化地域金石学研究的缺憾。赵先生籍隶陇南，长期关注家乡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的“破四旧”，目睹了陇南各地“学大寨”、“修梯田”期间出土的大量碑刻材料被认为损毁的情形后，他以学者的历史责任，持续整理、研究并传承陇南地方文化，广泛搜集，科学规划，精心校注，成就了这部大著，首当其冲的文化价值在于保全了陇南的历史文化记忆。陇南是人文初祖伏羲诞生地，又是早期秦文化发祥地，而秦人又是中国石刻文献最早的践行者之一。秦人诅咒楚国的《诅楚文》，据郭沫若研究是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的秦人石刻作品；陕西凤翔发现的歌颂秦国国君狩猎盛况的石鼓文，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石刻文献。而汉代上禄县人仇靖等创制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更是享誉海内外。上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被发现，填补了先秦文化的研究的一些空白。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很长时间里，陇南是氐族、羌族集中活动的核心地带。所以陇南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碑碣石刻遗存最丰富的地域之一。《陇南金石校录》汇集文化资源，保留了陇南独有的历史文化记忆。 同时，《陇南金石校录》还为陇南留住了乡愁，留住了文化的根脉。一通通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而保留下来的古代题刻，甚至一幅幅金石拓片，都能引发人们对历史上陇南发生的一幕幕往事的回顾。《陇南金石校录》吸纳乾嘉学派“存目、跋尾、录文、摹图、摹字、义例、分地、分代、通纂、综论”等一整套系统的研究体例和方法，把所收集的现今甘肃陇南行政区域内上起商代，下迄至民国的金石文献，按照拓片或原物照片、金器铭文、碑刻三部分分组。在时间顺序上，按照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元、明、清、民国的顺序排列，并在每一种文献后面附有校记，包含出土时间、地点、形制、收藏地、著录等信息；在空间顺序上，严格按照现今的陇南一区八县行政区划，按照礼县、西和、两当、成县、徽县、武都、宕昌、康县、文县的顺序由北到南，不仅地理概念清晰完整，而且这一空间顺序与陇南从上古开始形成的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走向和文化传播走向基本相吻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脉走向。《陇南金石校录》全书有总目，也有四册的分目，凡例共有八目，包括“收录范围”说明六则、“原文底本”说明三则、“编排体例”说明八则、“标题”说明六则、“作者”说明四则、“录文原则”说明四则、“校记”说明六则、“说明”之说明二则、“拓片与照片”说明一则。编撰体例优渥，可谓匠心独运。该书收录宏富，校注详审，体制宏大，充分体现了一代学人严谨审慎的学术追求。 《陇南金石校录》承载着陇南碑刻自身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厚度。关于碑刻的文献价值，宋代金石大家赵明诚论云：“窃尝以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策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然。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7]他在用碑刻考勘史书后慨叹曰：“余每得前代名臣碑版以校史传，其官阀岁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为可宝也。”[8]《陇南金石校录》收录的陇南碑刻铭文“可信不疑”的自身文献价值，真是“为可宝也”。书中反映古代经济政治内容的刻石文献，最能说明问题。比如修路通商和疏通水路的，最早的记载是汉代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徽县的《新开白水路记》和《兴州江运记》《江河纪略》，徽县火钻镇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的《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康县明代《察院明文》残碑等等有关道路开凿与维修、茶马贸易管理和禁绝私人贩运茶马的公告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厚度。陇南地处古蜀道即后来的茶马古道上，蜀道既是早期氐羌南北交通的通道，也是西北与西南交通的关隘，还是陇蜀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重要的连接地带。宋元以后又是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藏、羌等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以马易茶，而中原王朝则在陇南一带取得战马及官府用马，《陇南金石校录》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资证。 三 《陇南金石校录》所录反映政风建设，民生状态和严禁官吏鱼肉百姓的碑刻题记，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如该书所录清代碑刻《新建官衙碑》，宋代《两县二八分科后记》记载了为百姓平均贡赋的事，提出税赋之收，应当“因其不一而归之于至一，因其不同而约之于大同”。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盐井碑记》，现存武都的清光绪二年的《颂太尊公祖大人惠商德政碑》，现存两当县的道光八年（1828）的《重修药王庙碑记》，特别是今存徽县的清康熙四年（1665）《徽州刊奉总督部院白永革十大害碑记》，列出了永革徽州（辖徽县、两当二县）官吏节日强收礼金及“义官之害”“书手之害”“募夫之害”“牌头之害”“机兵之害”“盐引之害”“红票之害”“出陈之害”“永米之害”等十大害，凡有此劣迹之官吏，民皆可上告之。其收录的清光绪十三年（1887）康县《严禁派钱告示碑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徽县《抽油资谕示碑》等，都显现了碑刻文字自身的文献价值。此外，书中所收文县《重修养济院记》等，关注到了清代社会弱势人群问题，而《同知哈石公遗爱记》则详细记载了元代“西康郡”的6个军政组织机构，每个机构的职位设置以及任职人员姓名等，是了解元代政治机构的第一手资料。 《陇南金石校录》所录碑碣石刻文，保留有内容极其丰富的古代军事活动遗迹载述。陇南又地处蜀门，为入蜀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誉为“关陇锁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以后，氐羌对地方政权威胁甚巨，当时地方官大多由武将担任，现存成县的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摩崖石刻《西狭汉将题刻》等，就反映了东汉时期陇南一带的地方官员大都由军人充任的事实。两宋年间，陇南成了“秦蜀门户”，战略位置越发重要了，遗留下来的吴家军抗金的碑碣石刻文献更加丰富，徽县、成县、西和、礼县等地都有碑刻遗存。 《陇南金石校录》重视文化教育、乡贤名宦、妇女事迹、古迹寺院等内容的全面收录，给读者了解陇南古代的历史文化展开了多维视野。书中所录宋代庆历五年（1045）《成州学记》，是陇南区域内有关学校内容的最早金石记录，而所收明代徽县的《增修徽山书院记》，则记载了陇南最早的书院，还有文县的《江公创建社学碑记》，提到了“首重社学”的重要性，《创建义学记》等文所提“义学”是教育普及的开始；《徽山试院记》则记载了设立试院以方便士子考试的经过。清代西和县《漾源书院出入款项碑记》，最详细地记载了书院用款的具体项目及其标准，是一份了解旧书院收支情况的最原始的资料。《邑侯黄公德政去思碑记》《大理寺左少卿崇祀乡贤对溪何公墓道碑》《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宋太宜人刘氏之墓碑》等所记之人，无论男女，都可视为各自时代的楷模。另外，记载有关宗教风俗的内容，如礼县《南山妙胜廨院碑》所载唐朝贞观二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湖”，证明该院是陇南最早受封的寺院。而明代武都马之骑、徽州马负图各自撰写的《重修礼拜寺碑记》，则是武都和徽县创建清真寺的最早记载。宋元时期的《祥渊庙勅碑》、《宣灵王庙碑》等记载了勅封神灵是朝廷大事，且勅封道教神灵有一套完整的程式。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林茂先书写的万象洞题名，是游武都万象洞最早的记录。而《仇池碑记》《游天池记》《游明月山记》等分别介绍西和仇池、文县天池、康县明月山等的人文地理环境。当然，《陇南金石校录》所录反映文学和艺术方面内容的文字，如晁说之的《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结合修建杜公祠评论唐宋诗坛，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仅如《宋故左中散大夫王公仪神道碑并序》所载王公仪等智破妇人为头上钉钉而亡的冤案情节，被演绎写入公案小说，成了十分精彩的一段故事[9]。 《陇南金石校录》所录遗存陇南各地的碑刻题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陇南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军士、文化、民族、宗教和民生状态，不仅反映了陇南古代经济的状况，为后人保留了研究陇南历史文化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展现了陇南古代一些地方官员的政声作为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该著如此，由丰富、可靠又不失历史鲜活的文化遗迹编撰、考订而成，竟为一鸿篇巨制，不仅有功于一邑，实可以风世进而传之后世矣。 四 《陇南金石校录》的文化价值比较优势显著，体现在补史之阙、纠史悠谬方面。中国古代典籍的撰写总是惜墨如金，所记多系重大事件，具体情况记述极少且略，涉及到重要细节常被忽略，所以很多史实不见于文献记载，或有记载而不详。比较而言，碑刻文字则往往不厌其详地载记一些不见于史籍的原始状况、真实事例，甚或颇具史料价值的细节，往往比一些正史更接地气，从而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该书所录明代荆锐《重修千户所记》据江景瑞《文县志》辑入[10]，涉及到了历史上陇南“土官”、“流官”、“番夷之患”，可以补史之阙。汉元鼎六年（前111）十月，汉武帝在击破南越后，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发兵十万，乘胜进兵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等攻灭氐王，在陇西郡东南白马氐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设置了武都郡（郡治武都县，在“骆谷（yú）”，今西和县洛峪镇），下辖六县三道。武都郡属于“初郡”，汉武帝规定对“初郡”的百姓不征税收，仅由土官负责征集一定数量的布及其他方物按时进贡朝廷即可。“初郡”官吏的俸食及车马用具，也由就近郡县供给。在机构设置和行政管理上不同于内陆县，朝廷委派太守、令、长等“流官”掌治郡县外，实行内部自治，朝廷封拜一批各部原有的君长王侯等氐族豪酋渠帅充任王、侯、邑长，按照氐羌旧俗治理百姓。“流官”有任期，而 “土官”则终身任职，还可以世袭。流官治其土，土官治其民，但“流官”不得干涉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对此，《陇南金石校录》第四册《重修千户所记》（1649-1650页）提供了记述细节，也为我们了解白马人在明清时期的土官管理制度展现了翔实历史资料。 《陇南金石校录》所载现存成县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就记录了田成（字希圣）的从戎生涯。宋宣和末年征过方腊，金人南犯时收复隆德府等，此后又单骑撞敌营，诏安农民起义军丁进等，这对研究《说岳全传》《水浒后传》等小说的情节背景，研究两宋时期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乾元二年（759）的《汉源县令厅壁记》，反映的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入蜀，唐肃宗于至德元年（756）在朔方灵武继位，上禄县改为汉源县（今西和县）的史实。现在许多人认为唐代的成州就在成县，实际上早期的成州就设在西和。这些碑刻，对了解西和县在唐代的行政区划设置，特别是成州从西和徙置成县等史实，起到了补充史料的作用。 《陇南金石校录》所收唐开元二年（714）为开通古道而建的《新路颂并序》摩崖石刻，于交通史意义重大。《新路颂并序》摩崖今存可识文字约200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汉阳郡太守赵承奉旨修筑南龙门谷栈道，历时十年竣工的史实。对于陇南西和县石峡镇一个重要隘口——坦途关，长期以来多有岐说，写成“坛土关”者有之，“潭土关”、坦土关者亦有之。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十六日，甘肃学政叶昌炽途经坦途关，在其《缘督庐日记》中写道：“过上下潭土关，峻坂崭绝，山坡下羊肠一线，断处皆支木板，或揵石填土以渡，俨然阁道。涧中乱石如麻，青色浮现，葱翠如滴。最高一山削出青冥，林立丛蔚，日色皆为所隔”。对照《陇南金石校录》所收碑刻，被明确写作“坦途关”，这个地名的写法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古人对这一地名的注释也可以由此矫正。坦途关是唐代陇蜀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今址在西和县石峡镇双石寺西崖南壁。有学者认为，《新路颂并序》所谓的“我太守赵公”，疑或“汉阳太守赵承”，他任成州刺史并开凿新路，当在唐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二年（721—723）前后，距杜甫陇右之行早了38年，杜甫所行之路就是唐开元中赵承所开新路[11]。新路颂摩崖所在的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双十寺北崖栈道，直至晚清依然存在。 五 《陇南金石校录》对张维、冯国瑞以来特殊历史时期陇南金石碑刻文献辑录尤为看重。以抗战史为例，该书录民国三十二年的《礼县忠烈祠记》碑石文如下： 蝦夷构衅，半壁沉沦，我举国同胞，罔不懔于攘夷之大义为雪耻之要图。吾礼虽僻处后方，未罹涂炭，然后气之所蔚，弥久弥新，用能慷慨从戎，捐躯报国，贡献于抗战者綦伟。尝稽簿籍，礼邑共有人口十七万，历年应征入伍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几及十分之一。离桑梓，别父母，冒寒暑，犯锋刃，蹈万死于不顾，以争国家民族之生存，因而裹革沙场者，数百十人与兹矣！今者光明日溥，胜利日临，我先烈既已捐躯以奠宏基于前，我志士必能接踵以达成功于后。瞻望来日，当更有无限可歌可泣之事实，以光辉简编，照耀宇宙。观其前仆后继之情形，弥足彰正气之流露。[12] 中国抗战史主要写抗战重大事件，而对民间抗战，特别是大后方民间同仇敌忾、支援抗战的事情记述极略。由此碑记可知，从抗战爆发至日寇投降，陇南子弟如何共赴国难，家乡父老如何慷慨支援，已是何等显而易见？仅礼县一县应征入伍、投身抗战的兵员，几乎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战死疆场和失踪者不计其数。在民族危亡之时，各县也都将抗战阵亡将士入祀忠烈祠，并勒石立碑纪念。然而，因历史推进中许多人为的原因，大多数碑石已不复存在，文字也随之漫灭，而《礼县忠烈祠记》经《陇南金石校录》收辑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历史贡献不言而喻。 《陇南金石校录》对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的金石文献辑存，也为印证一些写本历史文献提供了佐证。其实，陇南各县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大抵与礼县一样。比如只有十一万多人的西和县，应征入伍参加抗战的就有五千六百多人，入祀忠烈祠的只有十七人，遗憾的是碑文不存。新近在西和县发现的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西和籍上校团副李启瑞委托在兰州的同乡、战友李谨叔，捎给家里的一封家信（已缺页）就写道： 暴日侵我疆土，辱我国权，欺我民族，……凡为热血者孰忍坐视而袖手旁观而不恨哉？近又以大军攻我上海，但我驻沪之十九路军与之抗战，累战累胜，已近半月，日奴连日猛攻，终被败退，死伤无数，而十九路军之奋勇……（枕）戈待命。使命一到，东下抗日，倘马革裹尸，代递家音；万一幸生，再为叙谈。专此拜托，并祝文安！[②] 此信可与《陇南金石校录》所收《礼县忠烈祠记》彼此印证、相映成辉，成为反映陇南特殊历史时期的抗战史实重要实物与文献资料。 再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破四旧”和搞“文革”的特殊时期为例，《陇南金石校录》依据现有条件尽可能搜补、辑入今存金石文。《宕昌史话》载：“（宕昌）'老爷坟’， 从清初到民国（末），每代土司、夫人均葬于此。凡葬此者皆有墓碑，'文革’前有40通，行成'小碑林’，后经'文革’中期破坏，现仅存4通。”[13]《宕昌县志》第五编“文物古迹”部分载：“(解放初) 宕昌县境内有石刻一百多处，现存五块。”[14]《陇南金石校录》却突破了这些记载，收录碑刻、摩崖文献达34处（块）之多，很好地充实了以前阙如，应该是新贡献之处。以《重修杀贼桥碑记》为例，该碑今存宕昌县沙湾镇二爷庙，由光绪七年（1881）杨昌睿撰，记“平番一役”，因“此邦之父老亦难言之”，因此“书缺有间”。《陇南金石校录》依据实物，并参酌清代叶恩沛《阶州直隶州续志》（今人曾礼、樊执敬校点本）等文献加以校录，便于后人一窥历史堂奥，了解特殊时期幸存下来的碑刻文献之历史文化价值。 《陇南金石校录》收录特殊历史时期碑刻文献，远不仅限于此。还有其所录者，品类众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与经史之学相表里，可以纠史之误，可以补史之缺，可以发覆旧注，可以增广见闻。正如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言：“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和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15]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予以深刻认识的。 六 《陇南金石校录》所收拓片或原物照片，除了文献价值大、时间久远、内容完整的史料意义外，其中字体美观方面的编选原则和所得实效，也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和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陇南金石校录》“拓片照片”部分，从礼县出土春秋时期秦公鼎铭文开始，继有秦子钟、秦公壶、秦公簋等青铜器铭文。春秋继起，秦国国势渐升推动国力渐强，秦公簋铭文成为此期代表作。字形结体整饬严谨，笔法脱去呆板强直，同石鼓文一样在微曲中求劲健，在圆转中出刚猛，体现自矜自信的强悍雄风，成为此期秦人热血与力量结合的生动写照。它脱开了周人庄严肃穆、雍容典雅的风格，表现出秦人接管西土后的崭新风貌，是春秋时期秦国的真实缩影。秦公簋铭文较诸西周文字，结体稍短而多变化，疏密有致，落落大方，已具小篆之雏形。与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铭文相比，显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几步。《秦公簋》与《石鼓文》一起，为秦帝国“书同文”秦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篆书及其他书体的创造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公簋铭文的每一个字都是单独刻在方模上以后拼成全篇的，这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伟大奇迹。秦早期发明的如此先进的陶泥活字铸铭工艺，至今令人引以为豪，而由此变革常法造成的散章布局，成为秦统一后权量诏版参差散布的先导。这种自由活泼的章法，至今为众多书家所赞叹、倾倒进而追慕取用。《陇南金石校录》所录《西狭颂》拓片，反映了汉字字体变迁最为剧烈的秦汉时期所达到的书法成就，以及它对中国书法产生的极为深远的影响。《西狭颂》古朴雄强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似乎还保留着刀刻的明显效果，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对后人感受秦汉书法艺术成就和研究书法史具有重要意义。 《陇南金石校录》所收金器原照或碑刻拓片，对形成陇南“碑学”价值极高。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指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16]其尊碑意态，毫无掩饰，但目光所及，尽在唐、宋之前。就陇南“碑学”，唐、宋之后，也不乏精品。《陇南金石校录》所收赵孟頫书并篆额的《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其“赵体”用笔圆润，骨力内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书法艺术价值早已闻名全国，堪为陇南“碑学”中坚。该书所收陇南“碑学”其他妙笔佳品，限于篇幅，无需一一论列。 统而观之，《陇南金石校录》的文化价值不限于前述，我们所论仅为一管之见，不免偏颇和肤浅之处。好在赵逵夫先生书前十万余字鸿文《前言——陇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用15个专题对陇南的地理环境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陇南金器铭文与古代历史文化、石刻起源于秦地与陇南石刻的文献价值、陇南金石与陇蜀交通、陇南碑刻与陇南军事记载、陇南金石碑刻与陇南历史城建、陇南石刻与古代经济贸易、陇南金石与教育发展史、陇南金石与名宦乡贤英烈记载、陇南碑刻与民众自治记载、陇南碑碣与宗教传播、陇南石刻与名胜遗迹等方面做了深入论述，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获益之处良多。特别是在《前言》的最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陇南金石中的诗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概括，“在陇南古代文学方面，发掘出了一箱珠玑” [17]，对后续学人提供了巨大的陇南文学研究空间。 笔者关注赵逵夫先生《陇南金石校录》研究选题，也有十多年了。每次见到先生，他都会提到未竟之处，以至于不断博咨达意、精益求精，其严谨细致之态，令人感佩。从事金石铭刻的搜集、保藏、著录、刊布以及鉴别、考订、撰写题跋等一系列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一种非常耗时、费力、花销不菲而又见作者学识、功力以及文化素养的学术活动。这本《陇南金石校录》通古今之变，使散落于世的吉金和石刻文字发出洞穿历史的幽微之光，显然凝聚了作者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智慧和心血，即便是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成书问世也不过如此。从横向的维度看，就现今甘肃学界，《陇南金石校录》可谓金石文献整理收录和校注的第一部皇皇巨献，是陇上金石学研究的里程碑式大著。即便从全国来看，也可以说《陇南金石校录》是金石文献校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化价值极高，必然会彪炳于史。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西和县一中高级教师、陇南师专“陇南文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魏泽民（1963-）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本文已经赵逵夫先生、魏泽民先生校读。 参考文献： [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7. [2]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71. [3]卜艳军,李新伟.《华阳国志》浅论[J].中国地方志，2003（1）：75-77. [4]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 [5]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40:01. [6]蒲向明.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58-64. [7]雷文彬.中国古代文档史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221. [8]（宋）赵明诚.汉荆州刺史度尚碑跋尾[C].金石录(卷一五).金文明.全石录校证[A].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281. [9]崔阶.陇南金石的调查与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10]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649. [11]蔡副全.唐新路颂并序摩崖释考[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6）. [12]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12. [13]杨海帆.宕昌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147. [14]宕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525. [15]程千帆等.袖珍古文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588. [16]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756. [17]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59.   [①] 西北师大教授赵逵夫先生主编的《陇南金石校录》（全4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该书200余万字，历时十二年编撰，收录从商代至民国时期现在的陇南市行政区域内的金石文献，包括金、石两大部分。全书由拓片或原物照片、金器铭文、碑刻三部分组成，按照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的顺序排列，并在每一种文献后面附有校记，包含出土时间地点、形制、收藏地、著录等信息。 [②] 该信函原件现存李启瑞侄孙李振洲（西和县农牧局干部）处，文中所引内容系笔者依原件之复印件抄录而来。 
监制：袁长流 审核：梁芳丽 编辑：汪 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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