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分布有大量鹿石，主要集中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只有少量发现。鹿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分布。长期以来，尽管俄罗斯和蒙古的考古学家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及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论著，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有关鹿石的年代、分期及其文化属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所谓鹿石是一种拟人的石雕像，绝大部分鹿石没有表现出人的轮廓，即没有雕刻人的四肢、头和五官，只是用斜线表示头部，并刻有悬挂兵器和工具的腰带。少数鹿石上刻有人面或耳环，明显表现出拟人的性质。因为蒙古大部分鹿石上均刻有风格化的鹿形象，故将这类石雕像称之为鹿石。 鹿石的分布地域比较广泛，除蒙古西部和西北地区之外，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和阿尔泰、乌拉尔南部，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西部、吉尔吉斯均发现鹿石。另外，在北高加索、克里米亚、多布罗加及保加利亚东北部也发现鹿石的欧洲变体。近年来在我国新疆靠近蒙古的阿勒泰，以及阿克苏和昌吉州地区共发现约60件鹿石，不仅为鹿石的分布增添了新的地点，而且进一步丰富了鹿石的内容。 关于鹿石的分类，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大同小异。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带动物图案的鹿石；第二类为没有动物图案的鹿石。第一类鹿石根据鹿图形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两种：接近于现实主义写实性的鹿形象和带有鸟喙、颜面伸长的风格化的鹿形象。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刻有鹿形象的鹿石，人面部位用斜线表示；第二类鹿石没有鹿形象，但用斜线表示人面；第三类鹿石具备上述两种特点。第一类鹿石分布于欧亚东部，第二类鹿石分布于亚洲和东欧，第三类分布于自蒙古至欧洲中部的广阔地域。还有一种意见将鹿石划分为三类：带有风格化鹿形象、写实性鹿形象和没有动物形象的鹿石。另外，有人根据鹿形象的不同，将带有风格化鹿图形的鹿石称之为蒙古一外贝加尔类型；将带有写实性鹿形象的鹿石称之为萨彦一阿尔泰类型。这是因为刻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刻有写实性鹿形象的鹿石，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和图瓦地区。 根据目前的发现，鹿石约有660多件，其中约500余件在蒙古西部和西北部。尽管蒙古境内的鹿石包括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鹿石，但90%以上为带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这种鹿石在外贝加尔和我国新疆也有分布，在图瓦南部、戈尔诺一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东部也有少量发现，它们同属于蒙古一外贝加尔类型。这种鹿石最为典型，鹿的造型按固定的模式雕刻。鹿作屈足伏卧状，嘴呈鸟喙样，颜面伸长，巨角贴背，造型异常生动而别致(图一；二，1、2；三)。至于刻有接近于自然的写实性鹿形象的鹿石，主要分布于图瓦和阿尔泰，在蒙古只见于靠近阿尔泰和图瓦的地区，而且数量很少。这种鹿石上所刻的鹿图形，通常作昂首伫立状，表现手法与上述风格化鹿形象完全不同(图九)。  图一 蒙古鹿石 库苏泊省布连托格托赫苏木6号鹿石  图二 蒙古鹿石 1.库苏泊省格拉特苏木2号鹿石 2.库苏泊省格拉特苏木1号鹿石 
二 关于鹿石的年代，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的确，因为绝大部分鹿石缺乏地层叠压关系，断定鹿石的年代有一定难度。在早期阶段即70年代以前，一般认为鹿石属于斯基泰时期，也就是说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主要是根据一些年代不确定的偶然出土物同鹿石上的图案相比较，因此得出的结论不免有些牵强。另外，对刻有写实性鹿形象和风格化鹿形象两类鹿石年代的确定也不准确，有人认为前者属于前斯基泰时期(公元前8-7世纪)，后者属于公元前6-3世纪；也有人赞成上述观点，认为刻有写实性鹿形象的鹿石最早，约当公元前6世纪；刻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的年代属于公元前5-3世纪。实际上，利用鹿形象的不同作为划分年代的根据是不确切的，甚至会将早晚不同的鹿石搞颠倒了，此点在下文中将要谈及。 自从80年代初在俄罗斯图瓦地区发现阿尔然古冢，以及在黑海北岸和多恼河流域发现前斯基泰时期鹿石类石雕之后，人们对鹿石年代的认识有所改变。因为在阿尔然古冢的封土中发现一块残鹿石，有人根据碳14年代测年数据(公元前800±50年；850±50年；820±50年)，以及墓内出土的器物，将墓葬的年代定为公元前8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北部别罗格拉杰茨村附近金麦里古冢中发现鹿石，属于前斯基泰时期(公元前8-7世纪)。尽管人们对阿尔然古冢的年代有不同看法，但没有人认为晚于公元前7世纪的，所以这件鹿石的年代当然也就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考古的新发现，为断定鹿石的年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根据。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利用我国北方的考古发现，重新审视鹿石的年代。尽管如此，但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鹿石的年代属于公元前12-9世纪，主要是根据阿尔然古冢的发现。但对此也有两点疑问：一是怀疑鹿石是否建墓时作为建筑材料进入封土内的，还是后来加固时进入的；二是即使不是后来混入的，但根据墓内出土的遗物分析，阿尔然鹿石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另一种意见认为鹿石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2-11世纪，下限为公元前5-4世纪。第三种意见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之交。第四种意见认为鹿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刻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年代最早，主要是根据鹿石上刻画的兵器同中国北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出土物相类似，将年代断为公元前13-9世纪；第二，刻有写实性鹿形象即“踮脚”伫立状鹿形象的鹿石(如阿尔然鹿石)及某些鹿石上所刻双环首短剑的形制，类似于卡拉苏克和塔加尔文化过渡期(公元前7世纪)的短剑，将年代断为公元前8-7世纪；第三，没有动物纹样的鹿石，年代断为公元前7-6世纪。也有人基本附合上述观点，只是将年代上限锁定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为公元前7-6世纪。当然，关于鹿石的年代问题还有一些说法，但都没有超出上述的年代范围，这里不一一列举。 如前所述，鹿石的大部分集中在蒙古国境内，而且三种类型鹿石均有发现，其中尽管以雕刻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为主，但也有少量刻有写实性鹿形象和没有动物图案的鹿石。以B.B.沃尔科夫在《蒙古鹿石》一书附图中所发表的215件鹿石为例，其中刻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有约180件，没有动物纹样的约17件，刻有其他动物纹样的有12件，刻有写实性鹿形象的鹿石仅有6件。可见在蒙古鹿石中刻有风格化鹿形象的鹿石占有绝大多数。因此，搞清楚蒙古鹿石的年代和分期，那么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鹿石的有关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首先谈谈年代问题。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利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推断鹿石的年代，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因为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有比较明确的年代标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少量地层学的资料，因为它毕竟提供了断代的佐证。利用中国北方的考古发现，主要是解决鹿石存在的年代上限。有相当数量的鹿石腰带上刻有兵器，包括短剑、管銎斧、弓形器盾、剑鞘、弓、刀、车等(图四，1-34）。其中的短剑、管銎斧、弓形器、车及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等最具时代特点。鹿石上的短剑有几种形制，即兽首或铃首曲柄匕首式剑、兽首直刃匕首式剑、环首或双环首短剑和蘑菇形首短剑。如众所知，兽首或铃首曲柄匕首式剑在山西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红、石楼曹家垣、河北青龙抄道沟等地墓葬中均有出土，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敖汉旗、张家口市、北京市等地也征集到这类短剑(图五，2-4），年代为商代晚期(公元前13-11世纪)。鹰首、兽首、铃首和蘑菇形首直刃匕首式剑在北京昌平白浮、辽宁建平烧锅营子大荒地1号墓9甘肃合水九站24号墓均有出土(图五，5-9），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10世纪)。环首匕首式剑的祖型可追溯到朱开沟文化，因为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1040号墓出土一件环首短剑，年代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文化阶段，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3世纪)，这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短剑(图五，1）。至于说双环首短剑，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出现的年代稍晚，在春秋时期已很流行，尤其燕山地区山戎文化青铜短剑中含有环首或双环首短剑，如北京延庆玉皇庙70号墓、延庆龙庆峡36号墓、河北怀来甘子堡4号墓出土的短剑，柄首铸成双环状，其中有些短剑的年代可以早到春秋早中期(约公元前8-7世纪)。  l-17.短剑  图五青铜短剑 1.朱开沟1040号墓 2.青龙抄道沟 3.伊金霍洛旗 4.敖汉旗2、 5-7.昌平白浮3号墓 8.兴隆小河南 9.建平大荒地1号墓 管銎斧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兵器，在山西保德林遮峪、石楼曹家垣和柳林高红河北青龙抄道沟、兴城杨河、迁安小山东庄1号墓和滦县陈山头村、辽宁新民大红旗、绥中前卫冯家村和法库湾柳、青海化隆县半主洼159号墓和互助县东村等地墓葬和窖藏中均有出土（图六，1-5）。因为保德林遮峪、迁安小山东、滦县陈山头村等墓葬中出土的管銎斧与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共存，年代断为商代晚期。法库湾柳遗址碳14测定年代数据为3150±80年，树轮校正后为3340±50年(公元前1390年)。这种管銎斧在安阳殷墟也有出土，如安阳大司空村539号墓出土一件，为断定此类器物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西周中期以后管銎斧逐渐消失，尽管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101号石椁墓中出土一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9-8世纪)，但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示出这种兵器已处于衰亡的阶段，同早期管銎斧及鹿石上所刻管銎斧的形制有明显区别。因此，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管銎斧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初期(公元前14-8世纪)，但最兴盛时期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公元前14-10世纪)。  图六青铜管銎斧和弓形器 2、5.新民大红旗 3.石楼曹家垣 4.法库湾柳 6.滦县陈山头村 7.安阳郭家庄160号墓 除此之外，鹿石上还有一些可供断定年代的图案，如车、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等。鹿石上的车为单辕双轮车(图七，5）。这种车在商周时期也颇为流行，在安阳殷墟等处均发现大量车马坑，这些车无一例外都是单辕双轮车。内蒙古赤峰宁城南山根102号石椁墓出土一件刻纹骨牌饰，其上刻有牧人猎鹿和车马图形。图案的一侧为两辆车，均为双轮、单辕、驾双马(图七，4）。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9-8世纪)。至于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在欧亚大陆草原广为流行，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样中已有卷曲虎、豹等形象，如宁城南山根101号墓出土一件铜刀柄首铸成卷曲虎形象，宁城小黑石沟8501号墓出土一件卷曲虎纹铜牌饰、一件铜马衔的一端铸成卷曲豹子形象和一件卷曲成环的野兔(鼠?)纹铜牌饰，年代为公元前9-8世纪。在公元前8-6世纪的山戎文化遗存中也发现多件此类艺术母题5(图七，1-3）。根据目前的发现，卷曲成环的艺术母题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年代要早于其他地区，这无疑也可以作为断定鹿石年代的依据之一。  1、2.宁城小黑石沟8501号墓 总括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鹿石上的短剑、管銎斧、弓形器、车及卷曲成环的动物纹样等，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商周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及其它器物中均能找到其原型，其中雕刻兽首或铃首曲柄短剑的鹿石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公元前13-11世纪)；雕刻兽首或蘑菇形首直柄直刃短剑的鹿石属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8世纪)。有人曾认为雕刻环首或双环首短剑的鹿石年代较晚，属于斯基泰-萨尔马提亚时期，即晚于公元前7世纪。实际上，在鹿石上双环首短剑非常罕见，在上述200多件鹿石中仅见两例，而环首短剑早在朱开沟文化时期(公元前15-13世纪)就已出现。另外，从鹿石所刻器物图案的组合上也可以推断环首短剑的年代并不晚，如后杭爱省伊赫塔米尔苏木5号鹿石上环首短剑和管銎斧共存、扎布汗省帖里曼苏木6号鹿石上环首短剑和管銎斧、弓形器共存，这就说明环首短剑和管銎斧、弓形器同属于商周时期，而不会更晚。因此，根据鹿石上所刻器物图案的形制可将鹿石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即刻有兽首或铃首曲柄匕首式剑、兽首直柄匕首式剑及典型弓形器、管銎斧的鹿石属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3-10世纪)，其余的鹿石属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9-7世纪)。  图八含鹿石构建的墓葬全貌 蒙古巴彦洪格尔省赫勒格苏林——登吉墓葬 关于三种鹿石是否分属三个不同阶段的问题，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有人认为风格化鹿形象年代最早，写实性鹿形象的年代次之，没有动物图案的年代最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后杭爱省伊赫塔米尔苏木1号鹿石上同时刻有风格化鹿形象、写实性伫立状马形象和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后杭爱省塔尔雅特苏木1号鹿石上刻有写实性伫立状大角鹿或麋鹿、野猪、马及豹(?)，以及管銎斧、弓形器等(图九，1）；巴彦洪格尔省波格德苏木1号鹿石上没有动物纹样，但同时刻有管銎斧和蘑菇形首短剑；库苏泊省巴彦朱尔赫苏木1号鹿石上没有动物纹样，但刻有管銎斧和蘑菇形首短剑；库苏泊省希额伊德尔苏木1号鹿石上同时刻有写实性大角鹿、弓形器和蘑菇形首短剑；同一地点2号鹿石上同时刻有写实性鹿、管銎斧和弓形器(图九，2）。如前所述，这些鹿石上所刻器物的形制及动物纹样的年代都早于公元前7世纪，这充分说明刻有写实性鹿形象和没有动物形象的鹿石的年代并不晚。因此，用风格化鹿、写实性鹿和没有动物纹样作为划分不同年代及分期的根据是不充分的。  l后杭爱省塔利亚特苏木呼拉音阿姆鹿石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鹿石这种遗存在我国境内除新疆有较多分布之外，在其他地区是否有发现，目前还未见报道。那么，何以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发现来推断境外鹿石的年代呢?这是基于如下的两点理由：一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器往往同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共存，断定的年代比较准确，可以作为断代的标尺；二是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同蒙古、外贝加尔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兽首曲柄短剑、管銎斧和戈、三凸钮环首刀和兽首刀等，同我国北方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这表明鹿石上刻画的器物，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也广泛流行，其年代同我国北方地区的同类器物同时并存。因此，用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断定鹿石的年代是完全可行的。 三 关于鹿石的文化属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同蒙古和外贝加尔早期铁器时代石板墓文化有关，这主要是基于鹿石年代偏晚的推断。根据目前的发现，尚未找到与鹿石有关的墓葬群，故有人将鹿石遗存称之为鹿石文化，其繁荣期为公元前9-7世纪。有人认为鹿石绝大多数发现于古代墓葬附近，有可能是立于墓前的碑状石刻。究竟哪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目前还很难作出肯定的结论。 如前所述，石板墓集中分布于蒙古的西部。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蒙古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遗存，而且人种成分也有所不同，东部地区为所谓的石板墓文化，用石板构筑墓穴，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其居民属蒙古人种。西部地区分布有乌兰固木文化，系有冢木椁墓，多侧身屈肢多人合葬，其居民属欧罗巴人种。但是，青铜时代的情况究竟如何还不太清楚，因为到目前为止蒙古境内青铜文化的序列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么，在青铜时代是否也存在东西不同的两种文化遗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从蒙古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分布情况来看，北边的外贝加尔，西北的图瓦，西边的阿尔泰地区，还没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遗存。以往人们总是将这些地区划归卡拉苏克文化的范畴，以至将这种认识延伸到中国北方地区。如果说几十年前这种说法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众所知，卡拉苏克文化主要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同蒙古之间还隔着图瓦和阿尔泰。有鉴于此，有人曾明确指出蒙古一外贝加尔类型鹿石，尽管同卡拉苏克面貌的文化共存，不可能将其视为卡拉苏克文化的一种，这种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自古以来同蒙古有着紧密文化联系的地区，是在其毗邻的东南和南方，即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及以北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正是在这一地区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诸如西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东部燕山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燕山南麓的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北方式青铜器，除上面提到的朱开沟1040号墓、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红、石楼曹家垣、青龙抄道沟、兴城杨河、卢龙东各庄1号墓、迁安小山东庄1号墓、滦县陈山头村、白浮2、3号墓、建平烧锅营子大荒地1号墓、新民大红旗、绥中前卫冯家、法库湾柳、南山根101、102号墓、小黑石沟8501号墓及窖藏以外，还有山西石楼褚家峪零、二郎坡、后兰家沟、陕西绥德1焉头村、河北兴隆小河南、辽宁抚顺望花、内蒙宁城小黑石沟9601号墓、宁城汐子北山嘴7501号墓、北京延庆玉皇庙2、18、250号墓等铜器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无论其种类，还是数量及铸造技术，都是卡拉苏克文化及欧亚大陆草原东部地区其他同时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些青铜器共存关系清楚，年代明确，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1.南戈壁省伯彦塔拉乡 有迹象表明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对蒙古、外贝加尔及图瓦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陶器(如蛇纹鬲)方面，而且表现在青铜器方面，如蒙古南戈壁省伯彦塔拉乡出土一件兽首曲柄匕首式剑、南戈壁省色布雷苏木出土一件山羊首铜刀、中戈壁省出土一件铃首铜刀，以及采集的绵羊首曲柄短剑、环首或双环首刀及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绵羊首铜刀；外贝加尔乌斯特一图鲁泰村附近出土的绵羊首曲柄短剑和三突钮环首铜刀、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科托一克利湖畔出土的一件鹿首曲柄短剑等(图一O，1-6），同中国北方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影响会波及到蒙古的西部，甚至达到图瓦、阿尔泰及米奴辛斯克盆地。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蒙古境内应存在某种与鹿石年代相对应的青铜文化遗存，不妨暂时称其为“鹿石文化”，其文化内涵应与我国北方的李家崖文化、魏营子文化、围坊三期文化或夏家店上层文化比较接近。这一推测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文章转载于《考古与文物》2003年01期 2023 年 西夜美术网络课 报名微信：18513178050 以上图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本文仅用作学习之用， 如有侵权，即作删除处理，特此声明。 转载请标明原作者、出处 点击下面图片进入西夜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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