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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1975年9月，诗人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写了这首著名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这是诗歌的开篇部分。 1974年底，郭小川从刚解散的湖北咸宁干校转赴天津静海干校。这时的郭小川心绪之坏，大概达到了平生之最的地步。他真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天以烟酒度日，身心极度交瘁。 1975年2月，家属终于获准去探望，女儿郭晓惠来干校陪父亲过年，她还记得，团泊洼干校那片没有围墙的红砖房中，只剩下郭小川和几个“陪同”他的人。西北风阵阵袭来，一派荒冷而凄寂的寥落景象。郭小川见到女儿自然有几分高兴，郭晓惠在团泊洼呆了五六天，别时的依依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郭小川对女儿说：我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了。这句话让女儿觉出父亲内心的沉重。她深感让父亲放弃笔，比放弃生命还要痛苦。 时隔不久，形势有了转机，郭小川的情绪随着团泊洼干校和整个社会气候的宽松，日渐舒朗起来。恰在这时，原在《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的刘小珊作为中国作协待分配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团泊洼干校“值班”，同去的还有张光年等十几个人，他们和郭小川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在刘小珊看来，郭小川那段日子过得还算自在，闲适，充实。他几乎每晚都和朱康平、钟灵等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冒着蚊子的袭扰打桥牌至深夜两三点；白天则读《红楼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他还自告奋勇地给“校友”们上政治经济学课；上午，他就带着来干校过暑假的一帮半大孩子去独流减河游泳。平时大家相处也都还随意，互无戒备，谈笑风生。 刘小珊回忆说：晚饭后，是散步的时间，她和郭小川常到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漫步、闲谈，这种交流套用一个外交辞令，是“广泛而深入”的。他们谈创作，谈《红楼梦》，郭小川也间或讲些当年采访中国乒乓球队时的趣闻。其间，郭小川反复问过刘小珊：“我还能不能写诗？”前后问了五六遍。刘小珊说：这个问题他也一定问过别人。他问别人，实际也是在问自己。他渴望得到肯定的反馈，渴望重新拿起笔。 9月初，刘小珊结束了一个月的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后，她和郭小川时有书信往复。刘小珊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惟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郭小川回信说，你的信给我送来了一首诗歌的主题。不久又回了一封信，里面就是这首后来打动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团泊洼的秋天》。 刘小珊说：这实际上是一封诗信，因为它没有写在稿纸而是写在信纸上，信封里也没有别的附加文字。只是在诗的末尾，诗人写了这样一句话：“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1976年7月，文化部派两个人到郭小川所在的林县农村追查情况，诗人感到了形势的险恶，写信给刘小珊，要她把他写的所有书信烧掉。此时，刘小珊已把郭小川的来信转移到郭的女儿的一个朋友家里。刘小珊不得不把信件取回，忍痛付之一炬，唯独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她实在不忍销毁这首佳作。她把那三张信纸叠好，用塑料薄膜严密封装，然后用四枚图钉钉在大衣柜的底部。这个衣柜至今还放在她家的一间卧室里，是一个很沉的花梨木衣柜，除非把它翻倒，是发现不了这份诗稿的。 1976年夏天，刘小珊的日子也日见难过起来。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分配办公室，进行面对面和背靠背的大清查，刘小珊也在当中。后来，作协的清查转入与郭小川的关系问题，首当其冲的冯牧被连整带吓，病在了家里。刘小珊也成了重点“关照”对象，要她揭发郭小川。她一言不发，双方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组长发话说：总要讲一点吧。刘小珊就说了些郭小川和她谈到过的诸如有关“反右”、《红楼梦》研究之类不疼不痒的问题，应付过去。尽管刘小珊态度坚定，但毕竟承受了五十多天巨大的精神压力。 1976年10月，美酒飘香歌声飞，但诗人郭小川却在这正当放歌的日子里离开了大家，所幸刘小珊为他留下了那首《团泊洼的秋天》。刘小珊被解除审查回到家中后，马上从大衣柜底下取出诗稿，交给了文学评论家冯牧，他看后眼睛一亮，连连问：“诗写得很好，哪来的？”他当即决定，在第一时间发表这首诗。 1976年11月，《诗刊》发表了《团泊洼的秋天》，随即引起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不久，在一次文艺晚会上，演员瞿弦和朗诵了这首诗，全场轰动；又过了不久，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悼念周总理大型诗歌朗诵会”上，诗朗诵《团泊洼的秋天》再次引发全场轰动，万余人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之后，这首诗歌曾入选中学课本，充满情感昂扬的诗句，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当年，刘小珊舍着政治生命保存了这首不朽的诗篇，而她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秘密”，《团泊洼的秋天》的读者们自然不明底细。对此，刘小珊作了这样的“解释”：“《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激情的迸发，心血的结晶。没有必要让人知道，这首诗歌和我有什么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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