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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黄帝纪年,是文化自信的标志

 文明苑 2023-01-25 发布于山西

时逢春节,针对春节期间禁燃烟花爆竹的争论不绝于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铁云认为大多数人是在找回自我,找回曾经,往更大里讲是找回那些留存在血脉里的古老的祖先记忆,寻找历史赋予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就像流浪久远的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它是对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反省和试图回归那迷失已久的精神家园;

是回答在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一历史问题下意识的反省;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其他文明,找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的标志;

人民日报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倡各地适时安排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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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安全监管,引导群众合规燃放、文明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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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春节是象征中华文明根基的重大节日、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认知下,民意与官媒形成共识,主管部门也提出具体意见,静等各级地方政府作出调整;

可以想见,在以后的春节里,人们在烟花爆竹的绚烂轰鸣中将会找到更多的年味和民族记忆;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纪年;

“山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梁代任昉述异记》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与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持起视,斧柯烂尽,既归。

所以,纪年成了人类文明之初始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现在我们用公元纪年,源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又可称为西元纪年;

那么,为什么当时要用“西元”纪年,而不用我们的干支纪年、年号纪元、民国纪元,或者说皇帝纪元呢?

有说法是采用西元纪年,一是国际通用性,二是方便;但也有质疑者,认为公元纪年和耶稣的诞辰有关系,而耶稣又属于基督教范畴,而这种信仰与我国各民族的信仰各异;

我认为这是西方作为强势文明在纪年方面的体现,也表明当时建国伊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图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作法,表现积极融入世界的态度;

世易时移。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扩大,那么,回归中国文化自信的标志——采用具有华夏文明特色的纪元方式也有了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1、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相对于西方文化符号的西元纪年,世界上现有许多采用两种纪年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采用帝位纪年和基督纪元;泰国使用佛历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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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健康保险书)

而在国内,信仰基督教的依从西历,与他们信仰宗教的人物耶稣诞生之日有关;信仰佛教的依从佛历,与释迦穆尼有关,在他们法事通知、事件描述上,往往使用这些纪元;

而有些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比如我们熟知的干支纪年、皇帝纪年、民国纪年,乃至“大马哈鱼纪年”:

生活在东极抚远赫哲人,在洄游季节,将捕获的大马哈鱼头取下一颗晾干收藏,以此记一年。

所以我认为,传统与通用相结合,既能保护民族文化和自身文明的独立性,又能融入大多数国家习惯,采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或皇帝纪年,是较为合适的作法;

即在西元纪年之外,加上我们的“东元纪年”——黄帝纪年。

2、黄帝纪年——中华历

黄帝纪年是中华本家纪年、祖根纪年,是以黄帝即位后创制历法的时间开始算起,史载黄帝击败蚩尤统一天下后命人制定的黄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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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生于前2739年,农历三月初三;黄帝即位是距今前4720年,即位时20岁,黄历元年始于黄帝登基之日。

黄帝历是创制历法的年份甲子年为元年的纪年,是根据黄帝历、天干地支及《帝王世纪》《皇极经世》计算的。

历史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大臣大挠“深五行之情,占年纲所建,于是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干支相配以成六旬。”距今前4719年是干支纪年的开始,中华黄帝历是最早的世界历法。

黄帝历传承天圆地方理念,天圆地方,天圆为天一,天是一个整体,天为一;地方在天之内,天圆之下,天圆内陆方外有四区域,分别是东洋(太平洋)、西洋(大西洋)南洋(印度洋)、北洋(北冰洋)。

中央为地,属土,土为陆,陆为天下中央,中央属黄帝,黄帝为正,正政也,政者是唯一正统。所以中华文明讲究天下中央说,是世界文明正统的核心。

四洋内有四海,四海分别是东海、南海、北海(贝加尔湖)、西海(里海),四海环地方(天圆地方)。

地方有五大洲:分别是中央之洲(亚欧大陆)、东外之洲(美洲)、西大洲(非洲)、海外之洲(丁洲)、南极之洲(南极洲),南极洲寸草不生,是个被流放的洲。中央之洲又分九州,南洋州(大洋洲)是九州之一。

黄帝纪年,我们称他为“天历”、“黄历”,记“天元”号,今为天历天元4720年,这是我们中华年。

3、所以然

章太炎在20世纪初期认识到了中国复兴思潮中“全盘西化”思想的负面影响,章太炎希望中国人能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就难以立足于世界。

著名知识分子刘师培于1903年发表《黄帝纪年论》,提出黄帝纪年,反对皇帝年号制。作为当时的思维激进的知识分子,刘师培还就黄帝纪年说出了一段话——

“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

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确立黄帝纪年,充分的体现出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发动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理想。黄帝纪年不仅是《汉书》《后汉书》《史记》等历史资料中的历史记载,历史事件。在当时辛亥革命特殊的大背景下,黄帝纪年被赋予了极其特殊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那么,如今的我们,何尝不是在四十多年来的西化思想主导下,将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髓荼毒阉割,而启用这些具有鲜明文明旗帜、深具文化特质的标志性纪年之类,来抵御西方文化侵略,重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魂;

这也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振兴中华,而不是世界化的中华,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应该是西方文明化的中华,而应该是振兴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文明,才更长远和持久;要知道,国家的复兴首要的是文明、文化的振兴;

所以,在抵制洋节、抵制文化入侵、认知入侵的形势下,反对完全西化,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找回曾经属于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传统文明,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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