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唐末五代，至清末，“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组织、文化现象，在我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千年的风风雨雨，一千年的兴衰荣辱，因何起源，因何发展，因何衰落？ 书院教育起源于唐末五代 史料表明，最早使用“书院”这一名称的，是唐代官府。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玄书院”，相当于当时朝廷的图书馆。 但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书院，并不是指单一图书馆这类的处所，而是指具有藏书、讲学、学术研究等综合功能的书院，其基本和首要的是教育功能，是一种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是官办的，一是民间私人办的。私人讲学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从孔子首创私学，到诸子百家率徒讲学，私学大盛。汉代时，创立了私学的高级形式——精舍、精庐。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使书籍的印刷制作更加简便，书籍数量大增。因为书籍数量大增，除了官府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藏书，使民间私人藏书成为可能。唐中叶以后，民间私人创建的书舍、书屋、书楼、书堂、书院大量涌现。在“精舍、精庐”这种较成熟的私人讲学以及“私人藏书”两者共同的基础上，唐末时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教育。五代时，因战乱不断，文教衰落，“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仍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当时很多士人隐居山林，读书讲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私人聚书讲学的“书院”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闻名后世的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龙门书院，都始建于五代时期。 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之欤！”这很好地说明了书院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同时也说明了书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书院在宋初和南宋、元代、明中叶各有发展 宋统一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宋朝初年，因政权刚建立不久，朝廷在文教事业方面比较薄弱，当时有一项基本国策——“兴文教，抑武事”，在文教方面有两项措施：一是强化科举考试制度，二是鼓励支持民间私人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的书院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非常知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安定书院、泰山书院、徂徕书院、东佳书院、华林书院、雷塘书院等，这些书院中，其中不少得到朝廷的书籍赏赐、皇帝赐名、赏赐田地、房屋，使得这些书院名声大震，天下皆知。 宋初几十年后，朝廷对文教政策作了调整，从庆历年间至宋朝南迁（1043年—1026年），朝廷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兴办官学”运动，包括中央官学、地方官学。这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对民间书院的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书院的发展。 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以及朝廷在财力方面的不足，三次兴办官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到了南宋，在几个重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书院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首先是官学的衰落，北宋的三次兴办官学都以失败告终，大部分官学形同虚设，靖康之变后，宋朝南迁，史称南宋，虽已南迁，但仍被金兵追着跑，无暇顾及文教。其次是科举制度的腐败，宋初起就不断扩大科举登第的名额，录取名额过多过滥，读书人为了追逐功名，只知埋头读经而不务实学，而且作弊流行，社会风气极差，从朝廷内部到读书士子，科举制度大受诟病。第三是“理学”的发展，理学奠基于北宋，南宋时趋于成熟，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条件。理学大师复兴、创建书院，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大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第四，南宋印刷业的发达为书院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刻版印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图书的效率和质量，除了官方的刊书机构，出现了大量私家书坊，书院的藏书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且书院开始了自己刊印图书的历史，扩大了社会影响，也方便了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书院的兴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南宋书院发展到顶峰，不仅数量多，且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大，社会地位高，在许多地方书院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书院管理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师的选聘、经费筹集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吕祖谦给丽泽书院定了详细的学规，朱熹给白鹿洞书院拟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都为书院的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宋书院设施渐趋完备，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都包含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藏书楼、讲堂、祭祀设施、斋舍、生活设施。各书院往往因为藏书丰富，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 元代是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素以游牧生活为主，辽、金时代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12—13世纪时逐步建立了奴隶制度，在灭西夏、金和南宋之后，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元代推行“汉化”的文教方针，尊孔崇儒，理学备受重视，程朱理学被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被列为官定教育内容。元代在书院方面的政策，先是保护、鼓励发展，而后官方积极创办书院，并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据统计，元代官办的书院在数量上超过了民办书院，占总数的52.49%。对于民办的书院，朝廷和各级官府逐步加强控制，通过加强对书院经费的管理和控制，给书院委派山长、选任主讲等措施，致使很多书院逐步官学化。“官学化”是元代书院发展的最显著特点，另外还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元代书院和理学关系密切，大部分书院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宗旨；理学的传播，之前主要在南方，从元代开始“由南入北”，元代官办的“太极书院”，是北方创办书院的开始，是理学在北方传播的第一个基地；元代的理学有明显的“和会朱陆”的特征，当时在南方的理学代表人物——吴澄认为：所谓朱陆之争，实际上是朱陆的庸劣门徒们制造出来的，朱熹与陆九渊“二师之为教一也”。 明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明代初期近百年，朝廷坚持“世治宜用文”的文教政策，集中精力发展官学、强化科举，官学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时期的书院比较沉寂、受冷落。 到了明中期，因宦官势力膨胀，政治逐渐腐败，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弊端丛生，部分朝臣和读书士子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恢复书院讲学。成化年间，毁于元末的两所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相继得到修复，书院教育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正德年间，因王阳明、湛甘泉等一批名流大师倡导书院并在书院讲学，书院发展进入极盛时期。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及其创办书院、热心讲学，极大地推动了明中期书院的蓬勃发展，而书院也是王阳明思想和学说传播的重要场所。“会讲”是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以书院为中心联合附近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组织，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 明末，因为有些书院（如著名的东林书院）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书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学术组织，而且成了一个舆论中心、政治活动中心，书院因此遭到当权者的忌恨。明末出现了书院被禁被毁的现象。 书院衰落于清末 明中叶书院的兴盛、会讲制度的发展，一度带动了学术的活跃，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关心政治的热情，但也因此招致统治集团的恐惧，当权者甚至采取“禁毁”这种极端措施。 清代统治者在统一全国后，对书院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直到雍正十一年起，朝廷开始官办书院，各省陆续兴办书院并设为省内最高学府，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设立书院。乾隆时期，开始鼓励书院发展，但同时对书院严格管控。大部分书院逐渐演变为官学的附庸、科举的附庸，学风腐败，不务实学。当然也有例外，有少数书院保持了优良传统和自己的特色，如明末清初杰出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创办的甬上证人书院、教育家颜元曾主持过的漳南书院、清代考据学派的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等。清代书院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商人出资创办的书院在清代增多，还出现了外国士商捐资创建的书院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还有上海电报局总经理经元善创办的经正书院。 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革新浪潮成为主流。当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改革书院的主张：一是将书院改为学堂；二是不改学堂，而是整顿改革书院；三是创设新型的书院。对于这三种主张，清朝廷将选择权交给了地方，由各省督抚学政自行决定。张之洞在湖广将书院改学堂，有些地方是另设新型书院，更多的是对原有书院进行改革变通。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将书院一律改为学堂。维新运动失败后，慈禧废除新政，恢复八股考试，停止书院改学堂。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被迫同意变法，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书，再次提出改书院为学堂，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部分省区将书院改成了学堂。 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书院，终于为新式学堂所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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