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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企业如何才能健康发展？ 在护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 司法力量有何可为？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7-2021年企业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显示，5年来，上海二中院及辖区法院共审结一审企业犯罪案件451件，涉案企业346家。其中，企业犯罪数量最多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216件，占犯罪总数的47.9%。民营企业成为当前企业犯罪的主要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面临更大的刑事法律风险。 案件 “全能车”APP上线 集合所有品牌单车？ 白皮书中有一起某科技公司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的典型案例，该公司未经营任何共享单车实体业务，却设计并上架了一款所谓的“全能车”APP，这款软件实际为侵入共享单车服务器的黑客软件。  操控该软件的犯罪团伙，以能打开市场上所有品牌共享单车吸引用户注册，并以低于共享单车包月服务费的方法吸引用户交纳押金，进行非法牟利。而这也影响到了很多共享单车企业的正常服务，累计共造成共享单车公司人民币损失约3亿元。 “其实，'全能车’并没有线下单车实体，该软件通过侵入共享单车企业的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包，将其他购买了不限次月卡用户的身份盗取后，提供给'全能车’的用户，实现所谓的'万能开锁’。”承办法官告诉记者。 而在另一起某移动通讯公司合同诈骗一案中，该公司与某电商平台签订店铺活动服务协议后，安排员工在电商平台举办的优惠活动中“刷单”，恶意骗取购物补贴，造成电商平台经济损失。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城市，近年来，其以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众多有实力企业的进驻。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在促进就业、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会面临法律风险，企业犯罪的刑事风险最为严峻，既关乎企业生死存亡，又往往伴随严重的社会负效应。 白皮书通过梳理企业犯罪情况发现，2017年至2021年，451件企业犯罪案件所涉行业和环节分布广泛。行业涵盖了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农业等等；案发环节则包括日常经营、财务管理、产品生产、融资、贸易等等。  通过对上述451件企业犯罪案件中涉案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进行梳理，发现涉案的346家企业共涉及三类所有制性质，由多到少依次为：民营企业336家，约占涉案企业总数的97.1%；国家出资企业6家；涉外企业4家。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是当前企业犯罪的主要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面临更大的刑事法律风险。 特点 涉及金融、计算机网络等领域 犯罪手法更迭升级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企业犯罪呈现快速、多发的发展态势，并日趋复杂化。 白皮书显示，企业犯罪多发于市场经济领域，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近5年346家犯罪企业的总涉案金额高达4000余亿元，每家企业的犯罪金额约11.6亿余元，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一些企业出于融资的需要，向社会公众宣传虚假的项目、承诺虚高的利息，诱骗民众进行投资，而企业经营一旦遭遇失败，资金链出现断裂，就不能按期返还本息，给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从犯罪领域来看，企业犯罪多涉及金融、计算机网络、知识产权等，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善于钻政策空子和利用法律漏洞。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互联网迅猛发展，以大数据和网络工具为支撑，企业犯罪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变升级。在一起某网络科技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该公司就通过设立“第一弹”手机客户端APP，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APP的剧集板块上对外发布、传播大量侵权影视剧集，收取广告费、会员费，非法牟利。 同时，这些企业犯罪还具有涉众化的特点。“一方面是涉案被告人人数众多，451件企业犯罪案件中，有近一半案件（案件数量21件，占比47.5%）的被告人人数在2人及以上。另一方面，涉案被害人数量庞大，这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此类案件中的投资人往往散见于全国各地，人数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甚至上万的也不少。”  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集资诈骗一案的承办法官告诉记者，该案就涉及全国62万余名投资人，至案发，仍有25万余名被害人未能兑付本金，损失惨重。 此外，近年来，在民营企业缺乏资金，国有企业为追求业绩、扩大业务量的背景下，无真实货物交易，无商品实物、无货权流转或仅为原地转库的隐蔽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悄然发生。 分析 经营管理规范性不足 经营理念偏差致企业陷入刑事困境 通过对企业犯罪原因进行探析，上海二中院发现，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管理规范性不足，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尚未普遍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是它们极易陷入刑事困境的首要原因。  “由于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管理上存在漏洞，许多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存在不规范之处，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地方企业，他们兴起于粗放式的高速发展，内部管理秩序和刑事合规意识较差，通过偷税漏税、打政策擦边球、提供虚假信息等行为博取短期利益。”相关承办法官指出，此外，不少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化管理模式，企业内部权责不分、财产混同，主观随意性很大，既缺乏科学、规范的监督机制，也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由此增加了民营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 而在经营管理之外，资金困境问题也是民营企业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白皮书指出，首先，民营企业的资金仅来源于民间投资人，资金稳定性较差，其生存直接依赖于市场和商业信誉，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其次，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的经营规模有限，可利用的融资途径并不畅通，其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有较大困难，存在贷款难、金融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对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渠道融资更是难上加难。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很多企业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过于注重业绩的经营理念也有密切关系。企业系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其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生存发展之道本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中，一些企业或只注重短期盈利或盲目扩张，而缺少前瞻性的风险预判和防控，在逐利的驱动下作出违背道德甚至法律之举；只注重员工的工作业绩，而很少对员工进行合规培训和法制教育，导致部分员工职业道德、企业伦理丧失，为完成绩效考核而不择手段。” 上海二中院商事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种“不计代价”经营理念的影响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普遍存在很多漏洞，同时也埋下了违法犯罪的隐患。 建议 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激励体系 后疫情时代精准释放“政策红利” 后疫情时代，企业犯罪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司法机关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力。既要从源头把控，预防犯罪发生，又要优化犯罪规制方式，在惩罚企业犯罪和保障企业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司法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白皮书建议，首先企业内部应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还要建立一套合规管理体系。 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政府应发挥其重要的角色，采取措施鼓励和推动中小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体系，以适应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同时，政府也要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使其按照市场规则健康有序地运行。 白皮书还建议要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激励体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正在全国推行，本质上是国家通过采取刑事激励措施，吸引、督促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完成'去犯罪化’改造。”  白皮书指出，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积极参与构建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激励体系，依法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优质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此外，在疫情这一大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对此，白皮书也建议，要精准释放政策红利。通过释放红利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 记者 | 季张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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