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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重在“以革命家现身”一面。至于“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因为与时代隔绝，似乎应了鲁迅的预言：“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各种章氏的传记、年谱等作品，前后两段的篇幅与时限全然不成比例。不过，历史人物生前的炎凉与身后的荣辱，常由时势作祟，并不一定体现其固有价值。而“革命家”与“学者”的价值体现，本来大不相同。因此，章氏究竟是作为革命家还是学者的影响更大，学术界从来见仁见智2。从清末到民国，章太炎一直双栖于政坛学林，“以革命家现身”虽然主要在辛亥前后，但即使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亦未稍减。乃师被指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之际，弟子们纷纷起而船头弄潮，由众多门生组成的太炎学派，在学术文化界叱咤风云，成为令敌友生畏的一大势力。按照当时的标准，师徒双方已成新旧对立，可是彼此鲜有冲突，不无相互呼应。这种现象显示近代普遍感到两难的学术与政治的新旧关系，并非如常人所见那般非此即彼，势如水火。此外，近年关于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虽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人用力，进展不小，包括本人在内，主要还是集中于北方的新学界。而对南方学术，则多以南高学派为代表3。对于老辈及“南学”，则关注不够。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于旧京各校，此次北游对于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冲突离合的种种诡异，颇具象征意义。探究其前因后果和复杂关系，在认识民国时期思想学术文化的风气转移和派分纠葛方面，当可深入一层。 一、太炎师徒 章太炎此番北上，主因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来避祸，二则举国抗日情绪高涨，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其间为待东南局势恢复平静而在平有较长时间之勾留，从2月29日抵达北平，到5月末南返，滞留约三个月。他先后在京津拜访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政治活动的收效显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倒是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风气再度转移之中的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太炎北游，其执教于旧京各校的弟子门生理应招待。据黄侃、周作人、杨树达等人日记，3月1日、2日、4日、28日、4月18日、20日、5月15日、16日，太炎弟子多次以公私名义聚会，宴请乃师，作东及参加者有马幼渔、吴承仕、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刘文典以及先期避难而来的黄侃等人4。3月22日、24日、28日、31日、4月12日，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平民大学先后请章太炎做了《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等演讲。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5，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据说章太炎的这几次演讲是当时北平学术界的盛举，听讲的人有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演讲的情形，亲历其事的钱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按照新派和今人的一般看法，此时章太炎已由革命的健将，变成粹然的儒宗，和与时俱进，不断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背道而驰。但师徒之间情感融洽，礼数谨然，令旁观者感动于心。这与章太炎早年因为政见不合而“谢本师”，公开和俞樾断绝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其间的种种诡异，反映了五四以后新旧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民国学术文化界风气转移的时势变迁。 自1916年离京南下后，幽囚数年的痛苦回忆与新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势，都难以引起章太炎重返故都的兴致。在此期间，因缘浙省人士掌握北京各级教育大权的背景，太炎门生纷纷移席京师，其中多数人又加盟新文化派，鼓动欧化新潮，在输入新知，整理国故等方面成为思想、学术、文化界的要角，一时间“某籍某系”声势显赫，如日中天。而这时的章太炎，先是发起亚洲古学会，推崇“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磨灭者”，以欧战的惨烈“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坚持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均高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旨相悖，后来更深悔早年“妄疑圣哲”的“诋孔”之说为“狂妄逆诈之论”。对于主张或兼容新文化者，如蔡元培、胡适以及“古史辨”发起人顾颉刚，章氏均指名道姓，加以抨击，确有“渐入颓唐”，拉车向后之嫌。 新文化的浪潮冲击之下，在京的章门弟子也出现分化。激进者如钱玄同，鼓吹白话文，提倡拼音文字，主张今文经学，激扬疑古辨伪。稳健者如黄侃，对于同门诸人纷纷趋新大为不满，以“八部书外皆狗屁”斥责谩骂。以至《公言报》撰文报道，将两人列为新旧两派的代表。此事虽经刘师培和《国故》月刊社致函澄清，声明：“《国故》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而双方的对立还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不过，对于日益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与之渐行渐远的章太炎表现得相当大度，虽不时有所讽喻，公开的批评指责却很少见诸言论文字。章太炎本好讥评显达，只有对于弟子，向来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其实章门师徒之间的政见及学术分歧较之弟子们的彼此矛盾似乎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太炎弟子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其中还不无故意偏激之人。1920年代，中国政坛及思想文化领域波谲云诡，冲突激烈，章太炎对于新文化运动及国民革命均致不满，而与南北军阀政客颇多联系，“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在京的弟子门生大不以为然，周作人甚至效法乃师，在《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发表《谢本师》，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鲁迅对于太炎“自藏其锋芒”的言行“心窃非之”，“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对其人格却仍然表示极大的尊敬，诩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不能容忍文侩的奚落，表示“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以守师弟之道。吴承仕后来接受唯物史观，章太炎视为叛逆，吴的精神压力极大，但讲课时却对同学说：“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还撰文为章太炎用贵族的文字表达大众的愤慨进行辩护，强调其民族意识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而“谢过本师”的周作人，不愿见“行似无赖子”的同门黄侃，却敢于见曾经“大不敬”的师尊章太炎。而章师也不予追究，应邀赴宴照相之外，又为书陶渊明《饮酒》之十八条幅一纸16，似乎完全不曾发生“叛师”的事。 仔细推敲，太炎师徒能够和睦相处，并不完全由于为师的宽容。1934年，吴承仕因为“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杨树达告诉传言者：“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此言不单指太炎早年宣传排满革命，也包括其入民国后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有学者据1919年初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断言五四前太炎在青少年心目中还不是太“古旧”的人。太炎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旧。如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讲演中，他便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今天预备关于这层来说一下。” 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在太炎的言行中一直持续。当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整理国故引入新潮后，其参合新旧的角色作用更加凸显，这从他对国学的重新解说可见一斑。开始调和新旧文化时，他认为：“我国古学，论其大者，不过是经、史、小学、诸子几种”，而以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所谓哲学”。后来更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是沿袭旧学的四部分类并借鉴西学加以调整。记录章太炎国学演讲的曹聚仁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至少在他看来，“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可见在社会青年眼中，太炎与不配讲国学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对于新旧两派弟子之间的分歧，太炎也以调和的态度息事宁人，内心或有然否，表面则不偏不倚。其间黄侃当面指责钱玄同放弃音韵学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彼此“一言不合，竟致斗口”。从清末就反对罗马注音的太炎未作此是彼非的表态，只是急忙从中调停道：“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あいうえお’了啊！”意思是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应该团结救国。倒是钱、黄二人从此反目，再无来往。 在倡行新文学和思想改革方面，师徒意旨毕竟两歧，而整理国故的兴起，增强了双方的精神沟通，显示新文化运动与太炎学派师徒均有重要的正面联系。陈以爱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表明，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宣言，由胡适执笔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实是代表全体立论。而不由胡适“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的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国学门人多势众的太炎门生。该宣言所正面主张的观念，与太炎学派大抵相通，如对乾嘉诸老治学方法的推崇，以及主张对国故作“系统的整理”等，均包含在章太炎的学术论著之中。而胡适将前此着重强调的疑古辨伪轻描淡写，又主张中立，要“先还古人以本来面目”，然后再评判是非，既是对太炎弟子的妥协，也依稀可见章门师训的影子。 有时故意偏激的钱玄同，打破家法，疑古，废汉文，与太炎的主张相去甚远，他读章太炎主持的《华国》月刊，认为“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又他骂李光地、田起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爪之族比”，则反对研究科学，“旗帜甚为鲜明矣”。“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26但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斥骂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甚至提倡白话文，也有早年与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的流风余韵28。至于一生靠文字音韵教书，更是终身受益于老师的教诲。 政治上思想上章太炎虽有落伍之嫌，讲国学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新文化派整理国故，本有捉妖打鬼的目的，希望借以清算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的时势却是欧战以后，欧洲各国鉴于战祸之惨烈，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自信大为动摇，东方文化流行一时，与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当以复古为创新的整理国故被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时，新旧分界也就变得模糊起来。1922年江苏教育会邀请章太炎演讲国学，所发布的启示即道出时尚的变化转移：“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整理国故虽由新文化派倡导，拯救国学衰微，沟通中西文化的重任，还须国学最深的章太炎来担负。《中华新报》更加直言不讳：“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所以特请其撰文，“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一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这无异于说提倡整理国故的新文化诸先进在这一领域还须章太炎指示门径。 推崇章太炎并非“抱残守阙”的南方学人的一面之词，北方的新文化派也不能不基本同意。众多太炎门生能在人文重心的北京学术界长期称雄，浙人占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之外，乃师的余荫当为主要原因。章门人才辈出，得到大师亲炙，治学由识字始，根柢深，则正，学问自然较一般同辈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无著述，讲课也不见得精彩，却不仅能够立足于太学庙堂之上，而且地位极尊，究其实，个人学养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有先生这棵大树的庇护，因而风雨不侵。所谓“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就因为“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据说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学界，“许多老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国文系教授仿佛不师承太炎则无发言权，不准登大学讲坛。”1932年初孙楷第蠡测学界名流品类，其中“渊源有自”一类显然指太炎门生，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对于其中一些人学识与地位不相称的情形，旁人纵然心怀不满，无论对手还是同道，不看僧面看佛面，都要礼让三分。当年章太炎谢过本师，政治上固然大放光芒，学术上也能自立门户，超越前贤。而与章太炎思想离异的趋新弟子，一旦失去先生光环的笼罩，学术地位也许会大打折扣。因此太炎弟子对思想大异其趣的乃师依然遥守礼节，很少显露锋芒。另一方面，学术已入守成的章太炎也需要弟子们的拱卫，汤炳正读过章太炎的著述，“深佩先生言简意赅，论断精辟。后来游学北京，见执教于各大学之著名教授，多出先生门下，始知先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所以，尽管弟子之间因观念、地缘等等而起的矛盾错综复杂，口角不断，整个学派的向心力却持续不衰。诚然，章门师徒在整理国故方面不无分歧，其中较明显的便是对日本东洋学和“支那学”者治学成就的看法相去甚远。弟子认为颇可借鉴，老师则嗤之以鼻。但这也是章太炎自革命时代以来一贯的观念。他从来对西洋及日本的汉学评价不高，反对步其后尘，随风而转。早在1910年，他就指责日本人治汉学“固已疏矣”，而晚近“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朽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并对中土学人竞相夸赞其学术，引以自重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学问日益堕落的要因。直到20年代，章氏仍然批评新派学人治学路径随外国风气变化，舍本逐末。 章太炎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派整理国故如日中天之时，显然不合时宜，而被视为保守，与门下趋新一派渐行渐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潮本身的偏弊日益暴露，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意见令一些人摆脱惟恐落伍的惶惑，自我反省。而且趋新的太炎弟子在人脉上又为更新的学人所排斥，傅斯年“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就将太炎弟子拒之门外。两方面的压力，迫使太炎师徒的情感观念重新接近。在京的太炎弟子，除钱玄同外，本来相对平和，沈尹默曾附和新文学，留学日本回国后，日趋“笃旧”，“叹息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中国把自己已有的好东西完全扔掉，去费无益的精力去找反倒不及旧的新的同样的东西，未免太不经济了。我们吸收古典中好的东西，我们接得前人的足迹往前去创造。”这种颇有拒新崇故意味的言论令钱玄同不满。吴承仕与浙籍同门本有过节，与新文化派较为疏远。朱希祖还曾与黄侃一起参与《国故》，被视为不新不旧的折衷派。甚至连不甚赞成沈尹默“新古典”议论的钱玄同，也变成“中外古今派”，表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钱玄同的本意，并非由原来的立场倒退，只是反省以往的绝对。“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他内心以为章太炎对国学的重大发明在清末民初，后已落伍，却毕恭毕敬地为其担任口译，并对太炎手授《丛书续编》，令其梓行一事，尽心尽力，甚至在《制言》发表文章用新式标点也要请示乃师。难怪1929年和1932年鲁迅两回北平，反感于现代派得势之外，对于同门的表现也深致不满。 《章氏丛书续编》不取旧作，而更纯谨，无斗争性，表明章太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却因此而“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黄制《同门录》成册”。鲁迅专门提出编《同门录》一事，或许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坊间传闻去取颇有微言大义，攀龙附凤者归于儒宗。此事章太炎自称“但凭记忆所及”，绝无深意。其实他对弟子们的表现还是有所分别。钱玄同主张以罗马文易中土文，太炎深为不怿，对于“笃守师说，翼戴绪论，罔敢或替”的黄侃、吴承仕，则较为看重，特意指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絸斋，学已成就。”章氏好臧否人物，而少许可，对弟子却格外和颜悦色，每多奖掖，期许甚高。不过，后来或许感到几分失望，常引戴震所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在致潘景郑函中明言：“每念清世吴皖大师，定宇门下，高材苦少，得一江艮庭，尚非能继承师学者。王西庄亦优于艮庭无几耳。东原以提倡绝业自任，门下鹰若、怀祖、巽轩，可谓智过其师。仆岂敢妄希惠、戴，然所望于足下辈者，必不后于若膺等三子也。……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所以他希望“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由此观之，章氏对早年弟子并不满意，对其中趋新一派尤为不满。北游期间，钱玄同请章太炎书写后者1915年所赠陆象山语录：“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章氏即认为这些话过于激烈，不同意写。吴承仕后来在中国大学国学系改革课程，太炎闻讯，视为叛逆。其晚年重新讲学，扫除魔道之外，端正门风当也在考虑之列。 二、国学大师 细究起来，京师太炎门生的大本营原在北京大学，其次是北师大，论关系燕京大学较疏。而邀请章太炎讲学的次序刚好颠倒过来，燕京反而占了头筹。以宴请论，所知除最早是3月1日由吴承仕、朱希祖、马幼渔、黄侃共同做东外，以后分别由吴承仕(3月4日午)、刘文典(3月4日晚)、林损(6日)、尹炎武(7日)、熊希龄、左舜生、王造时(11日)、尹炎武(22日)、黄侃的学生汪绍楹、陆宗达、骆鸿凯、朱家齐、周复、沈仁坚、殷孟伦、谢震孚等八人(29日)做东，然后是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北大弟子邀宴，已在4月中旬以后。即使考虑到章氏其他方面的应酬或多，黄、周、杨三人未及别的章门弟子的私宴等等可能因素，这种现象即使不能说反常，至少也不够正常。 再以出面邀请讲学的机构看，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平民大学均为吴承仕联系，北师大为“研究院的历史学科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史学系合请”，北大则为“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不在其列。文史两系本来均为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基地，由于北大内部长期派系纷争，胡适一派与太炎门生在英美派与法日派、现代评论派与“某籍某系”等等分界下明争暗斗，1930年，长期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被学生哄闹下台，改组后的北大史学系先由傅斯年代理系务，继而陈受颐接班，实际仍由傅斯年幕后决断，后来胡适又担任文学院长，太炎学派“把持”北大文史两界的局面就此被打破。章太炎北游之际，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国学门尚在其弟子的控制影响之下。 1928年傅斯年发起“史学革命”，矛头直指太炎学派，指名道姓抨击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对于“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47的状况表示难以容忍。在史语所用人方面，也竭力反对太炎学派加盟。控制了北大史学系之后，还想进一步打击太炎学派在北大国文系的势力。有其作梗，北大史学系当然不会出面邀请章太炎讲学。连北大校方宴请章太炎，也不见傅斯年的身影。 近有学人以为，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的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由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可以把这作为两代学者交接的象征：此前谈国学者以章太炎为翘楚，此后则是胡适们的天下”。傅斯年的态度似乎与此说吻合，但其他“胡适们”，包括胡适本人，以及并非胡适一派的其他学人，对于章太炎北上讲学的态度及反应与傅斯年相去甚远。这不仅表明“胡适们”尚在老辈和来者的夹击之中，远不能包揽天下，而且显示随着时势的变化，新派对于学术文化所作种种偏激的判词逐渐失效，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再度引起学人的重视。前引钱穆所说：“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正是风气人心变动的反映。 对于章太炎的学术，胡适的态度颇有些矛盾，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当时中国学人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50。这种看法，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乃至与胡适关系最近的太炎弟子钱玄同大概一致。钱玄同称：“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51顾颉刚后来与鲁迅等人冲突时也说：“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52则在“胡适们”的心目中，章太炎的学术确已过时。 不过，胡适等人所谓“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只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其学问停滞不前，因而不免落伍，而不是说他已经失去了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是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WeeklyReviewoftheFarEast)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活动，胡适开列的名单，还是将章炳麟列为学者组中的第一人。顾颉刚曾报名听讲民初章太炎北京国学会的讲学，由此得到治学门径。后来他对章氏的极佩服之心渐少，视为“从经师改装的学者”，但条贯材料做学术史的动机还是因此而发生54。所以到1924年6月，他为北大学生讲演国学，分为考古学、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地质学、学术史、民俗学5派，仍将章太炎与胡适、梁启超一起列为学术史派的代表，认为“这五派学问都是二十年来的新进展，旧式学者梦想不到的。”55曹云祥筹办清华研究院，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56可见至少在国学研究的领域，发表了革命性宣言的胡适还不敢妄自称雄。 诚然，学术史上不乏单靠权势以支撑门面的学阀，不仅观念主张早已过时，学术生命力亦已停止，只是一味把持，妨碍学术的进步。而章太炎的学术地位得以维持，与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仍然发生重大作用密切相关。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虽然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学术观点，其实是代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全体说话，而非胡适个人学术见解的表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考虑和吸收占国学门成员多数的太炎门生的意见，不得不暂时搁置前此竭力主张的“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则新国学的纲领本身包含了太炎学派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多为得自太炎的真传。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定期学术讲演，渊源可以追述到1918年国文研究所时期，由刘复演讲“中国之下等小说”，大体是新文化及新国学派的阵地。国学门成立后，除每年一度的恳亲会有学术演讲外，只有林玉堂(语堂)举办过类似一般课程的“中国比较发音学”、“标音原则”两种讲演。1927年1月29日国学门第八次会议决议：“每月五日举行专门学术演讲会一次，由本门同人轮流担任，定名为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公推刘复先生担任月讲干事，办理一切关于月讲事务。”58先后演讲者有陈垣(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刘复(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马幼渔(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沈兼士(求语根的一个方法)等59。后因故中断，直到1930年11月才恢复月讲，时间改为每月20日晚7时至9时，先后演讲者有钢和泰(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沈尹默(诗人眼中之事物)、黄节(陆象山之学)、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许守白(研究宋词之我见)等。请章太炎到北大国学门讲演，不仅表明章氏仍然被奉为国学界领袖，而且显示新文化派的大本营也承认这一现实。出席4月18日宴会的除太炎门生外，还有蒋梦麟、胡适、俞平伯、刘复、魏建功等人。这种安排并不仅仅出于校方的礼节，也可以视为新派的表态。刘复、俞平伯、魏建功还参与了5月15、16两日分别由周作人、朱希祖做东的宴请。刘复不仅代写板书，还为之摄影留念，其殷勤甚至令旁观者误认为他也是太炎门生。实则章太炎对刘的印象不佳，曾经当面令其难堪。而刘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又得到主张“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的赏识，获邀加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主流派的要角。这在原来北大教师辈学人中可以说是惟一的例外。 至于新文化派以外的学人，章太炎的学问非但从来没有过时，至少在国学研究领域，还是正宗主导。前引江苏教育会和《中华新报》的赞誉，虽有广告色彩，并非吹捧奉承之词。1927年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急于寻找新的导师，以巩固学术地位，首先考虑的人选还是章太炎。章氏本是创建之初的人选之一，而遭其拒绝，后来梁启超“曾以私人资格托友人往询，章以老病且耳聋辞，不愿北来。”以后该院虽“决拟聘章太炎为教授”，但考虑到校评议会不能通过，没有提出，并委托陈寅恪于赴沪途经天津时向梁启超说明及互商办法。清华研究院增聘导师，除章太炎外，其他人选还有罗振玉和张尔田。该院与北京大学研究所精神虽然有异，却也同样主张沟通中外文化，如梁启超所主张“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聘请教师不仅要求是“国内硕学重望”，而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所聘及拟聘各人，既无一味偏激的新进，亦非顽固不化的老朽。 章太炎的学问依然时兴，倒是率先提倡整理国故的新国学派的种种学行，引起新旧各方人士越来越多的不满和非议。1930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打破晚清以来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缠绕和疑古辨伪风气鼓荡下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偏向。1932年完稿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建设性著作。次年钱穆为《古史辨》第4册作序，更要打破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希望改变缺乏大思想家的现状。此时中国学术界的风云变幻，大概反映了学术中心由经入史的趋向，而章太炎一直鼓吹“六经皆史”之说，强调治史的重要，尤其主张史学之于国性的至关重要，批评“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1922年底他在杭州讲学，批评“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1924年章氏应教育改进社之邀，到南京该社年会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认为“史学乃对证发药，为补救时弊之良法”。并对中国学校“独于史学徒有虚名，浮浅之讥，在所难免”的状况大为不满，主张读史以“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他进而指陈学校教授史学的5大弊端，即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呼吁“去此五弊”，以见“史学之功用”。该演讲的内容包括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救学弊论》一文中，表述略有小异。这些显然针对北京学术界种种弊端而发的议论，其精神要旨在30年代初得到普遍响应，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章太炎逝世后钱穆补写《余杭章氏学别记》，即彰显其主张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和文化主义史学，“然则太炎论史，三涂同趣，曰归一于民族文化是已”。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章太炎在平期间，除弟子外，故都学界同人后进纷纷邀宴或前往问学。杨树达、余嘉锡等多次拜见，当面请益，得其奖掖，以印证学识。本来章、黄二人均好讥评显达，奖掖后进，这时对来访者更是褒奖有加，并借机评点旧京学界人物。章太炎对吴承仕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黄侃则附和道：“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王先谦)，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学界的晚生后辈得太炎青睐者受宠若惊，失之交臂者遗憾不已。杨树达呈请求教诸文，有难黄侃者，章太炎不以为侮，“进而奖之”，令杨慨叹“先生局度之弘、是非之公如此。”陆宗达、任化远等还由吴承仕介绍，拜章、黄为师。傅斯年写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所以要公开将矛头指向章太炎，正是因为直到那时，太炎学派乃至太炎的学术主张仍然掌控着中国南北学术界的大半河山，其国学大师的地位难以动摇。 傅斯年坚决反对“国故”的观念，声称“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学理上他认为“整理国故”“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潜在的立意显然欲将太炎学派釜底抽薪，因为非将“国学”打破，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无法摇撼。对此，胡适与傅斯年的态度显然有别。胡适并不反对“国学”的观念，直到1929年2月，他还主张按照5年前所拟的办法，将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等四个分院。不过，后来傅斯年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章太炎北大讲学不久，1932年7月8日，北京大学校务会议通过《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的决议，其第二章规定：“本院分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得依本校能力所及，分期先后成立，或一部中先开若干门。”不仅国学院没有设立，已有10年历史的研究所国学门也寿终正寝，从而为胡适、傅斯年一派成为主流铺平了道路。 三、晚年讲学 北游对章太炎本人也颇有影响。南归之后，章太炎对于国事大为失望，“知当世无可为”，称：“栋折榱崩，咎有所在，英雄特起，恐待后来，若今之统兵者，犹吾大夫高子也。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而北平学术风气的驳杂让他感到义不容辞地应当出面加以纠正。1933年1月，章氏撰写《〈国学会会刊〉宣言》，特意提道：“余去岁游宛平，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或劝以学会正之，事绪未就，复改辙而南，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所谓“薰莸杂糅”，还不仅是“致用”与“求是”之别，因为章氏讲国学，固然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势，但要以学术不绝拯救国家衰亡，首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特性，使中国固有学术薪火相传，才有复阳之望。学风偏蔽，无异于自毁长城，所以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章太炎对学术界浅薄偏邪的流弊不断有所批评。他后来总结道：“近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账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祛魔为扶正的开端，“欲导中国入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后，庶几能收其效，否则推波助澜，载胥及溺而已。”其在苏州讲学，开国学会，以后又独立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均由此而来。则章氏北游，虽然得到包括新文化派学人的欢迎，其晚年讲学，实有感于北平学术界风气不正，开学会即针对新文化以来的时趋。 清末民初的学术，与《国粹学报》关系甚大。“民国成立，《国粹学报》停刊，然而东南学者，皆受太炎之影响。《国粹》虽停，太炎之学说独盛。”到1923年胡朴安总结《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仍然说：“士子信仰其学者，至今不绝。”其间虽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胡适等人的以西洋方法整理国故独树一帜，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太炎学说不仅能够通过趋新弟子深入新派内部，而且在外部与之分庭抗礼。“《国故》与《华国》及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皆《国粹学报》之一脉，而为太炎学说所左右者也。”当新文化派掌控北京学界之际，南方各省也纷纷成立国学教育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顾实等人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陈衍、叶长青等人的厦门大学国学会，顾实、丁福保等人的上海中国国学研究会、胡朴安等人的中国学会等。这些机构的成员彼此互通声气，遥相呼应之外，也相互支持，参与相关活动。无锡国学馆的师资多由各学会会员担任，各机构的机关刊物刊登各方同好的文字，有的学会前后还有渊源继替关系，如1923年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会和1926年成立的中国国学研究会，均由顾实起草宣言章程，精神上后者即有“继昔而有进”的意向。以此为枢纽，与新文化派有异的南方学人联成一气，一些北方的非新文化派学人也参与其中，在新文化运动大潮震耳欲聋的涛声中逐渐形成异调。其中重要分子如顾实、陈柱、钱基博、高燮、陈衍、孟森、胡朴安、叶长青、冯振等人，章太炎、张尔田、孙德谦、吴梅、陈去病、柳诒徵、古直等，也以各相关刊物为发表文字的阵地，或隐或显地与新文化派立异抗衡。1928年《学衡》经营困难，留在南京的柳诒徵、胡先骕等人曾商议与《华国》合并，请汪东为经理。而新文化派显然亦将其视为对手，不仅猛攻《学衡》，对东南大学国学院和南方各国学会组织也嘻笑怒骂。 南方国学阵营中的一些人与新文化派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的联系，如胡朴安、陈中凡等，但整体而言，与新文化派的精神主旨明显有别。顾实在《〈国学辑林〉发刊辞》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将国学由一校一系“推及全国而陈辞”的“公心”，其主张有四：即自由研究，普及学术，沟通中外，注重精神。所谓自由研究，是鉴于“吾国之人，近虽步武隆规，往往自由其名，不自由其实，非政府专制，即舆论专制，以故旧有学术亦萎缩不明。”所以要“公开破除一切，人人以自由研究为鹄的，不受何等之束缚。”所谓普及学术，是鉴于“学校系统綦严，世每望尘莫及，向隅之士，遍国皆是。矧学校自身，恒苦党派，蛮争触斗，颠倒黑白，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所好生毛羽，所恶生疮痏，不公不普，学其殆哉。”揭橥普及，就是要“绝不受何系统何党派之挟制”。所谓沟通中外，是鉴于研究学术，非洋学与国学的意气之争，中主西辅、中体西用皆非，“要在阐扬古昔之典籍，昌明世界之公理，而国学公理二者，相与互证而益明。”所谓注重精神，是反对将东西方截然分为精神与物质文明，主张“非吾振作固有之精神，则不足以宰制东西之文明，而吾国吾种亦将不免为某民族之臣虏。故如考据家、性理家、词章家，固皆当认为国学之钜子，然犹有大者，则群经百家之奥义，圣哲英豪之遗型，尤当尊为国学之精华。” 反对舆论专制，抨击学校为党派挟制，调和中外新旧以及强调本位文化精神的统驭作用，显然是针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的主张而发，反映了东南学人的共同观念。这即使不是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的结果，至少与章的倾向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章太炎可以说是这一国学阵营的精神领袖。所以，苏州开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时，“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新老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马宗霍、沈延国、潘重规等，南北耆硕如王树、陈衍、张其淦、杨锺羲、唐文治、孙雄、张一麐、孙德谦等，南方学人如吴梅、陈柱、冯振、吕思勉、高燮、蒋维乔、姚光、金天翮、闻宥、唐长孺、黄云眉、胡朴安、郭绍虞、古直、邓尔雅、叶长青、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钱穆、邵瑞彭等，纷纷加盟。杨树达等人也“屡思南行奉手，因循未果”。这些人与新文化派不一定对立，但至少在学术文化的主张精神方面分歧不少。南北耆硕不必论，南方学人中如南高学派及南社诸子，与北大新文化派不合甚至公开叫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吴承仕一度与黄侃关系不错，与马幼渔等则时有冲突。朱希祖在新国学运动中主张新史学，但他参加过《国故》，政治思想方面与新文化派的同门不大同步。钱穆虽然自称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精神意气“实无大异”，实则与之主张相近者对于新文化派的种种偏弊多有不满，从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反对欧化，主张建设民族独立文化，到抗战期间钱穆等创办《时代与进步》，借悼念张荫麟批评主流派学术，再到50年代《新亚学报》，这批后起之秀的思想一脉相承，态度日益鲜明。邵瑞彭参加的思辨社，其成员在北京自成一系，与新文化派也有相当的距离。 清华研究院国学科的毕业生有好几位加入了苏州国学会以及后来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如杜钢百、高亨、蒋天枢、姜亮夫等。清华办国学科，本是为了改变不识中文的形象，实行起来，有心与北京大学立异争雄，又由吴宓具体操办，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结果。主持者屡次欲请章太炎出山，不但可以在声势上压倒北大，更能够在新文化派以外聚一营垒。而该国学科“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的主张，与章太炎批评大学新式教育不能胜任中国文史教学的种种议论相通，与无锡国学专修馆、东南大学国学院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模式大体一致。其精神既要“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又要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 大致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的延伸。清华国学院学生有的本是北大新派弟子，一部分又受新文化派的鼓动影响而与之接近，与北大国学门学生合办学会，甚至将成绩同时交到北大国学门。清华学校和教师方面对此颇为不满，不允许相关刊物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不准学生向他处提交成绩。另一部分学生则对新派诸子的学行不以为然，如陈守实便认为胡适“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参加苏州国学会，虽不一定表明他们对新旧两派的取舍，至少显示其对章太炎及其学说的尊信。 章太炎晚年讲学，立意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但社会反响及学术界反应，却依听受者的立场态度而差若天渊，甚至场景的描述也反差强烈。其在苏州先后于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推崇者谓，《〈国学会会刊〉宣言》刊载后，“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反对者却说，听讲者只有寥寥十几人，且听不懂章氏的“土话”，“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甚至将章太炎与胡适讲学做一对比，“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纵然有狂态，有傲气，也不能不感到悲凉吧？” 苏州以外，章太炎也曾应邀前往无锡等地演讲，反应同样两歧。署名“碍哥”的“看朴学大师讲学记”，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听不懂章氏的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也就颇为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并对章太炎指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为“疑疾”反唇相讥，“设此类推，疑古既曰疑疾，则考古家当曰考疾家，读古书当曰读疾书，而如太炎氏本人之终身从事古旧书中者，亦当名之曰'疾学家’矣。今又谆谆以研究'疾书’勖青年，则恐虽有科学之医生亦医不好这许多疾病也。”“看”完之后，又有署名“老实生”者发表了“听”的感受，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讥笑与挖苦。依照上述情形，章太炎晚年讲学，并未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暴露其确已落伍，这似乎印证了几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萧条，是由来已久。不过，此事反映出近代学术与时政的复杂关系，是非曲直，不能以及身的效果盖棺论定，须放眼长顾，才能妥当分别。章太炎在苏州讲学，分为星期讲演会讲演和国学讲习会讲演两类，前者较泛，后者略专，讲授的对象虽不尽相同，精神却颇为一致，均针对学风与世风的偏弊，提倡坐言起行，求是以端正学风，致用以改良社会。对国学讲习会学员所讲，旨在培养青年弟子，使其学有所本，走上治学大道。 主张求是与致用并重，而依时势变化有所侧重。其针对学校新式教育不适合培养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各科人才的局限，这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章太炎的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及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机构，也是成效显著。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近代国民教育体制是否胜任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高素质人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有补偏救弊的功用，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保守”。 面向社会的普通演讲，因讲题原属小众，并不适合于一般大众，从来效果不佳。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沪讲授国学，开始慕名而来者极多，几近千人，盛况空前，须改换大会场，但后来者日益减少，最后仅剩数十人。而这时章氏仍被奉为国学大师。近代史上，此类鼓动大众的演讲，如果不能追随受众的情绪与喜好，往往得不到呼应，而大众的情绪有激进化趋势，鼓动者靠舆论赢得权势后，则须理智行事，结果容易失去受众。被拿来与章太炎作对比的胡适，这时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降低，常被学生讥刺为“胡博士”。至于学术方面，凡趋时者本来容易过时，到30年代，不满新文化派偏弊的新进之士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为留学归国，新文化派所拥有的年龄和文化资源优势丧失殆尽，所用以打击反对派的老旧等等帽子统统不适用，同时，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抬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倾向遭遇反弹，学术趋向随之变异。章太炎指责讲哲学讲史学者，“恣为新奇之议论”，没有一定之轨范，“足以乱中国”，将新文化派的“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视为“魔道”。其对于当时世风与学风的嬉笑怒骂，虽不免邵力子前此所批评的“好奇”、“恶新”两种积习97，其中轴却是一以贯之的通方之论，在几经社会转型的阵痛后，许多警句至今看来更是至理名言。 学问在高明处古今中外大体相通，因而王国维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章太炎主张求是与致用兼备，讲学问又时时牵扯政治，易于被指为落伍。但他自民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种种批评，旨在强调为学贵有根柢，否则学无所本，极易过时。早在1922年，黄侃就针对学术界的时弊推崇乃师超越流俗，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耑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守残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好以守旧责人，以代际名义实现派系更替，结果终不免“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以至抗战期间钱穆屡屡批评学人无大成就，并且特意强调章太炎为学守平实，认为：“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由此而论，早已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过时”的章太炎，其学术主张在钱穆等人身上再度体现，倒是新文化派自己，时过境迁，难免“过时”之讥。后来者失察，以新派自我中心塑造的历史为据，又拘泥于一时一事，结果重蹈覆辙，跳不出历史的循环往复。 作者：桑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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