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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层衣食住行奢华，远远超过了基本的生活所需。如，以三国曹魏时期的应玚为代表的士人喜欢欣赏、把玩奢侈品，认为要把像和氏璧一样名贵的珍宝和华贵的衣裳或放在身边“游玩”，或“振饰于宫房”。 《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贤良文学的论述详细展示了汉代富人在衣食住用行等方面的偏好。从有闲阶层的角度来看，使用奢华的或花费较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的衣食住行是拥有财富的一种象征，也是有闲阶层的一个特征。下面将用汉代富人所偏爱的菜品为例予以分析并说明。  (一)富人偏爱那些耗资巨大的菜品 王利器按“葵韭都是秋菜，此谓'冬葵温韭’，盖指由温室培养出来的非时新味”，他认为汉代温室菜是较为常见的。据孙诒让、黄季刚、王佩诤考证，“豐薷耳菜”应该写作“蕈䓴耳菜”。《说文》蕈，桑䓴”“䓴，木耳也”，据此，孙诒让认为“蕈䓴种类非一，故通赅云耳菜矣”。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稍微有些粗略，不够详细。经我考证，“蕈䓴耳菜”可以理解为“蕈”、“䓴”这样品种繁多的“菌茸(耳)”。 在汉代，主要包括雷雨后从生于田里的“地蕈”和丛林中老桑树所生各种颜色的“桑耳”，属于可食用的真菌。综合“蕈䓴耳菜”的含义和《盐铁论·散不足》的记载，汉代富人普遍喜欢食用的菜品包括：温室蔬菜如葵菜、韭菜等和桑耳、地蕈等野生的菌类。恰如《后汉书》所谓“……新味，多非其节，或养强执，或穿掘萌芽”，这些偏好反映出汉代富人在食物上追求鲜、新、稀的特点。 汉代富人喜欢使用浚茈蓼苏等调味料则反映出富人对食物求精求细的趋势。这些菜品或多或少都比寻常蔬菜的获得要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如：桑耳、地蕈的获得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才能采摘到。桑耳一般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开始生长直到长成，它生于老桑树的腐木上。有汉一代，重视农桑，植桑主要目的在于供应养蚕所需。  养蚕所用的桑树一般分为“鲁桑”和“荆桑”这两种。幼蚕对桑叶的要求比较高，它们主要以嫩桑叶和“鲁桑”的桑叶为食。《汜胜之书》记载，新长出来的桑苗所生长出来的嫩叶一般是用来饲养幼蚕的。人们将黍和桑种植在一起，每年黍成熟的时候，用镰把黍和桑齐根割掉，而且还要放火彻底烧掉其地面残存的部分。这样，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长出来的都是重新萌生出来的桑苗，非常鲜嫩，适合幼蚕食用。一亩地可以“食三箔蚕”。 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为了取桑苗上鲜嫩的桑叶，是不会任由桑苗长大成桑树的。也不太可能出现腐木的情况，因此田亩所植桑苗虽然规模较大，数量较多，但几乎不可能出现桑耳。中蚕和成蚕则不需要像幼蚕那样，用鲜嫩的桑叶来饲养，“荆桑”和桑树上的叶片就可以了。 汉代也“还庐树桑”，人们有在宅院周围栽上桑树的习惯。蚕的食用量是比较大的，不能完全依靠耕地里所培育的桑苗，在屋宇周围遍植桑树，也是保证蚕所需桑叶的一种办法。因此，桑树的种植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这些桑树主要是用来供给中蚕和成蚕食用的，为了保证桑叶的产量，需要年年修剪，控制枝条的长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腐木的情况不会太多，产生桑耳的机会比较少。可能在雨水较为充沛的时节才可能出现腐木，在恰当的温度下会出现。桑耳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一种食材。另外，人迹罕至的山林中会有一些野生的桑树，常年自由生长，会出现桑耳。 所以，汉人若要得到桑耳，比较难得。一是在家桑上碰运气；除此之外便是在恰当的时节去山林中的野生桑树上采集。家桑上的桑耳可遇不可求，野生桑树的桑耳相对家桑上为多，但采摘难度大，寻找、采摘要耗费人力和物力。土生的“地蕈”时令性较强，只是在雷雨过后才能在田中见到的白色伞状可食用的蘑菇，这要求人们专门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去采摘，耗费固定的时间成本。 反季蔬菜不仅为富人所喜食，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其亦有所偏好。在当时，反季蔬菜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地利之便种植，另一种是人工温室种植。前者如冬季“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后者则先建造“屋廡”或“土室”，然后再昼夜蓄火。人工建造温室用来栽培反季蔬菜，在古代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程，宫廷中仅此一项每年需要耗费的钱财多达“数千万”。  (二)从富人偏爱那些耗资巨大的菜品看汉代有闲阶层的特征 富人能够享用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蔬菜，是由他们的经济收入所决定的。他们固有的物资与经济收入决定了不再需要为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劳碌，属于经济上的“有闲阶级”。他们的饮食脱离了果腹的基本功能，追求食物的精、新、细，穷极口腹之欲，成为生活上区分他们与非有闲阶层的标杆之一。这也是汉代有闲阶层的特征之一。 春秋战国以前，分封制决定了财富集中在权力阶层，财富与权力如影随形，导致经济意义上的“有闲阶级”往往与政治权力阶层合二为一。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即权力阶层与“有闲阶级”等同，权力阶层应该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在先秦时期表现为，统治阶层通过“礼”来强调衣食住行的等级性。 饮食的等级区分明显，“天子举以大牢……诸侯举以特牛……卿举以少牢……大夫举以特牲……士食鱼炙……庶人食菜”。《盐铁论·散不足》贤良文学认为“常民”不应该穿“罗纨文绣”，因为这是古“人君后妃之服”说明，贤良文学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春秋战国之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权力阶层即代表经济上的“有闲阶级”，他们拥有衣食住行的特权或标志以表明其权力与经济地位。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社会的大变革、商品经济的发展、俸禄制度的变化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上的“有闲阶级”不再局限于权力阶层，在一些非权力阶层中也出现了经济上的“有闲”者，这些人中有平民身份的地主、商人甚至豪奴，他们往往通过奢靡的衣食住行甚至所谓僭越的行为表现出其不同于非权力阶层的有闲。除部分没落贵族与低级官吏以外的绝大部分权力阶层都属于经济上的“有闲”者。 在权力阶层也出现了某些人的经济实力完全超越了自己固有的身份等级，这些人中有皇室成员、贵族、官吏，他们往往表现为极度奢靡的生活与衣食住行方面的僭越，在皇权势大的情况下，这种僭越成为被诛杀的理由，在汉武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事例甚多，不胜枚举。最终导致两汉奢靡与僭越之风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行政命令也无法阻挡其洪流。 事实上，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突破了早期的藩篱，范围比之前更加广泛。财富成为他们的外在表现特征，带有更多内涵、不仅仅限于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成为有闲阶层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是，同时期士人的思想还较为滞后。贤良文学对富人偏好蔬菜甚至衣食住行的批判，就是士人潜在对休闲生活主体应该局限在贵族范围内的这一认知遭到现实挑战的直接后果，不可避免。  小结 远离了生产性劳作的财富拥有者、权力所有者属于凡勃伦所谓“有闲阶层”，也是汉代休闲生活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伴随有生产性劳作的隐逸者和平民也是休闲生活的主体。只是休闲生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高低不同，上层阶级得到了史家和研究者的关注。 部分世家子弟、部分女性、门客、奴婢等以有闲阶层的衍生物的形式存在于汉代休闲生活这一体系中，他们一般在经济上依附于有闲阶层，是有闲阶层的代理，发挥着代理有闲的作用。其中，奴婢的代理有闲功能最为稳固，一般不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与社会阶级分层并不完全吻合、休闲生活的主体相比先秦时期稍有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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