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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废立”尚未实施就胎死腹中，谋主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被杀，前废帝正式亲政。这场图谋废立的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永光废立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不足。 从顾命大臣的职责来看，永光废立的正义性不足。尽管顾命大臣被先帝赋予处理朝政大事的权力，但他们毕竟只起辅助作用。在新帝年少的情况下，顾命大臣应该做的是辅佐新帝理政。永光年间前废帝并未亲政，更没有机会行诸多悖行，就算他有行事不当之处，但也未见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有任何劝谏行为，刘义恭等揽权而不辅政，新帝欲亲政他们便图谋废立，这是完全不符合顾命大臣身份的行径。 景和元年（465年）八月，前废帝开始以血腥手段控制朝廷，以大肆杀戮的方式震慑朝臣，王玄谟亦“屡表谏诤，又流涕请缓刑去杀，以安元元。”同为顾命大臣，沈庆之、王玄谟的行为与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可谓大相径庭。刘义恭等执政大臣未尽到顾命大臣的职责，动辄便兴废立，正义性不足。  从执政大臣更立新帝的人选来看，永光废立的合法不足。宋武帝刘裕的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废刘义符更立新帝前，对新帝人选进行了审慎的考量，最终在宋武帝诸子中选择了“年龄较大、比较符合君主条件的刘义隆继位”，他们作出以刘义隆为帝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关于这一问题祝总斌先生已有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徐羡之等人是在综合考虑国家利益与新帝个人能力品德后作出的最佳选择，他们的废立活动具有合法性。反观刘义恭等执政大臣，他们废黜前废帝刘子业更立新帝的人选是刘义恭，“（刘）义恭、（柳）元景等忧惧无计，乃与颜师伯等谋废帝立（刘）义恭”刘义恭本无为君之才，他骄奢不节，怯懦凡庸。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北伐，刘义恭作为总统率镇彭城，在魏军逼近时，刘义恭屡欲弃城南奔；魏军撤退，又不敢追击。这样的人要是做了皇帝，显然是国家之大不幸。景平二年（424年）徐羡之等谋废立，“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刘）义恭，（徐）羡之不许”徐羡之之所以不同意以刘义恭为帝，除了刘义恭当时年龄尚幼（12岁）外，还因为刘义恭自幼得宋武帝爱宠，个性骄纵、奢侈无度，不堪为帝。  可见永光年间执政大臣集团谋废刘子业并未考虑国家利益，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况且刘义恭是宋武帝的第五子，是孝武帝的叔父，从皇位继承制而言，也缺乏合法性。 其二，顾命大臣的内部矛盾是造成永光废立失败的重要原因，其中沈庆之告发执政大臣的密谋是他们失败的关键原因。 一方面，顾命大臣内部矛盾造成顾命大臣整体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降低。孝武帝的顾命大臣们因权力纷争及个人矛盾，人为的将顾命大臣力量分化，武将沈庆之、王玄谟被排挤出朝廷之外。在短时期内，这一结果看似有利于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掌权，但从长远来看，顾命大臣团体的内部分裂实际上是顾命大臣整体实力的降低。 孝武帝安排顾命大臣文武配合，本就是考虑到顾命大臣内部力量的均衡性与充分性。沈庆之参战经验丰富，在刘宋颇有威名，蔡兴宗称沈庆之：“威名素著，天下所服”、“威风先著，统戎累朝”王玄谟作为将领，在军旅多年，也有很高的名望。沈庆之被委以征讨大权，领军将军王玄谟不仅执掌禁军而且被委以外监军队统领大权，他们两位都是刘宋前期较有威望的将领，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和号召力，这对顾命大臣团体来说是有力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二位没有受到执政大臣的排挤，永光废立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执政大臣与沈庆之的矛盾导致废立之谋被泄，直接导致永光废立的失败和执政大臣身死。刘义恭与沈庆之之间的矛盾前已详述，此处再对执政大臣掌权时期沈庆之的处境做一申论。早在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沈庆之就已经以年老为理由辞职，此后虽因战事如讨竟陵王刘诞、伐蛮乱而被起用，但都只是在军事行动期间担任主帅，并没有继续在朝任职。沈庆之卸任朝职后，在娄湖立园舍，身为孝武帝佐命功臣，沈庆之童仆众多，家产丰厚，可见沈庆之的生活是非常悠闲自在的。 孝武帝去世后，刘义恭等人掌权，与刘义恭积怨颇深的沈庆之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这时候的沈庆之不再如孝武帝时悠哉，其日常行为表现出与身份不符的低调：沈庆之朝贺时乘猪鼻无幰车，随从不过三五骑；去田中视察时连随从也不带，“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掌权的柳元景、颜师伯曾大张旗鼓地去拜见沈庆之，正值沈庆之在田中游赏，“（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沈）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从史料描述中便可读出强烈的对比感，一方前呼后拥，另一方却黯淡无光。 从身份上看，沈庆之与柳元景品级相当，比之颜师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家资丰厚程度上看，沈庆之亦不遑多让；三位唯一的差别便在于颜、柳二人正在朝中掌权，而沈庆之已经无朝职。看到柳元景、颜师伯排场盛大的场景，沈庆之以告诫的语气提醒他们“当共思损挹之事”，这似乎暗示柳元景、颜师伯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过分张狂，从侧面证明执政大臣势大。  从沈庆之的言辞中也不难看出他的不满之意，“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执政大臣一朝得势，锦衣玉食，同为顾命的沈庆之却黯然失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他们个性上的差别，更是权势地位的差异。从执政大臣对待沈庆之的态度来看， 他们并未给予沈庆之应有的尊重，而沈庆之显然也不愿仰人鼻息，他毫不留情地面斥颜师伯二人，等到二人撤去随从、敛起华服后才与他们相对为欢。 沈庆之与刘义恭本就有积怨，在执政大臣掌权时期又被排挤，受到冷遇，从沈庆之对权势正盛的柳元景、颜师伯排场盛大的不满态度来看，他绝不可能接受废立成功后对宿敌刘义恭的卑躬屈膝。况且以刘义恭狷隘的性格，他既然能在多疑严暴的孝武帝面前以“勾结刘诞之名”构陷沈庆之，几欲致其于死地，很有可能在废立成功之后也不能容忍沈庆之的存在，因此废立成功对沈庆之来说有弊无利。  此外，沈庆之出身寒微，是五位顾命大臣中对皇权依附性最强的一位，他能够功成名就除了其自身武干突出这一基础性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外部机遇来自于皇帝尤其是孝武帝的信任和提拔，沈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沈庆之及其家族地位上升都是他们忠于皇权的回报。 正因如此，沈庆之对皇帝的忠诚度也远高于其他几位顾命大臣；并且沈庆之的家族荣辱都系于他一身，参与谋乱无异于赌上家族命运，沈庆之年事已高，八十老翁废立皇帝何求呢？总之，如果沈庆之参与执政大臣废立计划，无论成功与否，对他都没有什么好处，而参与废立则要冒极大风险，甚至赔上好不容易得来的家族利益，因此，沈庆之拒绝参与刘义恭等人的废立计划。为了防止刘义恭在废立成功后难容自己，沈庆之干脆将他们的废立之谋告知前废帝,使前废帝占得先机，在执政大臣行废立前就将他们一举诛灭。 其三，废立皇帝风险太大，无论成功与否，其代价都是巨大的。 “废昏立明，非常之谋也。”当君主昏庸无道以至于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容忍时，他们才会团结起来设法推翻昏君。这说明就算君主果真昏聩不堪，臣下谋图废立尚且不易。而刘义恭等执政大臣谋图废立时，前废帝的凶暴让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容忍的局面尚未出现，势必难以获得外界支持，史料中也几乎没有执政大臣团体之外的朝廷重臣支持他们的废立计划。  执政大臣单打独斗的废立计划令废立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们心头。在以宗族关系为重要统治基础的封建社会，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福祸均会延及家族。对刘义恭尤其是柳元景和颜师伯而言，如果废立计划失败，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家族都会受到牵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可能会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 废立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不足，废立计划就难以得到外界认同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废立行动更不能轻易实施。宋武帝的顾命大臣谢晦、傅亮、徐羡之和檀道济等废杀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拥立宋文帝刘义隆，但四人事后却被宋文帝杀害，其家族也受到灭顶之灾。这种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和触目惊心的。因此执政大臣欲行废立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速决” 永光元年（465年）八月癸酉，前废帝亲率宿卫兵诛杀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随即改元景和。永光废立的失败标志着执政大臣控制朝政的局面结束，前废帝正式亲政，刘宋历史进入更加混乱、血腥、动荡不安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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