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湖生 | 天坛祈年殿的由来

北京天坛祈年殿是一座美丽非凡的古建筑，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遗产中一颗灿烂明珠。提到天坛，一般认为指的就是祈年殿，或者说天坛建筑群中最主要的建筑是祈年殿。这是现代人的看法。倘若从祈年殿的来历与性质认真推究一番，结论恰好相反：最初“天坛”一词指的并非祈年殿，而是圜丘；按重要性或地位而言，祈年殿也比圜丘为低。更有趣的是，它的形体的最初构思是出自明朝嘉靖皇帝。弄清这些问题，须从古代祭祀制度说起。

中国历代王朝的祭祀活动中，第一重要的是祭天。可是，如何祭法？儒家所根据的经典《周礼》、《礼记》、《春秋》三传（公羊、穀梁、左氏）等虽有所记载，可是失之简略，而且自歧其说。后世的经学家们的解释亦大相径庭。这些争论，有人归纳为四大问题：郊丘之制；天帝之号；天地分合之异；春冬时日之差。聚讼千载，莫衷一是。我们只就涉及祈年殿产生直接有关的天地合祭还是分祭问题着手探讨。

明代以前，天地分祭抑合祭，各朝并不相同。除了经义解释的分歧之外，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宋朝继承五代的弊政，即在南郊（合祭天地）之后，要对军队施赏赐，对皇族、贵戚、官僚的子弟亲属给以荫恩补官，并且另给赏赐。费用浩大，成为沉重负担。所以宋朝每三年始行郊礼一次，以节省财用。再者，皇帝本人的态度也大有关系。

明朝建国之初，于洪武元年决定天地分祭：冬至祭天于圜丘，在钟山之阳（南）；夏至祭地于方丘，在钟山之阴（北）；如此九年。到第十年，太祖忽然认为“分祭天地，情有未安”，理由是“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明史》卷四十八·礼二），怎能让父母分居呢？因之，自洪武十年起改为合祭天地，地点就在原圜丘址。祭祀天地照例应在露天的高台——“坛”上。但明太祖却设置一座殿宇于台上作为祭祀之所，名曰“大祀殿”。永乐年间京师正式迁往北京，永乐十八年在北京南郊建大祀殿，“规制如南京”。从明《万历会典》中的大祀殿图看来，殿为长方形平面，庑殿顶。自洪武十年起到嘉靖九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无所更变：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明武宗无子，以堂弟兴王厚熜入继大统，登位时仅是十五岁的少年，年号嘉靖。按封建礼法，他是作为过继给孝宗（朱祐樘，武宗父，年号成化）而嗣位的。从入京登位起，他开始办一件大事，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过继地位，否认孝宗为“皇考”，改称自己的生父兴（封国）献（谥号）王朱祐杭为“皇考”，尊为“兴献皇帝”。不久，嘉靖帝即取得第一回合胜利，达到目的。接着，他着手更改祖宗传下来的祭祀制度。嘉靖九年，他认为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不合古制，说：“朱子（朱熹）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大学士张璁以“祖制已定，未敢轻议”为借口，不予支持。于是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制。”公然向明太祖亲订的祭祀制度提出非难。礼科给事中王汝梅驳斥夏言，而皇帝袒护夏言，说：“汝梅等……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极。”朱厚熜不会不知道，采取事天地如事父母的论点的，正是他的祖先朱元璋。斥王汝梅即所以斥朱元璋，可谓恣睢大胆已极。然而持合祭说的人仍居多数，也很难对付。嘉靖帝见廷臣议论纷纷，居然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主分祭者，都御史汪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真正主张分祭的只是少数，大多数表现依违观望；但无一人敢公开明确反对分祭。试看，“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官场腔调何等圆滑。廷臣顾虑一旦分祭，势必重建坛壝，费用浩大。最后退却到“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但嘉靖帝断然决策：“当遵皇祖旧制（谓洪武十年以前分祭之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即冬至和夏至）行事。”

图一 天坛圜丘 （摄影 张建新）

于是，以夏言主其事，择地于大祀殿南，作圜丘（天坛），另立方泽（地坛）北郊，实行天地分祭。同时，立东郊（朝日坛，省称日坛）、西郊（夕月坛，省称月坛）。时为嘉靖十年至十一年间。“嘉靖十三年二月己卯，诏更圜丘名为天坛，方泽为地坛”（《明实录·世宗实录》）。这就是今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由来。天坛专指圜丘，其时祈年殿的前身大享殿尚未建立。不过，根据夏言建议，“圜丘方泽”用于祭祀的祝文中，日常公文事务中则称“天坛地坛”，两种名称并行，区别情况用之。清代相沿不变。

原有的大祀殿，自实行天地分祭后，只有嘉靖十年正月在此祈穀，再无其他记录，看来已经废置无用了。嘉靖十七年，退休知府丰坊揣摩皇帝心理，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为什么要行明堂之礼？《孝经》有：“郊祀后稷（周人始祖）以配天；宗祀文王（武王与周公之父）于明堂以配上帝”的说法。南郊祭天时，只以始祖配位；祭于明堂，则可以当今皇帝的父亲配位；而且”严父莫大于配天”，算是对先王尊敬尽孝的最高形式。丰坊的建议，果然深得嘉靖帝的欢心。于是，由嘉靖十七年起又开始议论建立明堂问题。明朝立国以来，根本未曾有过明堂之制，此举可说是无中生有。议论中，户部左侍郎唐胄公然反对“献皇配帝（此指上帝）”，被下狱，群臣噤口不敢再言。于是，以献皇帝配位问题就此解决。嘉靖帝的生父虽已尊为兴献皇帝，但尚无庙号，不能在太庙中占有位置。借明堂议礼的机会，嘉靖皇帝又为他的生父争得了“睿宗”的庙号和袝入太庙的权利。他从登位开始的奋斗，至此总算大功告成。

嘉靖帝建明堂的计划，于嘉靖十九年开始着手进行（《明实录》），二十年拆去原有的大祀殿，在旧址上建造。二十一年，皇帝敕谕礼部，说：“季秋大享明堂，成周典礼，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即钦安殿，在禁中。嘉靖十七年举行大享礼于此），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明史·礼志》，《明会要》略有出入）这座泰享殿（又作“大享殿”），建成于嘉靖二十四年，是嘉靖帝亲自规定形制，按明堂性质而建造的建筑。

根据文献，如明万历会典所载嘉靖大享殿图，可以明显看出它即是今存祈年殿的前身。清代文献描述当初的大享殿形制是：

“成贞（圜丘外境北门名）北为大享殿。坛圆，南向。内外柱各十有二，中龙井柱四。金顶，檐三重，覆青、黄、绿三色琉璃。基三成（层），南北陛三出，东西陛一出，上二成各九级，三成十级。”（《清史稿》礼一）

以上所记，除瓦色外，其余皆与现状同。乾隆十七年大修，改琉璃瓦上青、中黄、下绿三檐异色为纯一青色。这一改大有好处：获得色调上统一纯净的颜色，与周围环境和玉陛丹楹对比，更觉鲜明，艺术上是成功的。

清代自顺治始，即定每年正月上辛祭上帝于大享殿，为民祈穀。后世遵行不再更变。祈穀与明堂大享不同，前者为许愿祈求，行于岁首正月，后者为还愿酬谢，行于秋收之际。因此，祈穀之所称作大享，未免名实不符。于是，乾隆十六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祈穀之礼，明初未尝行，自嘉靖十年起才有。当时嘉靖帝曾规定仪注：“礼视大祀（指圜丘郊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明史·礼志》）可以看出，祈穀与冬至圜丘相比，地位稍逊一筹。清初，祈穀仍然不设从坛，不燔柴，与明代制度同。到了顺治十七年，认为“享帝大典，不宜有异”，祈穀礼也燔柴，与圜丘祭天礼相等。然而，清代祭天而由天子亲行的三大祭：圜丘、祈穀、祈雨（“雩祭”）， 依顺序圜丘冬至大祭仍踞首位。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一，“天坛”一词，为嘉靖帝所定，最初仅指圜丘；二，大享殿属于明堂性质，是“屋下之祭帝”，非坛上之祭天（天指本质，帝指人格化的神）；历代虽有明堂之议（如隋炀帝时）与明堂之建（如唐武则天时），但形制各异。嘉靖帝所规划的大享殿，虽也象法天时（如内外十二柱象十二辰与十二月，四金柱象四季）以符明堂的含义，但圆形三重檐的形状，完全是创造，没有前例；三，清代于大享殿行祈穀礼，实际上文不对题，乾隆十六年改名为“祈年殿”，实在是不得已。

清乾隆年间，大修祈年殿，把三檐异色改为纯一青色，是一大贡献。光绪十五年，祈年殿因雷击起火焚毁，明嘉靖原构于是荡然无存。光绪十六年重建，基本上如旧。这就是今天所见祈年殿。

清代的“天坛”，仍指圜丘，或外垣以内的广大地域，与“祈年殿”有区别。我们的目的只是探求祈年殿的来历。它之存在，亏得那位任性而固执的嘉靖皇帝。然而无论如何，它无愧为我国最美丽的古代建筑（它在造型轮廓、比例尺度、色调的每个方面，都经得起任何推敲），足可使我们引为骄傲。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

采稿：钱坤

一校：贵琳

二校：郝雅楠

编辑：彭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