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每当我们提到隶书，大家见得最多、谈论得最多的，当属汉代隶书以及清代隶书，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隶书的两个高峰时期。
其实，经过汉魏时期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之后，隶书逐步衰落，可以说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两晋南北朝，直至唐代的隶书作品，存留至今依然不算少见，如存放在每一位书法爱好者朝圣之地的“西安碑林”里唐玄宗李隆基的隶书作品《石台孝经》（碑刻）。之后的元代隶书作品渐不多见，宋末元初的书法大家赵孟頫曾有写过。至于明代隶书作品，相信不少人都看过“明四家”之一的文征明所写的隶书千字文，其儿子文彭沿袭家学也有书写隶书作品。
唐玄宗李隆基《石台孝经》碑刻（局部）直到清朝，由于先后出土了多件汉魏时期的隶书碑刻作品，再加上当时多位书坛大家的推崇，“金石学”再度兴起，使得汉碑重新得到振兴，迎来了中国隶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涌现了多位隶书大家。与之相比，存留于世的宋代隶书作品可谓是异常稀见。今天，笔者给大家介绍的正是两件宋代隶书石刻。
旅途偶遇两件宋代隶书石刻
这两件宋代隶书石刻，是笔者的一位朋友近日到湖南武冈“法相岩”旅游时偶遇的。
第一件隶书石刻，宋·吴中《金刚经》偈语石刻（全图）释文：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款识：开禧三年丁卯岁长至日都梁郡幕盱江吴中书。郡守吴越钱端恕命工镌于宝方山之平西洞口。
第二件隶书石刻，宋·吴中 四字句《劝世文》石刻（全图）释文：思惟众苦，日用尘劳。觉悟无常，口竟虚幻。断绝恶缘，遇境即求。口除妄念，要口念起。口口巳过，命则随减。斯有何乐，宜勤口然，但念无常。
款识：口口敬镌于法相岩。
此两件隶书石刻，每件均只有文字，并无镌刻任何印章，而且均用粉红漆涂之。观油漆色泽之斑驳，似已有一定年份，纵然不是千年前涂之，亦似是多年前为之。每个字约一尺见方，隶中带篆，银钩铁画，自成一家。
第一件隶书石刻，保存完整，所录内容为节选的《金刚经》偈语，由都梁郡郡守的幕僚盱江人吴中于开禧三年（丁卯年）长至日所写，都梁郡郡守吴越人钱端恕命工匠镌刻在宝方山的平西洞口。
开禧，为南宋皇帝宋宁宗的年号。开禧三年（丁卯年）长至日，即1207年夏至日。都梁郡，即今湖南省武冈市，为邵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西汉文、景帝年间（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置武冈县，隶属长沙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改武冈县为都梁县，隶属零陵郡。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升武冈县为武冈郡，领武冈、绥宁、临刚（后改新宁）三县，隶属荆州湖南路。盱江，古称“汝水”，是江西省第二大河流抚河的上游。由此可见，此件隶书石刻的书写者——都梁郡郡守的幕僚吴中乃江西人。而当时的都梁郡郡守钱端恕为吴越人，即今太湖流域一带的江南人士。
宋·吴中《金刚经》偈语石刻（局部）另外，在该石刻的右下方处，尚有用隶书所写的“住持僧绍璋”五个小字存留，根据书写的用笔风格以及油漆的新旧程度，或为吴中同期所书。在古代，武冈周边寺庙众多，“法相岩”所在的宝方山上即有寺名“法相寺”，该寺便因宝方山下著名的“法相岩”而得名，现今尚存。“住持僧绍璋”，笔者于武冈当地的地方文献中亦查不到其详细的资料，或为当时的“法相寺”住持，见证了该碑刻的建造过程，故而有名存留于该隶书石刻上。
宋·吴中《金刚经》偈语石刻（局部）第二件隶书石刻，所录内容为四字句的《劝世文》，然由于长年的风吹日晒，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该石刻有部分文字剥落，残缺不全，因而从残余文字中无法显示为何人何时所书。但是，将此件隶书石刻文字的书写风格、碑刻的风化程度与第一件隶书石刻相比较，笔者可大胆推测此两件隶书石刻作品，实为同一个人（盱江人吴中）同一个时期所写，同一时期所镌刻。
法相岩，一名宝胜山、资胜山，又名“法相洞天”，位于湖南武冈县城东法相岩乡境内。清《一统志》载：“宝方山在州东南五里，一名宝胜山，又名法相岩”。据佛经《大乘义章》：“一切世谛，有为有无，皆称法相。”法相岩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法相岩”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岩奇石异，古木参天，风景优美。
法相岩因各类石刻丰富久负盛名不过古时的法相岩一带，并非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风景名胜区，那时的“法相岩”，满山树木浓密，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到法相岩去或从岩西南端经过到城里去，总让人感觉阴森森，很是胆寒。
南宋宁宗开禧三年丁卯(1207)夏至那天，武冈郡郡守幕僚吴中陪着当时的武冈郡守钱端恕也来到了法相岩游玩，有感此地风景秀美，但环境幽深，遂提笔用隶书写下《金刚经》偈语八句，并由郡守钱端恕命工匠刻于宝方山的平西洞口（今名：芙蓉）。用隶书写下四字句《劝世文》数语，并镌刻在“迎阳”洞口。从那以后，在“法相岩”前过往的人们如果胆怯，只要念读那八句偈语，相信心气也会壮大起来。读一下那《劝世文》，相信内心也会有所感悟。
领略宋代隶书作品风采
此两件隶书石刻作品，线条直来直去，波磔装饰不大明显，缺少强烈的变化；结体工整平稳，在保留隶书的基本特点之外，又融入了篆书的字形规整、竖横成行的特点。
宋·吴中《金刚经》偈语石刻（局部）唐宋以来，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实用环境的隶书日渐泯没，取而代之的则是纵横挥洒、直抒胸臆的行草书。宋人尚意，在书法线条上追求的是一种意趣和情态，故而行草在当时大行其道，涌现出了苏、黄、米、蔡等诸多行书大家。受此影响，宋代书写隶书的名家也相对不多，偶有可观者，仅散见于各地山丘上的隶书题名、摩崖石刻。
宋·司马光《王尚恭墓志》（局部）在宋代，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金石学”研究的高峰，出现了《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金石学专著，对金石碑刻的考释和辑录尤其关注。然由于宋人因拘囿于如蔡邕、梁鹄等汉代名家的碑刻，未能充分发掘出那些非名家碑刻上所体现出来的质朴浑厚、丰茂雄强的古拙之美。此两件吴中隶书石刻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两宋期间隶书在取法汉碑的基础上，融入篆书平直方正的结字风格以及崇尚清逸端劲的审美倾向。
翻查各类历史典籍、地方文献，无论是吴中，还是钱端恕的详细资料都已如远去的黄鹤一般，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万幸的是，还有这两件隶书石刻作品存留至今，让我们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尚能看到吴中的书法作品，领略到宋代隶书作品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