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高句丽人在公元100年到1070年之间，就是汉朝的一个分支，隶属于汉玄菟郡。 受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他们从最初的儒教信仰，到后来的佛教，道教。  “三教合一”是唐代晚期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句丽王朝的统治中心向南扩张，其势力也随之扩展至新罗、百济，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高句丽 “三教合一 '形成的原因虽然信仰的年代不同，但高句丽人信仰儒教，佛教，道教。 “三教合一”的历史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这其中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他们在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接受了汉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熏陶，这些都是他们接受儒教和中原其它宗教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高句丽于公元前三十七年成立，不久后，“派使者到汉朝，以贡品，以求归于玄奘。”，汉代的乐师，都是从玄菟郡接受朝服的，高句丽皇帝的名字籍。很多学者对此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对高句丽政权在汉朝的边陲封国地位产生了质疑。  实际上，汉朝从建国之日起，就汲取了秦废、割地、短命的教训，推行了“郡县并行”的体制。在近畿及郊区，实行郡县制度，边疆分封有功勋的子孙和少数民族的领袖为王，并由中央官员担任宰相，或由邻近少数民族的郡县官员来强化监察。 高句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国家，得到了朝廷的承认。高句丽的知府负责管理，对他们的户籍管理，对他们的赋役和赋税进行管理。  高句丽王被朝廷册封为“皇帝”，朝廷在出行的时候，都会给他鼓吹“歌舞”，并接受“汉服”。王莽时代，高句丽军队被征召为少数民族，并把高句丽王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一样，降为侯爵。 一直到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派人来朝，光武恢复了王位。后来，高句丽的国王都被中原王朝册封了。十九世高句丽王安，被慕容宝册封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王。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高句丽王琏被封为“营州兵”。  高句丽王，乐浪王。一直到唐朝初期，高句丽王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仍然被封为“上柱国，辽东王，高丽王”。 高旬丽是中原地区的君主，他们把儒教奉为国教，就如同承认中原的统治，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也是中原地区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发展规律。
佛教传入中原的年代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战国末年、秦朝、西汉，《三国志》《魏略·西戎传》记载：
到了东汉永平元年，派往西域求教，共四十二次。  章经将白马寺建立在洛阳，以备其所用的种种记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很快，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阶段。 西晋时期，佛教活动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这里有180个寺庙，3700多名僧尼。 在秦朝时期，僧尼的诵经、修斋供养等活动日益繁荣。  因此高句丽的小兽林王登基没多久，就派出使者前往高句丽，秦王符坚派出使者，将佛经和佛经一起带到了高句丽。在这之后的两年里，阿道和尚也从秦朝迁往高句丽。 小兽林王在王都建立了两个寺院，一个是肖门寺，一个是弗兰寺，一个是顺道，一个是阿道。高句丽的都城中，有了寺院，有了僧侣，佛教就开始在高句丽的王公贵族中流传。  道教起源于中国的原始宗教。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流派，至秦汉之际，逐渐演化为“黄老”之学，以“清净”、“修身”为核心，不断吸纳各家的思想，尤其是“仙人”、“仙人”等宗派，于东汉形成“五斗米道”、太平道。 黄巾起义后，道教各流派与士族知识界的融合，促进了道教学说的发展，并产生了若干个有代表性的教派，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主要经典为《黄庭经》，《道德经》，《上清大洞真经》。  道教起源于中原，在魏晋时期逐渐成熟，为中原各阶层所接受，道教的信徒日益增多，其传播范围也日益扩展。 高句丽和中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年都有使节和商人进入中原，而中原的使节、商人、流民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进发，道教在高句丽的传播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史料记载，道教是在唐朝初期传入高句丽的，根据高句丽壁画上关于道教的记载，应该是在南北朝之前。 
中国儒教在魏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当时为了维护封建皇帝的统治，宗教与君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魏蜀吴三国均坚持正统，而西晋的一统则加强了儒教为王权所用的特征。 儒教的信仰与崇拜的多元化、有序化，具有很好的相似性和适应性，这为儒教吸纳佛教、道教的一些学说、加强儒教的宗教属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巩固了君主的权威，并将儒教的影响力扩展开来。 同时，他也不排斥借助佛教、道教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儒教、佛教、道教在巩固封建皇帝的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时，都可以加以利用。这使得佛教、儒教与道教之间的交融，形成了一种契合的关系。到了南北朝，宇文邕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北魏拓跋焘之外，都曾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而毁掉了佛像。 他们对佛教的推崇，也是极高的。梁武帝和萧衍还把佛教作为自己的国家宗教。南北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地修建寺庙和修建石窟。不仅是僧侣、贵族，就是皇帝也亲自为他讲解。在梁陶弘景和北魏寇谦之等人的影响下，道教已彻底变成了一种地主阶级的信仰。 而拓跋焘，以“北方太平真君”的名义，将道教奉为国教，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在此期间，尽管佛教和道教都很流行，但儒学在当时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儒释道因为传统的原因，以及僧俗地主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导致了上述的“灭佛”，但儒释道在维护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南北统治者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其统治理念。五盔坟4号墓的四壁都绘有儒释道的图画，正好体现了高旬丽王朝的上层统治者与中原南方诸国的统治观念，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
高句丽人的性格可以归纳为：热情、勇敢、淳朴、开朗、爱洁、爱文学、善变、信仰灵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热情、勇敢、淳朴、虔诚。史书上说他“性情暴躁，喜寇钞”，“民力强，习武”。 善骑射猎，性情豪迈，性情耿直，“言词鄙秽”、“不简亲疏”，是一种很好的表现。再加上好鬼神，又有大量的祭品。 这就使高山丽人具有了接受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个性。 高句丽人在建国之前的70多年中，都是居住在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地区，受汉朝思想和宗教信仰的熏陶，他们是汉朝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经过了两汉以后的儒学信仰，对儒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神化。 汉代的各个阶层都通过行政手段把儒教和儒学文化推广到了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地区。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三教合一”，受其影响，高句丽人对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的信奉，形成了高句丽的统治理念。 公元643年，高句丽的权臣盖苏向王日发出了一封信：“三教，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天的儒家和佛教都很发达，但是道教还没有发展起来。伏请遣史，向唐朝求教道教，以教其国民。”高句丽的贵族们，三教如鼎足，这就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高句丽人最早信仰儒教，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佛教在较晚的时候就传入了高句丽。 句丽儒教接受或承认佛教的输入，彼此交融，形成一个新的高句丽统治思想体系，高句丽晚期，道教也融入其中，使得高句丽地区“三教合一”成为最高的宗教。 二、高句丽 “三教合一'对古代朝鲜的影响在高句丽建立之前和之后，朝鲜半岛南部有两个国家，分别是公元前57年建立的新罗和建立于公元前18年的百济。随着高句丽被中原王朝的册封，新罗和百济两国也相继被中原册封，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高句丽和百济、新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经常发生战争。尽管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但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影响，从来没有中断。 五世纪初期，好太王率领大军，打败慕容燕的军队，占领了辽河东部，辽东、玄谷、乐浪、带方等地，都是高句丽人的天下。同时，还击退了南洋倭寇的侵扰，击溃百济，平定了新罗。它为其继承者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长寿王登基后，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救济灾民，深得民心。他仔细总结了父辈的发展历程，对周围的形势也很清楚，北燕在西南日渐没落，再也没有力量北上。拓跋家是北魏的新兴势力，他的势力正在向南方扩张。 北边的夫余、荆褐等人，还不足以与高句丽抗衡。只有新罗、百济等南部地区，尤其是百济，曾经倚仗着倭寇的力量北上，虽然战败，却一直在骚扰，必须加强防御。 从发展趋势来看，朝南半岛扩展的前景很好。建立了辽东稳定，与北魏修好关系，并向半岛南部扩展的策略。十年后，为使之更好地落实南方的发展策略，决定把它的统治重心转移到南方。 高句丽长寿王在427年把首都从内城迁到了平壤。自此之后，高句丽诸王不断扩展到新罗和百济，相互间的战争往来也越来越频繁，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新罗和百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高句丽位于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北部，历来是中原诸政权向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连接朝鲜半岛的中原王朝与古代民族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铸铜、铸铁、鎏金、制陶，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部分都是通过辽东和高句丽，输入朝鲜、日本列岛。 例如中国古代马具，包括马镫、鞍具、马镫、胸带、鞘带等，都是由安阳孝民屯流传至辽西，再由辽东传至高句丽。集安高句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鎏金马具，这些马具的数量和数量都不少。其中，JWM1078和JQM1196出土的最完整、最有特点。之后，在平壤、新罗、百济、日本等国的墓葬中，均发现了造型相似、做工精细的鎏金马具。 从辽东到高句丽，再到新罗，再到百济，再到日本，证实了中原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高句丽人的思想和文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朝鲜半国乃至日本都受到了影响。 儒教和道教是高句丽人从中原来的。新罗、百济等国同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儒教和道教也相继成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和手段。佛教起源于中原，经过高句丽。新罗法兴王十五年，佛教肇兴，为新罗国家正式实行佛教。 在此之前，沙门的墨胡白高句丽来到了一处地方，毛礼的府邸是他的洞府。于是，梁派使者赏衣、香、物，群臣都不敢怠慢。 知道它的名字和它的用途。派人去打听。墨胡子见了，就叫它的名字：“这把火烧了，它的香味就是它的香味，它的虔诚就是它的神圣。” 一曰佛陀，两曰达摩，三曰僧伽。此后，高句丽的僧人络绎不绝的涌入新罗传道。真兴王年间，即建佛寺，于十四年，五百五十三年春二月，“王命，在月城东边修建一座新的宫殿。”黄龙见此，王疑之，遂改为寺院，并以日皇龙为名。 佛教比新罗更早地传入百济，枕流王登基后，公元三百八十四年，胡僧摩罗难陀白登基，王迎致宫中行礼。第二年，“在汉山建了一座寺庙，十个和尚。” 很明显，新罗国的佛教是高句丽的僧人，而百济的佛教是从东晋传入的。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佛寺、佛塔等建筑，都受到了高句丽风格的影响。 百济佛寺遗址现已发掘出军守里寺址，弥勒寺址，东南里斯址，佳塔里寺址，窥岩里寺址，旧卫里寺址，定林寺，金刚寺址等。 定林寺位于夫余邑，位于遗址平面的中心轴，南为正门，后为四角宝塔，后有金殿、演讲厅，左右有长廊。其建筑风格和高句丽金刚寺有很大的相似。始建于公元6世纪中期，重建于1028年之后。军守里寺位于夫余邑宫南池西，其建筑风格与定林寺相近，中轴线为中门，佛塔，金堂，讲堂，辅殿。这是一座典型的百济晚期寺院。 新罗皇龙寺始建于真兴王十四年（公元553年），韩国考古学家于1976年到1983年间对其进行了数次大型考古挖掘，揭示了其建筑的规模与缺陷，中轴线上还包括中门、佛塔、金殿、讲堂等建筑，并有长廊环绕。 现存最完好的是善德王三年（634年）所建的法王庙。《续高僧传》即“王芬寺”，其伽蓝布局亦由山门、中门、佛塔、金堂等建筑组成，左右各有僧舍及附属殿宇。 塔庙的建筑形式和规模与高句丽时期相同，由此可以看出高句丽在新岁、百济佛教中的作用。此外，在韩国州尚南道宜宁郡，也就是延嘉七年高句丽金铜佛像的所在地，也就是新罗统治的地方。同时，还对高句丽佛教和其所用的法器在新的一年中的传播进行了阐述。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从秦朝请来的僧人和佛教的典籍。五年，肖门寺成立，为顺道，创弗兰寺，为安道院。在朝鲜半岛，佛教盛行于高句丽佛教。虽然儒教、道教的文献资料没有佛教那么详细，但是儒教与道教的盛行状况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时至今日，朝鲜半岛，尤其是南方，仍有儒教，佛教，道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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