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郭沫若曾言：“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服饰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服饰的样式能反映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与社会的流行思想。而在古代服饰还有其独特的政治用途，是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汉代服饰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服饰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颗明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的外在环境的滋养下，汉代服饰也不断发展变化。在中央集权统治的汉王朝，统治者对于服饰的形式有着较大的决定权，故这种变化反映了统治者的个人思想对汉代服饰的影响。  一、见木又见林，汉代服饰文化的历史特征从西汉建立到东汉灭亡的这四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发展与巩固的初级阶段。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经济政治较为发达，不同于秦朝汉代的服饰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 服饰文化发展是一个漫长演变的过程，前代的服饰特点亦能对后朝产生弥久影响。汉代服饰的样式主要有直裾与曲裾两种，曲裾是从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发展演变而来的。汉代时深衣的服饰样式依然存在，但已不多见。  汉代的基本服饰样式是直裾，此服饰宽大修长，普遍流行于汉代官员和百姓中。服饰亦能反映一定的政治特征，直裾的面料和颜色差异就能反映出穿着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平民百姓的直裾通常用不带任何装饰性颜色的麻布做成，而皇室贵族和朝廷官员能穿带有花纹图案等装饰物的直裾。普通官员穿着较为简单的祇服，在宫廷祭祀时男子穿着冕服，并佩戴装饰物品，女性则穿着以深衣样式为主的相应服饰。  汉代服饰文化浓厚的历史特征体现在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上。汉代强盛的经济基础促使“丝绸之路”的开通，由此中西方文化经济不断交流发展，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使汉代的社会风尚产生变化。 其中，服饰文化的整体水平也不断提高，如马王堆汉墓中的素纱单衣和其他丝织品，生动反映了汉代服饰的历史特征，体现当时汉王朝强盛的社会经济基础。由此，汉代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汉朝服饰文化的发展助推器。  因推翻秦朝统治者的力量多来自于楚地，汉朝的创建者刘邦也是楚人，故汉文化多受楚文化的影响。而汉代服饰文化也受到秦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如马王堆中出土的汉代帛画，画中服饰就显示出奇幻迷离的荆楚文化特色。 《七发》：“垂髾杂裾,心与目窕”，短短八字显示出汉代后宫嫔妃穿着之多彩华丽。西汉在经济复苏后，国力日益强盛其服饰也显现出唯美华丽的特点。汉代纺织技术的进步使汉代服饰造型逐渐多样凸显阔达积极、大气豪迈之风。  从历史发展整体看来，汉代服饰文化的历史特征与时代发展现状紧密相连。这种历史特征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统治者的思想变化下逐渐形成的，准确来说是它体现的是汉朝统治者的哲学观对汉代服饰影响的最终结果。 二、东鸣西应，汉代的哲学观念与服饰变化汉朝服饰文化的历史特征是汉代服饰发展的整体和最终结果，而汉代服饰的变化则体现的是一种动态过程，是汉朝统治者的哲学观念不断变化的反映。
 秦朝严酷的中央集权统治和秦末战火纷飞的社会动荡局面，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至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社会经济仍然脆弱不堪。为了修养生息，迎合人民的现实需求，统治者决定改变治国思想，放慢发展脚步。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多种学派思想由此产生，统治者常根据治国需要选取相应的学派思想并加以利用，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道家的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这种无为思想并非“不作为”而是“不乱作为”。 这种顺应自然的思想符合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的发展需求，故被普遍应用于社会发展中。《老子》曾言：“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在道家的思想观念下，圣人圣人都穿着朴实不追求华丽。  由此可见，道家否定服饰的外在修饰作用，主张个人精神和外在形态都要顺应自然，不能刻意追求服饰的华美而失去本我，对服饰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汉初统治者对人们的服饰也采用放任态度，不主张雍容华贵。 汉初的服饰制度并不完善，通常沿用秦朝旧制，帝王将相之间不分尊卑等级，均穿着黑色礼服，在这种情形下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汉初统治者对待服饰的态度也较为消极，故在西汉前期服饰并未等到发展。  在修养近七十年后，汉代的经济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国力日渐强盛。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兼并问题、豪强势力的威胁和北边匈奴的侵扰，在统治者“无为而治”的几十年中，综合国力的得到了恢复但中央集权也逐渐受到挑战。 在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成为当务之急。儒家学说推崇周礼，主张维护等级制度，有利于巩固皇权。但在此之前儒学因追求“仁爱”思想，不符合统治者征战的现实需求。  直到汉代董仲舒对儒学思想进行改造，糅合道、法、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学说，创建了一个迎合汉武帝大一统现实需求的新儒学体系。由此，汉武帝废除了“无为而治”的道家学派思想，转而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儒学体系。 此时的新儒学实施尚且处于初级阶段，统治者尊崇儒术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皇权，故对于儒学体系下的服饰特点统治者并未进行详细了解，在实际政策中汉武帝只对于统治者的服饰颜色进行改变，并沿用了秦代十二章纹样的服饰图案，由此显示出皇权的尊贵性。  由于统治者对儒学这种哲学观念的实行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未对国家的服饰制度作出详细规定，总体变化较小，但还是能体现出统治者哲学观念的改变对服饰的影响。 从西汉灭亡至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儒学思想已经经过较多的学习与传播。统治者对于儒学思想从小就耳濡目染有着较为系统的学习体验，深刻的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皇权的作用。  在之后汉明帝、汉章帝等几代皇帝在位期间，都秉承前一时期对儒学的发展政策，推崇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东汉时期皇帝对于儒学的推崇，带动了上层社会对儒学的学习，儒学内核思想与政治发展需求的吻合使得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而这种儒学思想的加深也给汉朝服饰带来变化，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氏族贵族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极力推崇礼乐制度的作用，主张尊卑有序，希望恢复西周的礼制构建一个稳固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 因此儒家重视服饰的政治作用，主张在服饰中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汉朝统治者根据儒家思想等级差异的特点，制定了详细的服饰制度，并要求手工业者在设计图案时注意图案的政治用途，体现出对于服饰的积极思想态度。 从东汉开始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中任何关于服饰的观点都被统治者所采用并纳入服饰制度中，也受到社会的推崇。根据《周礼》、《礼记》等文献记载，东汉明帝于永平二年颁布了车服制度，其中按照儒家礼仪制定的服饰制度极为详细，仅皇帝与官员的服装就多达20种，对于冠类的佩戴也有细致的规定。 此时汉朝的服饰样式较多，是一种等级制度的象征有利于巩固统治。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也被很好的运用到服饰穿搭中，要求人们的着装符合自己的身份与出现的场合，做到合乎礼仪。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中的代表性观点，汉代服饰文化也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引下形成了宽大、飘渺的基本风格，对于人体曲线特意弱化，从而突出“天道自然”的观点。除此之外，汉代服饰还具有自然和谐之美和浑然凝重之风，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西汉至东汉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家的服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统治者对于服饰的态度逐渐由消极转变为积极。统治者的哲学观点对汉代服饰产生影响，使其在长期发展种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服饰文化。 三、日濡月染，汉代服饰变化产生的影响《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汉代服饰风格不同于唐代之奔放，亦不同于唐代之精细，而是有着独有的大气之感。在西汉初年，应受道家学派“无为而治”的影响，服饰的样式并未做过多改变，主要依托于秦和楚的样式，给人以严谨之感。 到西汉中期以后，服饰样式由紧身开始向宽松转变，到东汉后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新儒学思想的影响，服饰风格更是一改往常，变得更加宽大轻松。另外“天人感应”也对服饰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天人感应”对统治者的行为有一定约束作用，故在民间较为盛行。“天人感应”意味着上天对统治者行为的感知，根据其思想统治者设立了应季节变化而产生的“四时服”、“五时衣”，可见儒家思想对于汉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汉代社会的影响还体现在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而这一追求通过服饰图案的形式被运用到服饰中，比如汉代云纹的出现，体现一种飘逸自由的思想精神状态。 汉初经过秦末战争的摧残，统治者选取道家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生产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发展，汉景帝时期出现了“文景之治”，社会生产技术有所提升，纺织业在这时普遍兴起。 在汉文帝时期，汉代的纺织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国家的织布厂也应运而生，供应服饰生产的丝绸产量增多，样式精美，大大提升了汉朝服饰的样式与精美度。当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绸在各国畅销，常运送至西方，由此我国的服饰文化得到传播与发展。 汉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受社会经济发展和统治思想的影响，其历史成因也体现了鲜明的儒学特点，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开通后我国服饰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结语汉代服饰的变化体现了统治者的思想观念的改变，统治者的哲学思想常因时而变，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选取相应的哲学思想，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从西汉到东汉儒学思想不断得到推崇与发展，服饰制度也不断改变，逐渐蕴含儒家的思想特点而汉代的服饰又形成了其独有的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客观的物质环境导致统治者哲学观念的变化，而哲学观念的改变也对汉代服饰产生了影响。由此可知，客观物质与思想意识同样重要都能对事物产生影响，我们既要以物质为基础重视物质的力量，也不能忽视思想意识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 《细说中国服饰》 《服饰与中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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