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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到南宋的一百六十七余年间，书院文学形态各异，在书院文化的兴废中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状态。 而书院本身的发展又与宋代的文化息息相关。
谈及书院文学，就不得不追溯北宋中期以来书院现象本身的源流演变，宋代书院本身经历了四次被废。
四次重生，可见其生存环境之艰难复杂，亦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
而书院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它的意义与价值就不得不联系宋代的文化背景，并言及宋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社会风气。
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政策的书院教育，则是在宋代政治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一方面。 书院教育因宋代的文化环境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书院借由理学也为宋代的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北宋兴学运动与书院的兴起书院始创于唐代，起先是官方的藏书之所，并无后来的教育研究功能。
得益于宋代优良的教育政策，书院得以勃兴并形成规模，功能也由原本的著书藏书扩展至研究、讲学、自修、考试等诸多方面。
经过考证，北宋时期有书院有73所：其中新建71所，修复前朝旧书院2所（实际存在的书院总数应该在百所左右），略微超过唐朝五代十国期间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和。
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与教育的兴盛密切相关。
宋初八十年，历经战乱的赵宋王朝百废待兴，书院曾长期荒废。
徐度在为地方书院题词中写：“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授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
因社会文教事业的发展，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文教政策，开展了第一次兴学——即“庆历兴学”。
不但在地方州县皆设学校，大幅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并且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因而“皇宋辟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泽注河汉，金革尘积，弦诵风布。
建设书院为士人的求学、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以北宋时期最为著名的教育家范仲淹为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读书，勤学了5年，最终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
十年之后，他为母守丧，暂住在应天府书院，时任应天府留守的晏殊仰慕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
略分吏局，亦著清声”，邀请他在应天府书院执教，在此间范仲淹著书修学，并主导了北宋最为著名的“庆历新政”，终成政坛、文坛和学界的领袖人物。
宋学的发展也与书院建设有着紧密的关系。
随着书院的发展和四方士子的加入，学者个人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进而使得书院成为思想交流的重要领地。
在名儒范仲淹之后，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曾于“泰山书院”讲学，石介曾于徂徕书院讲学，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南城建立盱江书院。
以“北宋五子”扬名的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等大儒，兼为名臣的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求学入仕。
后有刘安世、范祖禹、晁景迂继承司马光之学，司马光讲学的主要书院为嵩阳书院。
此外的社会名流也相继在书院讲学，如曾巩在抚州建立了兴鲁书院，周敦颐则在景濂书院讲学，周敦颐的学问被后人称为濂溪之学，与二程的学说有着传承的关系，程颢程颐此时受教于周敦颐，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颐同时也成立了伊皋书院，为求学者答疑解难，二程的门下有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朱震，同一时期还有胡安国与之同游，而杨时最为长寿，成为后代的洛学大宗，杨时随后又创建了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东林书院，是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地。 杨时在此还曾撰写过《东林道上闲步》一诗，诗云：“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
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
东林书院继而成为杨时传播洛学的重要阵地。
他的学问后来很大程度上被罗从彦继承，罗又传给了李侗和朱松（即朱熹的父亲），朱熹之父朱松曾在紫阳山（在安徽省歙县）读书。
朱熹后居福建崇安，修建了一座紫阳书室，以示不忘前人的教育。
后人因以“紫阳先生”为朱熹的别称。
社会各界这种对书院的极大推崇的态度，从根本上促进了书院的兴盛。从另一层面而言，这种重视书院教育、推崇教学行为的本身，也在宋代书院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
一、南宋书院与官学的离合书院发展至北宋后期，相关制度逐渐成熟，在办学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了南宋中期更因为理学家的努力和统治者的倡导，走向了宽广繁荣的局面。
南宋书院的总数为422所，总数是北宋书院的6倍，是唐、五代、北宋共500余年间所有书院的总和的3倍。
从地域上看，书院数量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四省为最多，其中，江西116所，湖南46所，浙江70所，福建43所。
高宗时虽然政局动荡，但在文教政策方面并未松弛，书院建设也得到了稳步发展。
据统计，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间，共有65所书院在各地创建。
而到了孝宗时期，书院更由于理学的繁兴而蔚为大观。
理学在南宋孝宗时期逐渐成为显学，出现了一批理学大家，同时也是书院大师，其中尤以朱熹为大宗。
朱熹不但全面整理和注释了四书著作，而且继承了程颐的“理”本体论和格物穷理的方法，以涵养用敬为基本功夫，构成了体大思精、综罗百代的思想体系。
他师承刘子翚、胡宪、李侗、刘勉之，建书院于武夷、沧州；其后学除了詹体仁、真德秀等名儒外，更由黄干传至何基，再传为王柏、许谦，即金华一派，而终于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此外，江西抚州的陆九渊则主张“心即是理”，以发明本心为方法，而以读书、格物为支离。
南宋浙东学派中婺学创始人吕祖谦深得“中原文献之传”，重视经学、史学，且提倡明理躬行，成为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乾道、淳熙时期，吕祖谦的浙东事功学派、陆九渊兄弟的心学学派、与朱子学派构成了鼎足之势。
此外，湖湘学派张栻的学问继承自胡宏，其思想以仁为本体，以“敬”为方法，与朱熹在切磋中互有启发。
其学流行于湖湘和蜀地，惜乎因张早逝而流传不远。
二、两宋书院与官学、私学的离合书院与官学都是是宋代教育系统的重要支柱，最核心的社会功能就是文化传承与传播，如石介所言：“先生（指孙复）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
但书院又与官学功能不完全等同，在北宋初期官学萧条之时，官方对书院大力扶持，它在育人的目的上有时已经超过了官学，反映了民间的种种诉求。
当国家逐渐强盛，政府有能力兴学时，一大批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就会被废弃，或被改造成各府、州、县的官学（如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
宋代书院本身是应官方的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出现和其所要肩负的社会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为中央官学招收的名额有限，同时地方官学又不完善：以应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课程设置以科举为导向，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教学内容也较为单一。
相比较而言，书院相对自由，在儒学思想的教育和研究方面也更为活跃和深入，因此在学术和教育能力上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官学。
朱熹曾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尖锐地批评过宋代的官学和科举是“声利之场”，教学缺乏“德行道义之实”，从而决心身体力行恢复书院，发扬“诲人不倦”的精神，热心教人的同时又讲求方法得当。
所以，希圣希贤、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与学贵自得、自由讲学的教育思想，成为书院区别于官学教育的根本品质，如师弟之间的质疑问难、朋友同道的群居切磋和会讲，就是与传统教学截然不同的教法；朱张会讲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朱陆论辩的鹅湖书院。
都表达了对抗俗学的与科举利诱的崇高志愿，流露出南宋理学家特有的文化使命感，在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文化烙印。
书院私学与官学的第二个区别在于打破了官学诸方面的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学生入学不再像官学那样受地域的严格限制，只能招收本地学生。
书院则不同，它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士人游学的传统，可以接纳外地的学生，打破了画地为牢的教育格局，这一改变也意味着可以给学生入学带来更多的机会，从而真正对民间求学之子敞开了大门，也正因为对生员的身份没有限制，才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
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早期的传统教育是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在民间只有传统的私塾等的乡俗教化，这种民间乡俗教化多半是出生自民间本土，约定俗成的。
宋代书院的开设，实际上是以一种自下而上主动的学术下移，首先，它促进了平民学者的形成，次之，文化教育也在社会下层得到了普及。
而中央政府常常通过赐书、赐田、任命教授等措施，使得一些渐渐壮大的地方私立书院有了官方性质。
在地方兴办的书院中，有些是属于家族或个人的私立学校，例如处士侯遗办的茅山书院、学者李士真办的石鼓书院和富人胡氏办的华林书院等；也有些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公立书院。
又例如知潭州朱洞等兴办的岳麓书院、富人曹诚捐献给官府的应天府书院和南唐政府遗留下来的白鹿洞书院等。
私立和官办书院的数量和规模在地方的教育能力相差不远，任何一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
再次之，在宋代，书院较之于前朝的私学还增加了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藏书和祭祀的完备规制，还有一些自发性、临时性的私人讲学所形成的完备规制和教学计划，这些都是前朝的私学所没有的。
结语中国古代传统的基础教育时长大概要持续15至16年，其中3岁以前为家学，小孩由家中人抚养至3岁，之后进入了蒙学时期，蒙学多由地方私塾和私教承担。 教育的内容多以识字音韵为主，辅之以礼教和音乐，学生通常在此期间学习到一些传统文化常识。
蒙学从4岁开始，通常持续到8岁，按照教育心理学观点，蒙学属于儿童时期，儿童的学习能力经由发展。
可由具体形象思维向逻辑抽象思维过渡，儿童具有了自我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参加集体活动。
8岁到15岁，古人又称为“学馆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人的感觉能力和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记忆力的增强，教师开始有规律地教授学生经学，详训诂、明句读，有条件的还可以习武，为之后的一系列的乡试省试做好准备。
从15岁至25岁，学生的心智已经基本成熟，开始学习经书当中的“义理”。 并且为做官入仕的科举做好准备，一般到25岁左右，学子一部分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道路。 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生涯，一边了解国计民生，一边积累知识，而“游学”一般到35岁左右就停止了。 学子中大多已经不再接受教育，转入了经商入仕的世俗生活，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古代接受教育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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