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翼城商人的家族经营

张慧

“蔚隆章”商号驼队

清代民国时期的翼城商人是平阳商帮乃至晋商中比较重要的一支。这一时期的翼城商人除在翼城境内经营各行各业外，在太原、北京、通州、苏州等地经营棉布业，在西北地区经营铁货业和杂货业也都颇具规模。翼城众多商人家族逐步形成，如经营“蔚隆章”铁货行的丁氏家族、在山东开棉花店的北丁村翟家、在河南经营杂货近200年的北史村赵家等等。这些商人家族经商致富后，大多修宅买地、崇儒重教，并且努力营建家族的家风家训。除此之外，他们通过与商人家族互相联姻来维护家族与商业利益，并最终让家族繁荣兴旺。

翼城商人及其家族概况

明末翼城布商进京发展，商人北走天津，南下苏杭，并沿运河两岸东西拓展，开启了翼人的习商之风。《山西通史·明清卷》卷五记载：“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明末以后，各个时期翼人的习商之风越来越浓，在明末与清中期，翼城经商世族主要集中在布、盐、粮、茶等行业，如北关高家、城内李家、北撖张家、屋山史家、北常王家和京津地区翼城会馆碑刻所涉及到的薛家、常家等等。

北关高家老宅一角

清末民国这一时间段，翼城商人涉及行业众多，踏足地域甚广，其中棉布、铁货、杂货等行业较为突出，其商业规模西至陕甘宁三省，东到北京、通州，南到苏州，足迹几乎遍布半个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商人当数在西北地区主营铁货的“蔚隆章”商号的南卫村丁家。“南卫丁家从翼城出发，经新绛、河津西渡黄河，过西安、咸阳、兰州到达平凉、武威、银川，途经三省三千多里，不住别人的店，不吃别人的饭，沿途都有自己家的店铺。”足见丁家的商业规模之大，贸易范围之广。在北京经商的翼城商人也有一定的规模，如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永”，专为下层人民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翼城人。在苏州谋生的翼城布商也极具规模，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商业上的合作，翼城商人在苏州建立多座会馆，清代顾棣所作的地方风土小志《桐桥倚檩录》中就有相关记载：“苏州翼城会馆在小武当山西，翼城商人建，有关帝庙，俗称老山西会馆。”此外，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也提到翼城布商在苏州不仅建有老山西会馆，还建有全晋会馆。这些会馆也足以说明翼城商人在苏州具有一定的规模且较有实力。

在外省经商的翼城商人可以说成绩卓著，活跃于翼城境内的本地商人也毫不逊色。清末民初翼城境内有多个商业集市，包括旱码头北关、翼城老城、老城冰清桥、西关汤王庙等集市都是店铺鳞次栉比，货物种类繁多，其商业景象十分繁荣。

清代民国翼城商人的拼搏使得众多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商人家族得以诞生。因此到清末民初时翼城经商世家众多，如北关高家、北绛孙家、南卫丁家、北史赵家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数北丁村翟家，从嘉庆年间便开始经商，后贸易逐步扩展到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经营行业涉及棉布、京货、当铺等多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晚清经商世家;再如闻名京城的皇商樊店史家，数十代以皇商为业，富甲一方;北关高家更是从明代开始便以贩盐为生，商号“庆隆泰”遍布整个晋南地区。诸如此类的大小商业家族在翼城地域内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北绛村孙家老宅院

翼城商人对家族的经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翼城商人家族由于生长于同一片土地、依赖着同样的生存方式，受同一地域文化影响，必然會有许多共通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翼城商人因地制宜，以贸易致富，在获利的同时也不忘经营自己的家族。

一、买地盖宅

翼城的商人家族多发迹于乡村社会并扎根于乡村。即使在城镇里从事商业活动，且有足够的实力定居于城镇，商人们依然会把家族的重心放在他们曾经生长的乡村。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在经商成功后彻底脱离农业与农村。“'耕读传家是封建时代的座右铭，在晋南一带这种观念更为浓厚。对富户来说，'耕就是经营土地。”这些商人家族保持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在乡村里广置田产、大兴土木、修宅盖庙。北绛村孙家“在原籍北绛村购买地基，兴建宅院……前后用了三十年，在北绛村建成了一个典型的晋商大宅门。”北常村当商王芳“回到老家后，购买了七八十亩土地……扩建了宅院。”北关高家“在经销食盐的同时，还置办了大量土地……在柿庄购买耕地，并在此营造坟茔……置买土地，共计千余亩。”这些商业家族都是世代生长于农村，从商致富后首先便是要回归农业并回馈乡村。此外，商人家族在家乡购买大量的土地，修建气派的住宅，能够充分展示主人家的雄厚财力，显示自家与普通人家的不同。北丁村翟家的翟华在光绪年间于北丁村新建一座高大宽宏的四合楼院，煞是气派，无疑是向世人炫耀着自己经商的辉煌与成功。再者也是商人家族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一种表现。

二、崇儒重教

晋商多半尊儒重教，大概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读书人弃儒经商，一种是纯粹的商人发家。前者从小就被灌输以儒学思想，即便日后从商，其思想行为难免会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支配与约束;后者为致富以后极力为家族子弟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让他们读书明理，以兴商业，如果有可能也可以通过选择跻身仕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明清时期平阳地区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进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便是私塾、义学、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当然这与商人家族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代民国翼城商人的成功使他们有能力将创办私塾、修建书院付诸实践，这也是商人家族重视教育最直接的体现。“经商发了财，则首当办学，让子弟读书，以步入仕途。”这是商人家族们普遍认同的做法。北关高家发家之后，“建造书院，供族人子弟就学。大宅私塾门额上镶嵌的'率履不越'奕世书香至今尚存，它勉励子弟求学上进，尊师重教，书香不断。”此外，还有北关安家、北绛村孙家等家族都在村内设私塾以培养后代。其他商人家族即使没有创办私塾，但也十分鼓励读书，如樊店史家“成为城西首富后，便勉励子弟读书科考，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北关高家家训

北关高家私塾门额

“具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对成就他们商业的辉煌所起的重要作用：成就大的财富愈加需要高的教育水平。”这也是因为没有读过书识过字的商人在经营商业的时候会面临许多困难，就比如记账、签合同、订契约这些最基本的操作就要求商人能识字、会算账，所以从家族兴衰的长远角度出发，商人家族后代起码能够晓文识字，所以他们接受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于是商人们便凭借自己的财力尽可能地让家族的孩童接受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能够为家族商业培养合格的继承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家族后代们的文化素养，为子孙日后进入仕途奠定基础。由此看来处于时代大变革中的翼城商人之所以能够于商海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与他们重视子弟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家风家训建设

到了近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市场秩序加以规范，于是沉淀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便成为约束商人行为的信条。早在《左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德、义，利之本也。”在《国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阜”为多、大、盛的意思，可理解为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不义利益就不会丰厚。早在春秋时期，先人们就已认识到德与义对人的重要性，认为德与义能够帮助人更好地获得利益。而且“在晋商大族中，有的家族兴盛时间长，子弟成就就多，而有的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缘由便是前者重视族训家规、门风道德，后者家风差，败家子弟多。”智慧的翼城商人家族也早已认识到伦理道德对于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后代进行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与培育。翼城北关高家从康熙年间便开始定下了十六句家训：

修身务要孝弟读书务要勤敏

矢志务要远大处事务要平恕

治心务要光明行己务要忠信

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

立德务要择交养生务要窒欲

理财务要有道接人务要捣谦

居室务要俭用惩忿务要自反

知过务要即改寡尤务要慎严

简短的十六句家训承载了厚重的内容，从治学、修身、齐家、经商、处世五个方面全方位地总结了高家先人们的经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先人对后代的殷切期望。它告诉后代对待长辈要孝顺、对待学业要勤敏、与人相处要谦虚、要勤俭持家、要知错能改……不仅表达着祖辈对后人做人做事提出的严格要求，也给后代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方面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指导。简短的十六句家训传承三百余年的原因在于它蕴藏着世间的大智慧。

此外，许多商人家族都有类似于家训的东西对子孙进行教导，有口头教导、有家谱传承，其中较为多见的形式是把对后代的告诫镌刻于门额、牌匾、楹联之上。如北撖村王氏商人古宅门额上便刻“敦孝友”三个大字，虽然十分精简，但依然可以感受到王氏家族期望后人能有忠孝传家、广交朋友的胸襟。再如南唐乡范牛村商人家族常氏创立名为“百忍堂”的宗祠以训后世。可见常家祖辈谦让豁达的心态。此后常氏后人也一直恪守“百忍堂”祖训，将“百忍百耐”作为经商理念，以信为本、誠信经商。“百忍堂”也时刻警喻着常氏后人要忍耐退让，也正是这样的祖训才成就了常氏家族辉煌的家业。

北关安家老宅院

总而言之，这些伦理精神与道德教育长时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人家族的子弟后代，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影响。只有这样，商人们才能更好地在商场中践履着、恪守着这些深入骨髓的伦理道德规范，为人所尊敬、所信赖，形成商场中良好的口碑，这也在极大的程度上铸就了晋商的辉煌。

四、寻求仕宦的庇护

翼城商人家族虽然从事商业，但也从未完全心甘情愿地放弃在入仕的道路上努力。纵观翼城晋商家族，不难发现，他们一边用“良贾何负闳儒”的豪言壮语来勉励自己在商海努力拼搏，另一边却并没有完全抛弃“做官”的想法。除了那些读书不成、仕途受阻转而经商之后取得成功的商人外，还有很多商人是经商成功后教益子弟读书人仕，光耀门楣，如北绛村商人家族孙氏“在经商的同时，很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期望后人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当然，这些商人家族对后代的殷切期望也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例如北关的高氏商家：“丰厚的家产，良好的教育，使高家由世代务农到读书进仕，明清两代高家经科举、捐纳和封荫取得功名官职的多达77人。”虽然成为富人的商人们拥有的财富可以让他们获得充分的物质享受，但传统的贱商思想仍然使他们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仍旧执着于培育子弟读书入仕，以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

对于那些热衷“功名”的商人来说，花钱捐官，获得一官半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翼城商人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北史村赵氏商人“热衷于通过捐纳取得功名，继而进入仕途……自雍正以后，捐納贡生、监生的达15人。”北丁村翟家的翟琯发家以后，也想进入仕途，便“捐纳纹银五十四两，捐得了大清国子监监生名份”。还有樊店史家、北关高家等。

相当多的翼城商人受仕宦观念的影响，以仕为荣。他们发家后或培养子弟入仕为官或是通过捐输得一虚职，亦或者结交官员以寻求便利，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庇佑，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进而巩固家业。

五、商人家族互相联姻

随着翼城商人们经商逐步获得成功，商业规模的逐步扩大以及家族产业的逐渐增多，他们巩固商业成果与家族资产的需求也越发明显。这就使得商人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有了更多的考虑，此时商人家族之间的联姻就显得十分必要。商人之间缔结姻亲关系一方面可以保证门当户对，巩固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获得更多可靠的商业合作伙伴和商业资源，提高其商业地位。

樊店史家修建的舞楼

翼城县樊店村的史姓商人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生意场上频繁的交往，互利互惠，樊店史家与本邑首富南卫丁家、北关高家、北关安家、城内李家、绛县南樊裴家、白马王家等富户巨贾联姻，世代交好……史尚哲续弦裴氏，乃绛县南樊富商裴氏之女。”樊店史家结亲的对象不是富商大贾就是名门望族，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家族。再如曾任“蔚隆章”商号甘肃分号的“大掌柜续柏林和二掌柜王镇就是儿女亲家……还有后来在兰州分号做账房先生的赵龙田（北史村赵家）的姐姐就是嫁给丁家丁葆松的。”此外，在兰州经营铁货与煤炭的翼城南关庄姚家的姚刊从小就与王镇的女儿定了亲，姚刊不仅因此获得了王镇的人脉资源，姚家也因此与“蔚隆章”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对于商人而言，这种“门当户对”的结亲方式显然是十分有利于彼此的，因为他们之间捆绑的商业利益与家族利益意味着他们会相辅相成、互相帮助。

结语

翼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商业传统。翼城商人从明代起步，在清代崛起，他们抓住了山西商人崛起的历史契机，以勤劳吃苦的创业精神、步步为营的经营方略以及尊崇关公的精神信仰，成功地融入了笑傲商界数百年的晋商队伍，成为山西商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