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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文言之部”（1950） 1950年，新华书店分别出版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文言之部”，这是叶圣陶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北大、清华的老师一起编纂的建国第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政治色彩很重，叶圣陶为“现代文之部”写的序言说：“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为“文言之部”写的序言说：“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应该说，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教材课文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时代精神，如“现代文之部”篇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这是时代风向，未必反映叶圣陶的真实意愿，关于大学国文教材，他的本意应该是很平易的，他说：“大学国文的目标应当卑之无甚高论，……就在乎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现代文之部”序）他在主持大学国文教材的同时，还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便曾在日记中流露出种种不满，如在1951年11月19日，1952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分别记道：“余于选文，不满意处甚多。径直言之，今日之语文本为报章杂志文字之选辑，与时事杂志无异。同社诸君乐趋此道，教师复唯此是尚，余亦不复置辩，然余固知语文本非此类也。”“上午（蒋）仲仁来谈，隐示余与语文组少数同人相互不了解，彼辈以余为抱着纯技业观点，余以彼辈为徒知强调思想政治，而不悟内容与形式之必趋于一致。” 以至于后来请辞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之职。 其主持大学国文教材编写虽未留下此等文字，但推想也会有同样心情。
《新编大一国文教材》 当时还有一种《新编大一国文教材》，分上下册，上册丁鷇音、章靳以、董每戡、李悦编，下册章靳以编，商务印书馆1949年、1950年出版，后合编为一册，教材“编后记”介绍说：在编排的次序上，也设法配合一年中重要的节目。书中以毛主席的六六文告为首，随着就是“七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我们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八一”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这里选了四篇作品，从他们的战斗，艰苦行军和生活中反映出人民解放军非凡的质量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纪念日。他是中国新文学的导师，也是知识分子的旗手；“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选了三篇文章；关于土改，我们选了两篇文章，这是配合寒假准备参加土改的师生学习的；五一是劳动节，我们应该选文来加深读者的认识；为了纪念五四，我们选了胡华先生的文章；“六月十八日”是高尔基逝世纪念日，本书选了两篇他自己体验生活的短文，还有他的作品《同志》……这是比叶圣陶主编教材走得更远的一种政治型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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