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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曾批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成帝时，成汤说“关东富人益多，多规良田，役使贫民”，那么到了王莽时期，自然更为恶化。 土地兼并还带来一种现象，就是奴婢大量增加。大地主兼并土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这些地主，为奴为婢，帮其耕种，深受剥削。一般农民需要将一半收成上交地主，剩下的还要给国家交赋税。汉朝末期，有的地主奴婢高达万人。  当时奴婢地位底下，主人杀害奴婢之事时有发生。儒家一直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董仲舒曾建议禁止主人杀害奴婢，王莽之子王获在王莽被贬新都国时失手杀死奴婢，被王莽责备，最后自杀——王莽因此而赢得好名声。 其实，在汉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王莽被剥夺大司马后的继任者)曾经上书，中间有一项建议：
大意就是现在国家承平已久，但兼并越来越严重，应该实行儒家理想中的“井田制”，来进行改革。但是汉哀帝自身就不遵守，加上地方抵制力量较强，汉哀帝当时的执政力量不足以推行，因此这项措施也就没怎么执行。 王莽上台之后，在刘歆等人的帮助下，颁布了新朝的“王田令”，顺带配套颁布“私属令”，大致内容有以下几点：
王莽的法令内容当然不止于此，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史书记载多有散佚。史书记载如下：
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王莽实行“王田令”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拥有土地有上限，且大家拥有土地差别不能太大。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得到热烈的反应。儒生儒臣们支持，因为这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至于“编户齐民”的老百姓，他们更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在儒家看来，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所以“重农抑商”成为几千年来的国策。在汉朝，铺张之风盛行，皇帝的宫殿叫“未央宫”，何谓“未央”？无休止也。“长乐未央”某种程度就是汉朝奢靡之风的写照。  商业是很容易积累财富的，所以要治理贫富分化，就得重农抑商，就要削弱社会上特别容易发财的行业，“损有余而补不足”。于是刘歆等人上疏，建议参照《周易》进行理财，史料记载：
从中可以看到王莽的初心是“齐众庶、抑并兼”，具体是什么策略呢？史料有所记载：
这里比较难，需要花费篇幅解释一下。对老百姓来说，有六种物资，是老百姓无法自己制作(或控制)的，必须从市场获得，由此产生贫富差距。哪六种物资呢？
前三种物资容易理解，就是朝廷官办买卖——等等，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们在系列四里介绍过，汉武帝之后，霍光辅政，他召集儒生与法家的桑弘羊辩论，当时儒生批评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是恶政，怎么现在又开始恢复了呢？  在刘歆以及皇帝王莽看来，以前汉代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钱财去打仗；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根本还是儒家的准则——君子原心。 第四种山川的产出，后来演变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等，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史料记载如下：
为什么连这种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按照儒家理论，这些都是“末”业，从事的人群越多，越不利于“本”业(即农业)的发展。 第五种是五均赊贷，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五均”是在帝国的五个繁华城市(洛阳、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加上国都长安，实行物价管制，这些城市的管理者负有平抑物价的责任。 “赊贷”则是设立“钱府丞”，老百姓如果没有钱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如祭祀、丧葬等，可以从“钱府丞”借钱，利息很低。 第六种则是铸币权和货币发行。汉朝货币经过比较长的演化过程，刘邦时期允许私人铸钱，币制混乱，后来一直改革，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才稳定下来，延续数百年，甚至到隋唐年间还在使用。  金融虽然稳定，但贫富差距很大，于是王莽改革币值，先是发行新的钱币，但是只有两种面值，不符合流通使用实际，所以失败了，接着王莽又发行货币，这次“矫枉过正”，钱币太过于复杂了，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说法，就是说一共有二十八种钱。 一段时间之后，王莽发现这种情况不行，于是又废除了其中一些种类，最后又回到了类似“五铢钱”的分量。新朝的货币这次稳定下来。 但在着三番五次的货币改制中，每一次的货币都比之前的重量小，面值大，相当于贬值，谁拥有的钱币较多，谁承受的损失也就越大，财富转移到了朝廷的手里。 二十三、改制的成败
我们必须看到，王莽的新朝改制，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以民为本，崇尚仁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精神，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有本质不同。 新朝实行的也不是“计划经济”，虽然官方有重要资源(盐、酒、铁)的国有买卖，但其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统计基础，也没有分配思想，只能说这是儒家“大一统”下，防止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精神。 这些改制方案主要参考的是儒家经典《周礼》，在儒家看来，周朝的制度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周礼》中的制度，是非常理想化的制度，接近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之后才会出现的“极权与统制经济”。  令人讽刺的是，这些“极权与统制经济”，与法家思想不谋而合，儒家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掌控朝廷中枢，而他们理想中的改制措施，竟然是“死敌”法家的政策。 这就导致了一种诡异的情况，改革越失败，新朝的根基就越稳固，改革越成功，新朝就越危险。
先说其中失败的。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实行仅仅不到三年就失败了。实行“王田令”需要可靠的人丈量土地，还需要社会安定，而当时这些都不具备，王莽寄希望于一条法令就实现“土改”，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货币改制也算是失败了，经过一系列折腾，最终民间又回到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回到了原点。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这算是儒家最为看重的改革，结果早早失败，而恰好由于失败较早，所以不必为新朝的覆灭负主要责任——真是莫大的讽刺。 然后再看改制成功的。 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是其中比较成功的改制。盐铁酒等专卖制度，汉武帝时桑弘羊已经运行纯熟，现在重新恢复，自然容易。 对名山大泽征税，官府自然愿意执行——谁不爱钱呢？新朝覆灭时，王莽的皇宫存有巨量黄金，由此可知这几项制度的改革的确为朝廷挣了不少钱。 至于五均赊贷这类政策，由于全靠人力来执行，那么出现权力寻租极为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改制中，都需要利用到秦制的三个方面——编户齐民，严刑苛法和文法吏。(我们在《汉初学派思想之变迁——王莽揭秘（二）》一文中详细介绍过。) 从汉朝昭宣二帝之后，逐渐被儒家思想感化的汉家制度，在王莽手中，又开始朝着秦制的方向发展了。 二十四、内忧外患
王莽是一代大儒，他的基本盘里有很多人也喜欢儒学，有些是怀着儒家实现“上古之治”的理想，更有一些是为了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实际的封地。 王莽参酌古文经和今文经，“恢复”了他心目中的周代分封制，大致有五等爵制、三等封国。第一等封国，是公爵封万户，地方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和伯爵各封五千户，地方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各封两千五百户，地方五十里。  王莽一次性分封了近八百人，如果按照上面的封地和户口计算，分封完毕后，天下就没有多少土地和人口属于皇室了——所以王莽说地图勘探工作量太大，所以暂不封食邑，代之以每月发放一些几千钱的俸禄。 没有食邑的租税，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王莽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一旦实施下去，中央将能难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理想与现实果然有差距。 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爵来获得利禄以及封国的诸侯们，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如此，继续支持王莽的意义何在？
王莽登基之后，王莽看上去很是勤政，白天与大臣议论政务，晚上批阅奏折。 但是白天的王莽是和大臣们研究学术，比如儒经中某句话如何理解，某处礼仪如何安排等。大臣们不得不陪着皇帝一起探讨。这些东西重要吗？ 在王莽看来还挺重要。他的理想是恢复儒家经典中的“垂拱而治”，所以他认为制作礼乐制度，颁布法令之后，天下就不用怎么治理了。
王莽这种心态，导致整个官僚系统无所适从，甚至无暇办理政务。 王莽还多次给天下郡县改名，一些为歌功颂德，一些为表达吉祥，这里面潜藏这王莽对于新朝的期望——儒家王朝已经建立，取代了法家王朝，那么全国地方的名字必须能改尽改，大改特改。 比如把“符离”改成“符合”——“合”比“离”幸福，“安汉”改为“安新”——新朝已取代汉朝，“东昏”改为“东明”，“昏”没有“明”吉祥，“无锡”改为“有锡”——纯粹是因为“有”比“无”寓意好。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官员看来，也是颇为荒谬。 与此同时，王莽还改变了官员的俸禄制度。他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但添加了额外条件——官吏俸禄与管辖区域的财政收入挂钩，同理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收入和食邑地区的财政收入挂钩。 如果地区出现了歉收或灾害，那么官吏贵族的俸禄也要相对应减少。 对于中央官员，他们不直接管理地区，但是全国“划片”，他们也被分配到不同的郡县区域里，包括王莽自己也比照管理。  显然，这一套俸禄制度类似现代企业的“绩效考核”(KPI)，很是先进，本意是促使官吏劝课农桑——“各保其灾害。几上下同心，劝进农业”。 问题是现代企业在制定绩效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做基础，而在那个时代，这项措施很难落地。最后的结果史料记载：
行政体制的混乱，决策链条的断裂，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
在北方边境，自从昭君出塞和亲之后，汉朝和匈奴一直相安无事。新朝成立之后，要与匈奴换符印。但以前汉朝与匈奴的符印为“匈奴单于玺”，新朝与匈奴的符印为“新匈奴单于章”。 在匈奴人看来，汉印是玺，而且没有“汉”这个字，说明匈奴不隶属汉朝，汉朝尊重大单于为北方的首领；现在新印叫“章”，前面又有“新”字，这是把匈奴当成新朝的诸侯。 另外，汉朝时候双方约定“汉人逃入匈奴，匈奴不受；匈奴逃入汉朝，汉朝不受”，王莽想增加乌孙、乌桓以及西域配汉朝印绶的居民，只要逃入匈奴，匈奴都不能接受，这显然不平等。  于是，匈奴不再与新朝和平相处，边境开始刀兵四起。北方和西域都开始不稳。 另外，在东北边境，高句丽原来是“王国”，在新朝建立时也给降格为“侯国”。在征兵迎战匈奴时，高句丽也被包含其中。不过高句丽逃兵很多，令中央王朝不满。 王莽派人诱杀高句丽侯，并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高句丽从此不断滋扰东北边境，渐渐脱离了和新朝的关系。 王莽为什么要给边境国家降格呢？史书记载：
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内华夏而外夷狄”，秩序优先。(相比后来李世民的“华夏夷狄，兼爱如一”，有天壤之别。) 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人民还要放弃耕种出去打仗，这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
在王莽上位的过程中，祥瑞符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汉朝人很相信鬼神之说。 新朝建立之后，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祥瑞——王莽一开始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一本万利的事情自然有无数人效仿。 于是皇帝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在合法性上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新皇登基后，疏远功臣，拔擢年轻人，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引起甄氏家族的不满。 大司马甄邯看得开，但他的兄长甄丰忿忿不平——王莽未称帝时他还是大司空，王莽登基之后他却降级为更始将军，要知道当年翟义起兵时，还是他昼夜守护在王莽身边。 甄丰之子甄寻是京兆尹，加官侍中，他发现虽然新朝已经禁献符命，但王莽对于符命仍然深信不疑。于是他和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丁隆等合谋，决定干一票大的。 这条符命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方向上是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该仿效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
 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王莽同意了。甄丰父子发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没隔多久又造了一条符命，说王莽的爱女黄皇室主应该配给甄寻为妻。 结果王莽大怒，下诏抓捕甄氏父子。一年之后，逃到华山的甄寻被抓获，一场堪比当年吕宽案的惊涛骇浪来临了。上面所说的同谋都被处死，牵连上百人，甚至连大文豪扬雄都害怕而跳楼(重伤未死，成为后人笑柄)。 本次大案重创了王莽确定不久的执政班底，内辅、三公、四将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且，被杀的人还有许多后辈人才，刘棻、刘泳是刘歆之子，王奇是自己的堂弟。 国师刘歆自然震怒，他越来越发现，新朝虽然凭借儒家经义而建立，但此后，真正左右朝局的是符命、升仙、五帝崇拜等。这些与无论是强调天人感应的今文学，还是强调托古改制的古文学，都有了相当的距离。 臣民们步入新朝的热情被此案一头浇灭，那些热闹、欢乐、希望以及伴随新朝儒家伦理而来的道德感，忽然间烟消云散。 自此之后，新朝内忧外患，腐朽不堪，儒家理想破灭，待到几年后义兵四起，历史开始进入新的循环。 注： 本系列终于暂时完结了，更多的细节请看《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一书。王莽想实现儒家“复古周政”的理想，但现实情况不适用。“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怎能舍弃实际情况而实行经书上的复古之法呢？ 王莽的作为，更像是儒家第一次全面掌权后的一次社会实验，由于缺少实践经验而导致结果南辕北辙。“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古人诚不我欺。王莽依靠儒家思想和符命祥瑞上位，最终也因为儒家实践失败和符命闹剧反噬而走向末路。 这个系列前后持续接近三月，极为耗费精力，不过自身收获颇丰。笔者对于春秋战国、隋唐、明清历史很熟悉，本系列补上了汉朝特别是西汉中后期的一角，更了解了诸子百家的后续演化过程，窥得历史进程的一些隐秘脉络。 非因果报方行善，岂因功名始读书？希望后来者阅读本系列后，也能有所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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