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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镇是唐代建立比较早的一个方镇，虽然比唐天宝时期在沿边地区建立的十个方镇稍晚一些，但却是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在内陆最早建立的一批方镇之一。之所以在这里建立方镇，是因为其占有重要地理位置，因此唐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府的建置。就设置时间而言，河中府仅次于京兆府与河南府，甚至比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建府都要早。 河中又处在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其西门外黄河上的蒲津桥，是连接河东道与京师之间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出入长安的必由道路之一。通过这条道路还可以东出井隆，直指河北，控制上党，南下中原，关中的门户憧关与其隔河相望，在军事方面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河中的池盐全国驰名，主要供给京师长安以及北方的某些地区，其盐利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河中还承担着供给京师粮食的任务，在战乱时期设置的屯田则保障了京西北诸军的军需供给。正因为河中如此重要，所以唐政府才在这里设置了方镇，将强大的朔方军长期屯驻在这里。  河中镇作为近表方镇，有唐一代，在军事方面一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在平定安史之乱、防御吐蕃、讨伐叛乱藩镇、镇Y黄巢起义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具体而言: 其一，在平定安史之乱方面。河中镇的军队参与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历次战争，甚至在河中镇未建立之前，就有蒲、陕军队参战的记载见之于史籍。河中镇建立后，其军队多次参加对安史叛军的作战。需要说明的是，河中镇的军队虽然多次参与作战，但都不是主力部队。 不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仍然引起当时军事统帅的重视，比如九节度围攻相州之战失利后，郭子仪首先想到的就是退守河中:邝山之战失利，河阳失守，李光弼也率军退守河中。因为河中既可以迅速增援憧关，保障京师长安的安全，又可以防止叛军沿太原南下，攻取河中，进而威胁京师长安。  其二，在防御吐蕃方面，河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就是以河中、陕州为关中军事防御圈的纵深地区，对京师的安危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所以郭子仪长期驻于河中，将其作为大本营，指挥关中地区诸军抵御吐蕃的侵扰，因为郭子仪时任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整个关中地区的安危都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因此，史籍中关于郭子仪奔波于京西北各地，指挥或督促诸军抗击吐蕃，事后又返回河中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至于直接出动河中兵于京西北地区的记载也很多。 其三，讨伐叛乱藩镇。有唐一代讨伐叛乱藩镇主要依靠的诸道军队，而不是中央禁军，其中河中镇的军队就曾多次奉命出征，如平定淮西镇、昭义镇、成德镇等。在这些作战中，河中镇只是其中一道的军队，发挥的作用或大或小，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平定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的叛乱中，河中军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同华位于关中，距离长安很近，而且直接阻断了酒路，影响太大。所以代宗派人赴河中，诏郭子仪率军讨伐，一举平定了此次叛乱。  其四，在镇Y黄巢义军中，河中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是指在关中地区与义军的作战。其重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率先号召诸道勤王，出兵围攻长安的黄巢，战胜并招降朱温，牵制并消耗了义军相当一部分兵力。通常认为凤翔郑败号召诸道参与围攻黄巢，仔细研读史籍，笔者认为河中王重荣具有首倡之功。而且指挥围攻黄巢的官军大本营就设在河中，时任诸道行营都监的杨复光就长期驻守于河中。当时在关中参与围攻黄巢的诸道军队初期并未设置统帅，杨复光的角色相当于统帅，这是后世对杨复光评价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是与杨复光商议召请沙陀李克用的军队参与围剿黄巢，而这支军队在镇Y黄巢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李克用的军队就是通过河中防区开进关中的，河中不仅为李克用提供了行军便利，而且还提供军资并出动军队配合作战。 三是在梁田之战中击败了义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此河中兵付出了很大代价，所谓“重荣兵亦死耗相当”。随后又直接出兵参与了收复长安的作战，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防御吐蕃与镇Y黄巢两个方面。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镇Y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入侵的主要军事力量。安史之乱平定后，朔方军与诸道军队一样，主要在京西北驻防，分驻于那宁、灵武、河中等地，其中以河中为大本营。这就是仆固怀恩、李怀光、李光弼、郭子仪等朔方军出身的将帅长期驻在河中府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亦可证明河中镇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五代时期的河中镇在军事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后梁而言，主要是便于控制唐廷与对付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前者主要表现唐朝末年，而后一作用则体现于整个梁晋争衡期间。正因为如此在朱全忠称帝前的一个时期，他始终亲自兼任护国军节度使，称帝后则将此职交给其养子朱友谦。梁晋争衡的前期双方争夺的焦点为河中镇，后期则转移到河北地区。在后晋、后汉、后周时期，河中镇的军事地位下降了，其军事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御西北方镇方面。 河中镇与中央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在大部分时期内其与中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唐与五代两个历史时期，河中镇共计有九十位节度使，绝大多数节帅都是恭顺的，服从中央的政令以及调遣，正因为如此，河中镇才在拱卫京师，维护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河中镇也有与中央政治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主要指仆固怀恩、李怀光、王重荣、李守贞时期，其中仆固怀恩虽然没有正式任河中节度使，由于其所率之朔方军在河中有驻扎，所以其叛叛乱也将河中镇裹胁进去了。  对李怀光与王重荣时期与中央的关系，并非河中方面跋息所致，唐中央对相关问题的不当处理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严格地看，二百多年来，只有李守贞之叛完全是其野心膨胀、蓄意叛乱所导致的紧张关系。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种类型，其中后三种都是非割据型藩镇。 其中没有提到河中镇。河中镇从地理位置看，显然非中原藩镇，所以不好划到中原防遏型中去；从其所发挥的抵御吐蕃侵扰的作用看，与京西北诸镇的作用相似，可以归之于这一类型，即比较恭顺的非割据型方镇。 五代时期的方镇节帅大都由武臣充任，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指出:“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己。”赵翼说五代文臣任节度使只有冯道、桑维翰二人，显然是不对的，仅河中镇就有安重诲、韩昭撤两人，更何况其他方镇。不过其说五代方镇多为武臣倒是客观事实，河中镇的情况亦是如此武臣任节帅者占总人数的91. 3，说明河中的情况与全国节帅武臣化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伴随着节帅武臣化的趋势，便是地方方镇的独立化，不过河中镇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就是河中镇的独立化趋势出现的比较晚，应从嘻宗广明元年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算起，这就比全国其他落镇晚了许多。所谓独立化必须具备有几个特征:首先就是节帅的任职与传袭不由朝命，其次是不服从朝廷政令与调遣，再次有跋雇与对抗朝廷的行为。 这些特征王重荣全都具备了。需要指出的是，自唐代开始的方镇独立化趋势，至五代时期却逐渐减弱了。河中镇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绝大数节帅都服从中央调遣与政令，除了李守贞外，极少有跋启的节帅，全国的其他方镇也大都如此。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五代时期加强了对藩镇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的控制，大力推行削藩政策，从而出现了中央强而方镇弱，双方实力不对等的局面。 欧阳修甚至说:“今方镇名存而实亡，……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侍卫司矣。”所谓“实亡”就是指方镇最重要的特征逐渐消失了，这个特征就是拥有一定范围的地盘和强大的军队，由于举天下之兵皆隶于中央的侍卫司，故欧阳修才下了这一结论。 总之，对河中镇与中央关系的研究，虽然仅仅涉及了唐五代时期众多方镇中一个，但却有一定典型性。通过解剖河中镇这一只麻雀可以探索这一历史时期藩镇制度的一些特点，努力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从而达到总结历史规律、探索历史真相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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