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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营模式及路径选择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选择方式，是家庭农场发展定位的重要体现。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迅速，其经营模式亦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我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亦是农业生产经营由“多而散”向“少而精”的过渡转变。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有利于促进农村形成支柱产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助力农村产业兴旺。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家庭农场经营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有机统一。研究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及发展路径，能够为家庭农场发展积累理论基础，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注入思想活力，将对家庭农场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对接方面。按照主体对接划分，以“农户+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为基础，可以将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归纳延伸为“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和“农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机构”经营模式。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为基础，又可以延伸出“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家庭农场+合作社+直销（社区）”“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和“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五种经营模式。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家庭农场+农场主协会”“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经营模式。这一系列特征现象表明，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与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发展，家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的经营模式更是为其生产经营实现节本、增产和增效增添了保障。二是经营结构和区域典型方面。从经营结构来看，朱启臻等认为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农场，它能够使农业的综合价值得以具体体现。按照区域典型家庭农场发展的划分，现已形成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吉林延边和湖北武汉五大发展模式。三是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方面。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主要受制于生计需要下限和经营承受上限的条件约束。一些学者认为小型农场更具生产效率，“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同时，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由此可见，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理念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理念是家庭农场自身发展受土地租金、成本收益、经营结构、社会化服务和议价能力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四是发展理念方面。我国家庭农场目前已开始呈现生态和低碳化经营发展的特征，但家庭农场总体上仍处于粗放式发展，其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比重依然偏低，绿色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集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为进一步引导、扶持和推动家庭农场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显得尤其重要。 二、样本地区家庭农场的 发展概况与经验比较 （一）辽宁、吉林两省家庭农场发展概况
三、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经营概况 （一）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基本情况 案例1：家庭农场A于2014年注册成立，2016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农场主一家5口人，农场主高中毕业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先期种植十几亩地，为追求更高收入，2014年开始流转土地，并于当年成立家庭农场。农场主配偶属于职业农民，生于农村且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场主儿子、儿媳带着孩子在外务工，基本不参与自家农场生产经营。家庭农场A共经营土地340亩，其中流转土地330亩，主要以种植优良品种水稻为主，现已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此外，农场A通过采用产销一体化经营方式，塑造优质大米品牌，极大地拓宽了市场渠道，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在不断经营发展中，该家庭农场逐渐形成了“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自办加工企业”的经营模式，其生产的品牌大米远销抚顺、辽源、通化、长春、通辽和天津等城市。由于树立了良好的品牌信誉，家庭农场A所生产的优质大米在当地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案例2：家庭农场B于2014年注册成立，农场主属于大学生返乡创业典型，目前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一职。目前该农场家庭成员共7人，农场主承担农场经营的主要工作。农场主父母和配偶均在自家农场工作，儿子和女儿目前正处于上学阶段，其姐姐基本不参与农场生产经营（当地镇上工作）。目前该农场共经营土地860亩，其中785亩用于粮食生产（自家承包地35亩、流转土地750亩），75亩开荒鱼塘用于渔业养殖，土地流转共涉及35户农户。同时，该农场基于风险分散理念，采用种养结合的经营方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主要从事水稻、玉米和黄豆等粮食种植，肉鹅、鸡鸭等畜禽养殖，以及农产品加工与销售，旨在提供优质、安全和健康的绿色农产品。通过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在市区设立绿色农产品直营店，对外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B逐渐形成了“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直营店”的经营模式，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并显著增加了农场收益。 （二)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比较与分析
家庭农场B通过采用“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直营店”的经营模式，在农场治理和产品销售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土地流转方面，农场B相对农场A较为顺利。此外，农场B经营的土地更为集中连片，极大方便了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同时，为树立品牌意识，该农场注册了品牌商标，目前经营有粮食作物（高粱、水稻、甜玉米、食用玉米、马铃薯和黄豆）、家禽（鸡、鸭、鹅和猪）、各种蔬菜以及鱼类。这种多种类种养结合的方式降低了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风险，形成了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但这也同时使农场B面临着生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现实问题。在产品宣传推广方面，农场主利用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平台积极宣传自家农场生态种养的经营理念，这对其产品销售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该农场与当地龙头企业开展密切合作，由龙头企业对其生产的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包装，而后农场以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销售。2018年农场B线上（网络销售）和线下（直营店）两种方式的收入分别占到农场加工产品销售收入的25%和75%。
第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不同但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农场主A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源和资本，从而弥补了受教育程度的短板。农场主B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农业生产经营的经验较少，但是其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和开拓精神较一般普通农民突出。此外，农场主B不仅加强对生产技术的学习，而且还参与了当地政府组织的国内外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考察培训，这种国际化视野为其家庭农场走上生态种养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对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调研中发现，当地政府对家庭农场主的技能培训较多属于“大水漫灌”型，未能够按照农场经营类型进行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而造成政府技能培训方面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引致部分农场主对相关技能培训逐渐失去兴趣。这意味着，技能培训要适应农户自身经营发展的特征，应体现因人制宜、分类培训和专业具体的培训理念。 第三，专业化与分散化并存，各有优势和条件约束。两个家庭农场在经营结构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专业化与分散化经营并存，各具优势又各有不足。从农场经营来看，农场A种植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全程使用机械化生产，属于专业化生产经营方式。通过注册商标从事品牌经营，采用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方式，农场A年纯收入达到将近70万元。然而，由于农场A种植结构单一且未购买农业保险，普惠性保险又不足以对经营风险托底，从而增加了农场生产经营风险。农场主B则充分运用风险分散机制，通过多种类种养结合的经营方式以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具有较高的风险抵抗能力，属于典型的分散化经营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家庭农场A采用多种类混合经营方式在抗风险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产品专业化方面必然会受到制约，从而导致产品缺乏规模优势。 第四，土地经营规模较大但基本上与其经营能力和发展需要相适应。在经营面积方面，二者土地经营面积均超过了300亩，这与我国“大国小农”的总体水平虽有所出入，但总体上符合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对于二者在土地经营面积上的差异，主要是农场主基于理性经济人考虑，结合自身经营结构上的特点，对农场利润最大化做出的自发性选择。经营范围方面，农场B经营种类较为复杂，不适合完全机械化生产经营，较农场A需要配置更多的劳动力协同机械设备从事生产经营。而农场A经营种类较为单一，且自办大米加工厂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省去了与龙头企业合作的中间环节，适合完全机械化生产经营，这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农场收益。 第五，土地租金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农场经营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从土地流转方面来看，家庭农场B的土地租金为500元/亩，低于农场A的土地租金700元/亩。近年来，土地流转租金持续上涨，2014年家庭农场A土地流转租金仅为400元/亩，由于同行竞争，2019年土地流转租金上升到1000元/亩。农场B于2010年开始流转土地，当时租金仅约为50元/亩，实行一年一签合同制，随后逐渐上升到300元/亩（2013年）、600元/亩（2014年）、800元/亩（2015年），而后土地租金价格保持稳定，维持在500元/亩左右。土地租金的持续上涨增加了农场生产成本，制约了农场的发展与持续性增收。 第六，土地规模逐年增加且趋于集中连片，这有助于推动家庭农场实现高质量发展。农场B土地集中连片，所流转的土地形成一整块土地，而农场A经营的土地分为5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土地为160亩，最小的一块土地为21亩。总体来讲，农场A土地虽然未能形成集中连片，但土地较为平整且地块分散程度较小，仍然适合机械化生产经营，但是也因此提高了机械作业的难度。同时，土地的不集中连片促使农场主A增强了流转土地和扩大规模的经营意愿。只有继续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才能进一步提高农场A的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此外，从表3可以看出，二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都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这反映出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发展趋势，也侧面表明农场主对于合约必要性的重视。 3. 劳动雇佣。两个典型案例农场均有常年雇工且偏好于雇佣关系型劳动力。家庭农场A中有家庭劳动力成员2人，家庭农场B中有家庭劳动力成员4人，二者均拥有常年雇工4人。在常年雇工中，亲戚成为雇佣的首选，这表明家庭农场在常年雇工选择中更青睐于选择关系型劳动力。对于此，访谈中两位农场主均表示选择亲朋好友一方面是因为农场主对亲朋好友的熟悉程度较高，双方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有效降低雇主在劳动雇佣过程中的摩擦性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熟人（亲戚、朋友）更具有责任感，在农场工作过程中能够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合约。这表明，熟人社会观念在家庭农场发展尤其是劳动雇佣方面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熟人社会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凝聚家庭农场各成员力量，形成更为紧密、彼此信任的劳动分工体系，又有利于保障家庭农场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四、案例农场典型案例的发展路径 两个案例农场的发展路径不同，但在生产经营上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见表6）。家庭农场A以“产业延伸、品牌经营”为发展路径，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经营发展方式，专业生产优质大米。通过将自家生产的大米定位在中高端消费目标市场，打造优质大米品牌以扩大市场，避免产品在市场上产生同质化现象，从而获得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家庭农场B则采取“生态循环、种养结合”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将鸡、鸭、鹅、猪等畜禽产生的粪便作为养鱼饲料，同时利用鱼塘水进行农田灌溉。另一方面将粮食作物加工后产生的稻糠和谷糠等作为畜禽养殖饲料。通过循环种养的发展路径，农场B实现了零化肥投入，有效遏制了化肥面源污染，这对于推广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方式，走高质量、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家庭农场B较农场A面临更少的现实制约因素，但二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均缺乏农业保险托底。由于缺乏农业保险托底，家庭农场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经营风险，这亟需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尤其是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台专项保险，尽可能规避各类风险引致的经营损失。此外，贷款融资难是家庭农场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虽然家庭农场拥有大量农机具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但农机具等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而获取银行贷款，导致目前我国家庭农场依然面临着信贷支持缺乏和贷款渠道较少的现实障碍，这在农场A的生产经营中得以具体体现。此外，农场A在经营过程中还表现出土地流转难和雇工短缺等问题。土地流转是确保家庭农场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部分农民宁愿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从而出现土地流转障碍，使得家庭农场呈现土地碎片化经营的特征，这制约了农场的规模经营发展。再者，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则更为严重，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造成了家庭农场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力方面存在较大短板。
对于家庭农场的未来发展规划，农场主A表现出扩大经营规模、生产有机农产品的经营意愿，农场主B则表现出打造生态观光旅游农业的经营意愿，二者都凸显出对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视。就二者发展理念而言，农场A的发展理念更多体现在降低成本的规模经济方面，而农场B则旨在多元经营、种养结合与生态观光销售一体化，更多表现在循环经济方面。虽然二者发展理念不同，但各具优势，对于引领家庭农场发展均能起到一定的示范性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其经营模式与发展路径比较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尽管两个典型家庭农场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依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缺乏农业保险托底、农业贷款难、土地流转障碍和临时雇工短缺等对其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现实障碍，亟需有关支农、扶农、惠农的政策性保障措施予以重点倾斜。第二，两个案例农场分别基于“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在生产经营方面各具特色与优势，为培育壮大家庭农场队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家庭农场A经营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理念，从事规模化、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发展。家庭农场B则从“循环经济”理念出发，通过多种类混合经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弥补农业生产的天然弱质性，增强农业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第三，两个典型家庭农场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均表现出发展生态农业的经营意愿，表明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方面已经具备生态自觉性。第四，两个典型农场均对外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现出家庭农场既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作为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双重主体地位。 （二）政策建议 1.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促进农业抵押贷款有效多元。实行农业保险托底，拓宽农业抵押贷款渠道，增强家庭农场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第一，加大家庭农场扶持力度，发展政策性综合保险。根据家庭农场经营概况进行建档，实行一户一档制，推出种植业和养殖业综合保险，全面实行农业保险托底，做到家庭农场经营保成本，切实提高家庭农场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发展农业再保险，形成风险分担机制。实施农业再保险，尤其是向经营规模大、生产专业化程度高的家庭农场重点倾斜，化解家庭农场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特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三，推行家庭农场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将家庭农场农机设备、厂房设施等纳入农业抵押贷款范围，着力解决好抵押贷款难题，为家庭农场融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2. 促进土地流转集中，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集中是保障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第一，建立家庭农场主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首先，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农户以土地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土地流转。其次，对于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的农户，可以以雇佣形式将其吸纳为农场劳动力，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提供保障。第二，基层组织应做好农场主与小农户之间的协调工作。对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交易障碍，村委会要予以居中调解，推动双方实现合作共赢。第三，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需要适应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农场主应根据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以及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合理控制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避免过大或过小造成生产效率损失，从而保障家庭农场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 树立产品品牌意识，促进家庭农场持续节本增收。发挥农产品品牌效应，拓宽农场增收渠道，可以缓解土地租金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第一，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品牌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鼓励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对其农产品进行“三品一标”认证，增强农产品市场综合竞争力。第二，树立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理念。根据家庭农场的经营特征调整其经营结构，从事适度规模经营或循环经营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第三，推动家庭农场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双重主体身份，在农机具闲置期间对外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拓宽农场增收渠道。第四，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线上线下市场融合发展。利用“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平台，开展农产品线上宣传与销售。同时，鼓励家庭农场设立直营店销售农产品，减少中间商差价环节，为农场持续增收注入活力。 4. 建立农业劳工市场，提高农场主综合管理水平。解决好家庭农场雇工难题，提高农场主综合素质能力，是家庭农场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支持乡镇搭建劳动力市场平台，满足农场用工需求。鼓励乡镇政府将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统一纳入劳动力市场平台，并对劳动力供需信息予以及时发布，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关系，为家庭农场用工提供保障。第二，按照家庭农场经营特征，结合农场主自身条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家庭农场职业技能培训。如根据家庭农场以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对农场主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从而满足各类型家庭农场的技能培训需求，提高培训效率。第三，构建家庭农场友好互助平台。借助微信、QQ群等社交平台将农场主纳入统一管理系统，以此增进农场主在技术、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形成良好有效的互助支撑体系，进而保障各家庭农场互促共进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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