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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刘彻的“汉道”
在前一系列中，我们说到汉武帝提拔董仲舒、公孙弘，实行有利于儒学的政策，儒学得到进阶式发展。 如此又过了十几年，在这段日子里，汉朝抗击匈奴有成：
(关于汉匈之战的一些细节，笔者强烈推荐纪录片《河西走廊》第二集，华夏武威之盛皆在其中。) 汉帝国此时国力强盛，汉武帝刘彻结束朔方巡守之后，决定去泰山封禅。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为在泰山顶祭天，“禅”在泰山下山丘祭地。春秋时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封禅，被管仲劝阻。
这段史料说明封禅的条件是太平盛世，天降祥瑞之时，两者缺一不可。 此时汉朝对匈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困扰华夏北方边境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不再构成威胁。恰好几年前陕西地区出土一只宝鼎，大臣解释为“一统”，正是天降祥瑞。 汉武帝之前，秦始皇一统六国后，曾经进行泰山封禅。汉武帝本身就好大喜功，眼见正好满足封禅条件，于是召集儒生和方士(道教徒称呼)，研究封禅礼仪。 此时无论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道家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可是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实施过，此时距离上一次秦始皇封禅已有百余年，没有人知道封禅到底该怎么办。儒生和方士们研究好几年，莫衷一是。儒生说准备封禅的礼器不合古制，但是翻遍经典也创制出新的礼仪。 事实上，汉武帝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这次封禅，他有两个目的：
次年四月，汉武帝到达泰山，儒生和方士仍然没有弄明白礼仪。汉武帝决定不再等待，就按照在祭祀太一和后土的礼仪进行封禅。 封禅期间，霍去病之子十岁的霍嬗陪同，此时霍去病已于七年前暴病而亡，霍嬗继承父亲的冠军侯爵位，由此可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喜爱。(可惜霍嬗没过多久也暴病而亡了。) 封禅之后，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  汉初实行的历法与秦朝相同，以每年十月为岁首。封禅之后，实行新的历法《太初历》(司马迁等人编制)，以正月为岁首，从形式上看，目前的汉朝与之前不同了。
汉武帝之前，刘姓皇室一直奉行“黄老之术”，将秦制低效率运行，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国家对外扩张，需要各色人才。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经济奇才，盐铁专营，货币改革就是出自他手，下文还有提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但总的来说，还是法家帮助汉室建立专制集权制度的基础。 封禅之后，儒家终于可以在思想和粉饰合法性上展示自己的用处。法家帮助汉室“建政”，即解决政权如何组织，制度如何为统治者服务的问题；儒家帮助汉室“建国”，即解决国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他甚至不追究儒家封禅的礼仪细节。连不喜儒家的汲黯(就是在前一篇中提及告发公孙弘不忠的人)，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思是陛下心里欲望很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义，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政绩呢？)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汉武帝刘彻的个性。  “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也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如上篇提到的主父偃)。但其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 ，在这一点上，绝不是如后世宣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同时，刘彻确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搞改制、建明堂，建太学，拔擢地方上的儒学人才等。 总之，汉武帝刘彻时期，原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逐步演变成了“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纵横之术为我所用，形成了一种迥异于“黄老之术”的新的“汉道”。 汉武帝虽然为儒家进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儒家却不认为汉武帝是圣君。 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特别是武帝后期，“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巫蛊之祸”牵连极广，达数十万人，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自杀，后来卫氏家族又被灭门，作为一个为汉室贡献两大功勋良将(卫青霍去病)的外戚家族，落得如此下场实属令人感慨。  武帝晚期，发布《轮台罪己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国家偃武修文，重新休养生息。 九、儒家努力突破桎梏
武帝临终前，加封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助汉昭帝刘弗陵(就是母亲钩弋夫人被汉武帝所杀的那个皇子)。此时武帝已撤销三公中的太尉，改为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前文已介绍过，是中朝官的首领之一，因此霍光掌控帝国军权，是最重要的辅政大臣。 此时另有一位辅政大臣，出身法家的桑弘羊，两人政见有所不同：
跟霍光相关有个成语“不学无术”，原指霍光不属于诸子百家其中任意一家。霍光对儒家并无好感，但是为了打压政敌——法家的桑弘羊，他决定拉拢儒家，召开盐铁会议辩论。 于是从全国各地“举贤良”来的六十多位儒生，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其随署官员，进行了一场宏大的辩论。辩论持续时间之长(五个多月)，涉及议题之多(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社会道德等)，为历代罕见，实际上成为评论总结汉武帝这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  这其实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深层“辩论会”，儒家讲究“王道”，认为义利合一，崇尚仁义才是治国之本；法家讲究“霸道”，认为利为工具，财富是仁义的基础，君主可以为利弃义。 会议结束后，朝廷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官营政策有所收缩。霍光借助贤良文学，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特别是儒生的好感。 儒家与法家的这一次正面对决，儒家在外戚霍光的支持下表面上略占上风。
第一件事如下： 汉昭帝始元五年，一男子乘黄牛车，着黄衣，举黄龙旗，来到未央宫北门，声称自己是巫蛊之祸中被传自杀的“卫太子”刘据。此时巫蛊之祸已经实质上平反，天下人都很同情冤死的太子。 汉昭帝和霍光都很紧张，处理不好皇帝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此时京兆尹(隽不疑)赶到，下令将该男子拿下，并引用《春秋》中的典故解释原因。 《左传》记载较为晦涩，本文摘取《史记》中原文一段：
大意是卫灵公去世后，原太子蒯聩流亡，立太子蒯聩之子辄为君，后世称卫出公。蒯聩后来缟素而归，但卫人不让蒯聩进入，国君还是他的儿子。 按照这个成例，现在太子虽然平反，但还是被废，且天下有新主汉昭帝，无论这个“卫太子”是真是假，都可以缉捕归案。 儒家的理论完美地解决了“卫太子”这个棘手的问题，汉昭帝和霍光对此大为赞赏，后者更是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应该懂点儒家经术才行”。 第二件事如下： 汉昭帝八岁即位，二十岁晏驾，没有子嗣，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其淫戏无度，且火速提高王国官员，排挤前朝旧臣，与霍光矛盾越来越严重。  一日，刘贺出行，博士夏侯胜冲到御辇前，说道：“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意思是天气久阴不下雨，代表有臣子犯上作乱，皇帝此时出行太过危险——这正是儒家齐学派(公羊学)“天人感应、灾异论解”的观点。 霍光听说后大吃一惊，原来他正准备废掉刘贺。于是询问夏侯胜何以得出此论断，夏侯胜说从儒家经书《洪范五行传》中推断而来。 霍光发现儒学还有此等奥妙之处，远非当年盐铁会议上的满口仁义道德可比，看来需要适当重用，不能只像汉武帝一样用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出手，废掉仅在位二十七天的刘贺，宣布这一决定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汉室帝位最终又回到“卫太子”刘据的后人(确切讲是孙子)身上。流落民间的刘病已(此时已改名刘询)被迎入未央宫即皇帝位，史称汉宣帝，时年刘询十六岁，霍光继续辅政。 政变结束之后，夏侯胜由于“天人感应”准确预测废立受到霍光看重，升为长信少府，爵关内侯，负责教授十四岁的皇太后《尚书》精要。
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 具体来说，清代皮锡瑞总结如下：
至此，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 汉宣帝甘露三年，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儒生，召开了一次大会议。原本本次邀请的五经博士，全是公羊学(齐学派)大儒。但汉宣帝由于祖父“卫太子”刘据的原因，同样喜欢谷梁学(鲁学派)。 我们在前一篇中提过，鲁学较为传统，承自孟子，注重伦理教化，而齐学则是天人感应，崇尚机变，依天道行事。 本次会议，实质上抬高了谷梁学的地位，至于谷梁学和公羊学之间的争论，皇帝给予裁决，这意味着皇权凌驾于学术之上。此后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逐渐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原来儒学中的批判思想渐渐减少。
在真正的儒学名士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儒学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皇帝更重视刑法，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 有位儒生盖宽饶给宣帝上书：
第一句吐槽现在儒术不受重视，把刑余之人(暗指宦官)当成周公召公，用法令代替诗书；第二句则说出儒家理想，就是选贤任能的禅让制，而不是“家天下”的世袭制。 汉宣帝马上察觉出这本奏疏越过了皇权划定儒家参政的界限，会动摇汉家统治基础，于是让大臣讨论这本奏疏，果然有人指出这是大逆不道。汉宣帝下逮捕令，盖宽饶听说后，在未央宫北门自杀。 汉宣帝刘询行事颇有汉武帝的风采，被认为是西汉的中兴之主。他隐忍苦等到霍光去世，给予其葬礼极高的规格以彰显荣宠，但不久之后又将霍氏灭族。卫、霍两家外戚，遭遇何其相似也！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汉宣帝时期对于儒家的政策：
刘询的太子刘奭(汉元帝，王莽的姑父)热衷儒学，有次在侍宴时，看父亲心情好，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出前篇已经提及的名言：
武帝之后的昭宣两朝，儒学再次发展。武帝时只是用来当做顾问或者制定礼仪的儒家，经过与法家的直面交锋(盐铁之议)，和两次对统治危机的“经典”处理，得到上层认可，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在之前的系列中，我们介绍过，汉初存在三个势力集团——皇权、功臣和诸侯，皇帝使用外戚来压制功臣和诸侯，经过历代统治者努力，诸侯之威胁已不存在，而开国功臣亦随时间凋零。  矛盾逐渐转化为皇权和群臣之间的矛盾，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矛盾，也是统治权的零和博弈。群臣力量强大，使得汉武帝提高中朝官(又称内朝官)的地位，以对抗外朝官的压力。 儒学通过粉饰皇家统治合法性而上位，从而在外朝官内部，儒臣渐渐占据多数。当群臣治国思想法出同门之后，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样皇权与群臣的矛盾，又演变为皇帝和儒臣的矛盾。 皇帝提拔外戚担任中朝官领袖，目的是通过建立在天生血脉连接之上的团结，来对抗儒臣建立在思想信仰之上的力量。这是权力制衡中最常见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儒家终于站到了权力天平的一端。 注： 汉武帝时，儒学虽然得到发展，可其低位仍然相对边缘，并无重大决策权。在武帝封禅这么重要的历史机遇面前，儒家并没有拿出良好的表现。但是儒学加速传播，客观上形成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武帝之后，霍光辅政接近二十年，他先借儒家之手，挫败政敌桑弘羊，实行帝国收缩的政策，弥补了汉武帝连年征战留下的巨大战争创伤。儒家抓住两个机会，得到统治者垂青，而实际进入帝国决策层，这使得儒家力量大为增强。 在汉宣帝年前，儒家力量已经发展到可以与法家抗衡的地步，需要皇帝来刻意平衡。当儒家思想集团在朝野形成合力，势必会对统治者提出新的要求，这个需要等待下篇再讲。 另外，汉宣帝的制衡策略，不允许外戚内朝官和儒臣外朝官产生核心交集，但有一个人却同时具备这两个身份，他就是王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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