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由王丹老师原创 檄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文体，有着独特的魅力。有人认为岳飞的《满江红》就是对宋高宗赵构的一篇檄文，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是英雄血泪的凝结。那什么是檄文，檄文的又源起何处呢？ 从《文心雕龙》、《文选》、《文章源起》到《唐文粹》、《宋文鉴》，直至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书中，皆将“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来研究。《文心雕龙》以“原道” “宗经”为旨，认为檄文的源流是《春秋》，属笔类，“国之大事，惟戎与祭，事出非常，故次诏策。”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认为檄文的起源为《尚书》，“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对于檄文的起源存有争议。古籍馆现有元、明、清多部《文心雕龙》抄本，可资查阅。  文心雕龍 十卷(南朝梁)劉勰撰 刻本 元至正十五年[1355]《春秋》和《尚书》皆有记言和记事，正如《文史通义》所论，《尚书》中有杂入《春秋》之文，但其记言与记事又有所侧重，更重要的是在记言和记事的叙述特点上，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檄文起源更偏于《春秋》，其原因如下： 其一，《文心雕龙》认为檄文起源于誓辞，《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曰：“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就《禹誓》、《汤誓》、《泰誓》三篇誓辞来看，都是有警示晓谕的特征，都是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文体，显然檄文的起源就与诏策是不同的，并不是普通的诏告之文，而是要事出非常，主要应用在军事上，这与《春秋正义序》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春秋》大旨，正是符合。  古文辭類纂 七十四卷(清)姚鼐輯 刻本 清道光元年[1821]从广义上的檄文来看，虽然也有非军事应用的檄文，如用以征吏的檄文，如《后汉书》载：“毛义奉檄动颜。”但从檄文本源的誓辞，《文心雕龙》曰：“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檄文形式的文辞《文心雕龙》曰：“张仪檄楚，收以尽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檄文都是源于《春秋》之旨，以军事应用为主。 其二，《春秋》与《尚书》在笔法上是不同的，《文心雕龙·宗经》曰：“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檄文的特点正符合《春秋》的笔法。 《文心雕龙》曰：“虽本国信，实参兵诈。”，又曰“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这里似乎是矛盾的，实际正是确切指明了檄文的特点，因为檄文是要通谕天下百姓，即《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一切经音义十》曰：“檄书者……晓慰百姓之书也。”檄文必须要观辞立晓，让天下人明白，但又因为是战争应用的文体，《文心雕龙》曰：“谲诡以驰旨，炜烨以腾说。”内隐微旨，而文辞通达，正是与《春秋》的笔法相同，属于能读懂，但实有隐晦之义，不同于《尚书》的辞诡理畅。 其三，檄文以兵争之文，必须文辞急迈，相比之其它文体如诏告，则有言辞切事，据事必争的特点，其中或用典故，或审之时势，更具有鼓动性，语辞上简明易懂，而内容上要一针见血，打中敌人要害，这就与《春秋》的“一字为褒贬。”相同。 其四，檄文激发民众的战斗性，决定其必有赏罚之体势，有是非之观点，《一切经音义十》曰：“檄书者，所以罪青当伐者也。又陈彼之恶，说此之德，晓慰百姓之书也。”《史记·殷本纪第三》中《汤誓》曰：“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太誓》曰：“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文选》中的《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曰：“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与《春秋左氏正义·春秋序》曰：“五曰惩恶而劝善。”的春秋大义是相符合的。  一切經音義 二十五卷(唐)釋玄應撰 刻本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其五 檄文有详略先后，主要表现为夸大己方之占据道义上的优势，而鼓舞人心，对己方之短处，则不写，或婉写，如《左传》里《晋侯使吕相绝秦》对晋国的不合道义之处加以掩饰，不提及秦国输粟给晋国，而晋国却不救济秦国等事，《史记》记载的管仲亦隐瞒齐桓公为私怨攻楚的实情，与《春秋》为尊者讳的传统相一致。 檄文这一文体，因其功用的特殊性，使其具有与其它文体，诰策奏议等的不同的独特之处。前人学者的一些观点争议是值得商榷。 首先在文体分类上，清代的学者是认为檄是以上告下的文体，如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写道：“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而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里把檄文归于诏令类（上告下者），但从檄文的内容形式来看，檄文并非全是以上告下的，与诏诰是不同的，按檄文的形式，从上下等级来论，大约分成三类。 其一有君命在身的官员撰写檄文，来警示告谕下属或讨伐，通谕天下。此种檄文是有王命在身，可以说是以上告下，如钟会被姜维守剑阁拒之，于是写移檄《檄蜀文》，其文先颂扬魏国君主，后写道：“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 这样的檄文确是属于以上告下之文。 其二但还有一类檄文，写作背景是天子已无力控制国事，由权臣当政，或改朝换代，而各地诸侯及文臣武将，发起檄文，以约合伐逆，同辅大政。其特点是并没有君王的命令，即是以下告上，因无上命，如《后汉书·隗嚣传》中《隗嚣移檄告郡国》，其历史背景孝平皇帝已死，王莽代汉建新，隗嚣为联合各地州牧、郡国等来讨伐王莽，其檄文以下告上，再如《文选》之《为袁绍檄豫州》，陈琳将曹操与赵高，董卓相比，他是打出大臣之道的旗号，即所谓的清君侧，这也不是有实际的王命，亦以下告上，非以上告下。 其三，同辈相告，如《史记·张仪列传》：“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双方皆为相，无上下等分。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把移文归入同辈相告者一类，而檄移在《文心雕龙》来看，逆党用檄，顺命资移，……小异而体义大同。  經史百家雜鈔 二十六卷 (清)曾國藩輯 刻本 清光緒二年[1876]因此，笔者认为檄文并不仅仅是以上告下的文体，而是据不同的对象应用时有不同的指向，着重于文势和气脉的雄壮，辞气刚健，要在理论言辞上产生压倒敌方的优势，而非一定要以等级论之。 另外，在《古文辞类纂》中，姚鼐把韩退之的《鳄鱼文》放到檄文类，这是不妥的，《鳄鱼文》与檄文的特点并不符合，混淆了檄文与诰令等的区别， 其次，从檄文内容的历史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到檄文体现出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意识形态演化问题，从而考究从檄文文体的独特之处。 檄文必须叙事切中要点，产生鼓动性，而要点则来源于檄文体现当时主流的政治人文思想。 正如《文心雕龙》所言：“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故兵出须有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 先秦时期的檄文，从夏代的《禹誓》、商代的《汤誓》、周代的《太誓》，可以发现天道的观念成为讨伐暴君独夫的依据，《汤誓》曰：“……致天之罚。”《太誓》曰：“……共行天罚。”《尚书·甘誓正义》曰：“天子用兵，称恭行天罚。”通过檄文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哲学观念，往往是天有人的意志，天是在君主之上，君主要受到天道的约束，君主的行为要符合天道的要求，正如郑振铎指出的君主是有祭祀天的人，天有异兆，历代君主都要责己慰民一下。从先秦到唐宋，都是如此。而讨罪起兵的人，必然以天为依据。但夏代的《禹誓》尚简朴，多宣训本众子民，未及敌人，而到了商代，则在天道之外，加上德行为号召，“夏德若兹，今朕必往。”来指责敌人，至周代，更进一步，把先祖之乐等罪告示天下，都是针对本地子民的风俗，并按当时的社会理念来宣示，起到一针见血，一字褒贬的鼓动性和文章的气势之盛。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虽已无法真正的控制天下，仍有尊位，如管仲隐齐桓公的私怨伐楚时，其文辞以昭王南征不复，包茅不贡，王祭不具等几条来责难楚王，《文心雕龙》曰：“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吕相绝秦要点则以秦国背恩忘情，扰晋之边境，因秦攻晋在先，这条亦是实情，但背恩忘情，晋国也是一样，但管仲和吕相的理都占有力的一方，无不体现着诸侯纷争时期的礼崩乐坏，天道之不行，而更依据君主的权威和各割据方的实力来撰写檄文。 到秦末时，楚汉相争，由于秦朝的大一统，秦始皇的一系列的建设统一政体的行为，重新树立了君主的权威，《史记》中刘邦数项羽之罪杀秦降王子婴，单独列了一条。虽秦暴虐，但由于君主之制度统一在当时还是有一定民望的，刘邦抓住当时的社会舆论要点以打击项羽。 《文心雕龙》曰：“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东汉之时的檄文则已吸收了前代这类文辞的要点，已成具体的文体形式。在内容的取材，政治性的偏向，及辞采气势方面，都已成熟。以此文而言，也属于以下告上一类的檄文，站在当时被王莽新朝的利益受损的一方，来指责新朝，亦有一些不实之论。 到了三国时期，著名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刘勰认为其文：“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过其虐。”而《三国志》则提出曹操不解为何罪及其父祖？陈琳谢罪。 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因为东汉末乱，宦官专权，陈琳此举是为了引起仇视宦官的人来联合打击曹操，而非无意而为。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可见又是汉代的大一统，使得君王这个旗号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而陈琳无法以君主之命除操，只能代袁绍来数落曹操为赵高、董卓之流，因为当时讨伐董卓为天下之共识，所以陈琳只能以清君侧为名来指责曹操。 待到唐朝，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这篇文采华茂，气势非常，用典属切的绝佳文章中，开篇的所谓“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前者为宫闱内事、弑君之事，全无凭据，因而武则天皆不在意，而当她读到这句：“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才动以颜色，这正是因为此句具有极大的动人心处，有先帝之命，就是君王的号召，就是以上告下，且有实据，这些受爵禄的顾命大臣皆有感动，何况先帝尸骨未寒， 更以细节打动民心，这证明檄文并非全是夸张之词，就便是夸张之处，也须有公众皆知的某些事实为基础，再杂以权术，才能起到作用。 综上所述，檄文中的要点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政治人文理念，由此可见檄文之明赏罚、据事切、定褒贬、角权谋、算强弱、指天时、审人事，皆是其文体的内在核心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其文辞争切，诡气盛厉辞，刚健体势，事昭理辨，辞断果毅，成为其文章之文采表现。 从对檄文的源流的考辨，及檄文文体在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由于其用途的独特性所具有的文体特点的研究，对文学史上的文体研究发展，及了解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历史和哲学观念，都是极其重要的。檄文文体的研究对古代的应用文体的研究也有可借鉴之处。 讀原版國學古籍，品中華五千年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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