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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开飞 （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 邓完白、“国朝第一”、人格精神 正文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安徽怀宁人。54岁为避嘉庆皇帝讳改字行，更字顽伯，又号完白山人。他的书法艺术以碑派创作实践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流芳青史。他不仅为安徽书法史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清代碑派书法的标志性人物，为中国书法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人们认真研究。 《安徽通志稿·列传》云：“有清二百七十余年，皖人才能以其天赋伟异之才施之学问，创开一代风气者，经学则有戴震，佛学则有杨文会，而书法则石如其尤也，其聪明才力足使千人皆废。”毋庸置疑，邓石如在清代碑派书法方面创建的功绩足以让皖人引以为荣，其书法皖人盛赞为“国朝第一”。那么“国朝第一”在宋、元、明三代的具体表现怎样？如何科学地认识邓石如之“国朝第一”？邓石如“国朝第一”之书所蕴藏的人格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教方家。  邓石如隶书《六朝镜铭轴》 一、从宋、元、明三朝看邓完白之“国朝第一”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品评邓石如书法为“国朝第一”的人应推皖人曹文埴。嘉庆十一年(1806)，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有详细记载： 乾隆庚戌秋，纯庙八旬圣节，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独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后文敏三日行，文敏与从，以山东发水转后，与山人相值于开山。时巡抚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驴过辕门，门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遥见山人，趋出延入，让上座，遍赞于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诸公乃大惊。 乾隆庚戌即1790年，这一年正好是乾隆五十五年。据《清史稿》载：“五十四年，上以明年八十万寿，命文埴毋诣京师。文埴疏言：'母健在，明年当诣京师祝嘏。至时如未能远离，当自审度。上体圣意，下顺亲心，诸事皆从实。’得旨：'卿能来，朕诚喜，但毋稍勉强。’五十五年，文埴诣京师祝嘏，上赐文埴母大缎、貂皮。” 从史书中可以看出：一、乾隆五十五年，曹文埴赴京是应朝廷之请专为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大寿。二、在祝嘏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四年，皇帝就专门将此事通知了曹文埴，并且在祝嘏时又得到皇帝赏赐文埴母亲的贵重物品大缎和貂皮。可见文埴在朝廷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深得皇帝垂青。三、文埴借祝嘏之机，“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的动机十分明确，就是想在朝廷重臣面前，极力扩大同乡完白山人的影响。曹文埴为安徽歙县人，他宣扬完白山人，显示出浓厚的乡土情结。其实作为特意记录这一事件的包世臣，其推扬完白之情亦不减文埴。只不过慎伯在《完白山人传》中以第三者的身份转述文埴之言，其赞美邓完白“国朝第一”较为深沉曲折，暗藏玄机。不过，书法史上“国朝第一”之评语并非曹文埴、包世臣所发明。翻检宋、元、明三朝书史，可见端倪。宋代苏东坡书论中就出现类似“国朝第一”之评语。苏轼对蔡襄书法推崇备至，他多次反复品评蔡襄书法，赞美有加，必推君谟书法为“国朝第一”而后快。他说：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又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苏轼赞赏蔡襄书法与包世臣呵护邓完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直接说君谟书为“国朝第一”，而是打着欧阳文忠公的旗号来赞美蔡君谟书“独步当世”，这首先表明他对恩师欧阳修有难忘之情，极力维护其师尊严，并称乃师之言为“至论”。其次，苏轼之说是想借山开路，凭借乃师欧阳修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威望，扩大蔡君谟的影响。再次，苏轼自己亦希望树立蔡君谟为书坛的时代楷模。为此他又不止一次直截了当阐明自己的书学主张，他说： 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 仆尝论蔡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 他不厌其烦推选蔡君谟坐上北宋书坛的第一把交椅，称其书法是当之无愧的“本朝第一”。其实，谛观苏轼所言，人们很容易就会听出他的赞颂声中夹杂着某种申辩，在苏轼的对面，似乎站着不少与他观念相左的人，这恰恰是他词锋频发的症结所在。当他郑重其事宣布“蔡君谟书为本朝第一”的时候，正是在正告那些不以为然的人。正像他自己所谓“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由此而论，将蔡襄书法推为北宋之“国朝第一”，实为苏学士之独见。倘若苏轼复生，在他身后的近千年里，人们总是把他的书法推为有宋“国朝第一”，不知有何感想？当然正像书法史是由少数精英分子挺起脊梁，勾画出历史的发展轮廓，作为一代杰出书法家，苏轼的论书主张不能不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或许可以说，蔡襄能跻身“北宋四家”，其得力处正在苏轼的九鼎之言。  邓石如隶书轴 元代书坛的赵孟頫（1254—1322）同样被冠以“国朝第一”。1278年赵孟頫与鲜于枢（1246—1302）在扬州定交，二人友善终生。鲜于枢看到赵孟頫38岁所书《过秦论》小楷，跋曰： 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赵子昂书法不仅在其好友眼中推为“当代第一”，他的书法造诣与建树，引领元代书坛，后世公推为有元书法“国朝第一”。明陶宗仪说： （子昂）善鉴定古器物名书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悉造其微，尤善书，为国朝第一。篆法石鼓、诅楚，隶法梁锺，草法羲献，或得其片文遗帖，亦夸以为荣，然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 赵孟頫于诗文书画，诸艺绝伦，难有其匹。仅以书法论，其“国朝第一”之誉绝非吹诩，有元一代无逾之者，《元史·本传》云：“（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明代书法品评当中，“国朝第一”的美誉呈蔓延之势，粗略记之，被称为“国朝第一”的书家有宋璲、李应桢、文徵明、祝允明、詹孟举等人。兹分举一言以证之。 宋舍人仲珩书，评者谓四体皆为国朝第一，其真、草、篆，予皆及见之，信然。 盖公（李应桢）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文徵明）先生楷书为国朝第一，画如其书，遒疏严贵，由工人物，亦绘家楷圣也。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徐有贞外孙也。生而右手枝指，因自号枝指生。以举人授兴宁令，稍迁应天府通判，亡何乞归。其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 皇明中书舍人新安詹孟举，真书每一行二字，在蜀府者为第一本，字方四寸，劲健壮丽，盖国朝第一手也。 明代所列“国朝第一”的大致有上述五位书家，这和宋元两朝各表其一的情况迥然不同。从理论上讲，“国朝第一”力图标榜书家成就之奇绝，在一代书坛独占鳌头，无与伦比，以此而特具褒扬之价值。“国朝第一”之书家理应发他人所未发，其在书法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旁人可望而不可即。从宋、元、明三朝评选的“国朝第一”来看，元代赵孟实为一代书坛盟主，宋、明两代所评书家似乎言过其实，更多羼入评者的主观感情色彩，有过誉之嫌。 那么清代皖人所评完白为“国朝第一”，其真实性如何？当曹文埴在庙堂之上高声宣扬：“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其褒扬同乡之情是否与完白先生的实际成就相吻合呢？  邓石如篆书节录《庐山草堂记》中堂 二、从清代以来的书论考察邓完白之“国朝第一”邓完白之书名大者，既得益于苦学，又得益于交游，更得益于名公巨卿之提携。《清朝野史大观》云：“山人既交两太史（张皋文、金榜），遂辗转与曹文敏、刘文清、上海陆副宪、镇洋毕尚书相周旋，举手而绝艺传矣。物登明堂，矞矞皇皇，士负不世才，岂不赖二三名公，出气力以提挈之哉！” 皖人曹文埴于庙堂之上评完白之“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即可见名公极力拔擢之良苦用心。倘若没有赏鉴家高明的眼光和唯贤是举的决心，藤杖芒鞋、贫困不能自给的一介草民邓完白何以有出头之日？令人庆幸的是，邓完白以其高超的书艺，身显名扬，流芳百代。当我们为这些赏鉴家不以出身抑人，专以才力艺能推人的义举所感动时，我们犹需对那些嘉言善评加以甄别，从学术的层面对邓完白的书法成就做实事求是的评判。 对于曹文埴的书学主张，清代以来赞成与攻讦者不乏其人，大体可分为为三类。 其一，完全赞同者，其代表首推皖人方朔。他在《枕经堂文抄·为陶叔渊广文题完白山人四体书》说： 吾乡完白山人四体书，皆高古绝伦。若如包慎伯大令九论书言之，则神品一人，惟以山人篆隶置之，妙品上一人，惟以山人分及真书置之，能品上八人，以山人草书置之，逸品上十四人，以山人行书置之。则诚如曹文敏公所定国朝第一。诚第一也。 方朔是曹公的有力支持者，其言语中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方朔最后一句“诚第一也”，表明他对曹公持论完全赞同，即完白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但他未对包世臣的书论提出质疑，其实包世臣品评邓完白书法堪称“神品”者，只有篆、隶两种书体，并非四体。 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将清代书法划为五品，即：“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 其五品不仅表明每个书家风格上的差异，而且揭示出书家们在艺术成就方面的悬殊。显然包慎伯是把“神品”作为最高等第，依次而降，乃至“佳品”。事实上，包世臣的观点与曹公在某些地方存在分歧，方朔将两人的书学主张放在一起是相互抵触的。对曹公观念完全赞成者还有赵之谦，他在《邓石如书司马温公家信题记》中云： 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隶书为第一。  邓石如隶书《吟坛花榭》联 赵之谦虽然言辞闪烁，并未明确说出完白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但他那句“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已经涵括了多种书体。从后一句话“山人书以隶书为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赵之谦此话就是针对邓完白所擅长的篆、隶、真、草等多种书体而作的一个总论，即完白“四体皆为国朝第一”。同样，沙孟海先生也对完白书法从整体上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 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在沙翁看来，清代“国朝第一”的大书家，若要全民公决，最终选出的不是庙堂之上的刘、翁二学士，而是“藤杖芒鞋的邓石如”。大概是因为刘墉擅行草，翁方纲擅篆隶，而邓石如则四体皆擅，故将邓完白定为“四体皆为国朝第一”的大书家。 其二，部分赞同者，首推包世臣。一般学者认为包世臣与邓石如有师生之谊，其力推邓石如无疑也。有评者甚至认为，假使没有包世臣，邓石如最终只能汩没荒郊。张原炜在《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叙》中说：“邓氏一布衣耳，名不出州闾，位不及一命之士，世既无知之者，邓氏亦不求人知，生长蓬蔓之中，行吟荒江之畔，其后少见矣。卒以与翁、钱议相左，至以不合六书相诋，脱无安吴包氏，其人将老死牖下，汶汶以终焉耳。……自邓氏名为世重，识者未尝不引为深幸。顾扣其所由来，则徒以安吴故。”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苟同。包氏固有功于完白，然完白绝不因安吴一家之言而享永世清名。尽管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完白书法做过多次评骘，譬如： 于古文推阳湖恽敬子居，为百年巨手；……于书推怀宁邓石如顽伯，其次则诸城刘文清公。 怀宁布衣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所得专美也。 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 实际上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只把邓石如篆、隶列为神品，视为“国朝第一”。包氏在其书论当中，并不能证明他完全赞成完白“四体皆为国朝第一”。近代学者王潜刚也说：“包氏《艺舟双楫·论书》故意推尊山人之篆隶真书，而特贬其草为'不入晋法’。” 包氏并未把篆隶真书均列入“神品”，而是把真书归入“妙品”。细读包氏书论，人们可以察觉，他对完白四体书并非等量齐观。对于完白篆隶两方面的成就，均持赞成态度的论者还有王潜刚和康有为。他们认为邓完白的篆隶足配“国朝第一”之誉。 世臣于篆隶未下功夫，故只知山人篆分极有苦功，集其大成，而不知山人安身立命之处，乃从汉碑额变化而出，纵横自成一家也。 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 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完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学之成，张廉卿也。  邓石如草书《海为天是》联 前边包世臣、王潜刚、康有为等人把完白篆隶视为“国朝第一”，而还有论者则独美其篆书。只视其篆书为“国朝第一”的论者有杨守敬、张宗祥、刘咸炘等人，兹略陈其言： 王良常、钱十兰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惟邓完白以柔毫为之，博大精深，包慎伯惟推其直接斯、冰，非过誉也。自完白后，篆书大昌。 篆之用笔，至邓石如而一变，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使人有形迹可寻，此实创千古未有之局。 是篆之中兴，始于邓完白，正如文之有韩退之。 总之，部分赞成者对邓石如的篆隶书法赞美有加，这与乾嘉以来的学风及其士人观念密不可分。王国维先生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主干，二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经学赖史学而起，史学因经学而重。经史之学发展到乾嘉时期，小学和金石之学“揭竿而起”，这是因为清儒治学“有一普遍的认知，即认为由小学入经学，经学实；由经学入史学，史学真。” 清代学者把小学和金石学视为治经的杀手锏，于是篆隶书法一时风靡。清代书家甚至视篆学为要津，把篆书看得和经学一样重要。李瑞清自述： 余书本从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 正是由于乾嘉汉学的兴隆，而将篆隶书法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书法家相沿成习，必于篆隶大显身手。这种社会心理，迫使书家精研篆隶，论书家自然以篆隶作为“国朝第一书体”，形成一种焦点效应，邓完白之篆隶书法从而成为清代鉴赏家们眼中一道雄奇的景观。  邓石如《朱晦庵文语四屏》 其三，完全反对者，其代表有张舜徽。多数论者对完白山人的篆隶成就深信不疑，并推为“国朝第一”，而张舜徽却不以为然，一口抹杀，他说： 自从包世臣于《艺舟双楫》中为《完白山人传》，篇题下标明“嘉庆丙寅”，则嘉庆十一年也。包氏时年三十，学识功力，犹未大成。乃于邓石如之书法，推崇无所不至，尊之为清代第一书家，而隐然以第二自居，信可谓不自量矣。论者谓其与邓氏同产安徽，乡曲之私，不免阿其所好，理或然也。……平心论之，邓书非无功力，若必张皇过甚，至谓篆隶之工，无第二手，亦太逾其实矣。余平生于完白山人书法……则篆不逮钱十兰，而隶乃逊伊墨卿。……完白奋自僻壤，闻见加隘，胸中自少古人数卷书，故下笔之顷，有时犹未能免俗耳。 在张舜徽看来：一、把邓石如的篆隶推为“国朝第一”，缘于包世臣“同产安徽，乡曲之私，不免阿其所好”；二、完白篆隶固然很好，但说他是“清代第一书家”，实难令人信服；三、钱十兰的篆书和伊墨卿的隶书均好于邓石如，清代篆书和隶书的桂冠应赐予钱、伊二人，而不是邓完白。张舜徽敢于标立新说，勇气可嘉，但他将邓石如的篆隶建树大打折扣，难脱埋没人才之咎。邓石如在清代篆隶方面的稳固地位是很难撼动的。康有为评其篆书曰：“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南海与安吴两位碑学大家对完白篆隶的褒奖，奠定了邓完白清代碑派书法的主导地位，同时赢得书学界的广泛认同。对邓完白篆书发难者，舍张舜徽其谁？而对于完白隶书持反对意见者还有刘咸炘，他认为： 分书中兴，则不始于邓。康雍间隶书已盛，郑谷口为之标，乾嘉金石学大兴而甚盛，桂未谷为之标。……伊汀洲亦出翁门，笔力横绝，以拙为巧，乃逼西汉，完白不能过也。 梁启超同样认为完白隶书逊色于伊汀洲。他说： 墨卿先生分书，品在完白山人上，有清一代弁冕也。 完白隶书，倘若要推为“国朝第一”，学界存有争议。伊墨卿隶书之胜处在古拙、博大、雍容、富贵，濡染庙堂之气；而完白隶书有奇逸、质朴、雄浑、倔强之优长，洋溢山野之风。从士大夫的审美取向看，墨卿可占上风。墨卿化质为文，化俗为雅，将碑版书法文人化；然完白隶书，与清代朴学相消长，更多保留金石的苍茫、质朴、浑古之气，更加突出碑的自然属性和原始气质。就这一点讲，完白隶书自有其独到之处。完白甚为得意处，正在隶书，尝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 。故将完白隶书推为“国朝第一”未尝不可。 对完白“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之论，应作理性分析。“四体说”中有“乡曲之私”，亦有主观偏好，感情因素较多。而“篆隶说”则充分揭示了邓完白的碑学成就，更与清代朴学治学精神十分吻合。  邓石如草书立轴 三、完白“国朝第一”书法所具有的人格精神完白篆隶书法实副“国朝第一”之盛名，其碑学书法成就深受乾嘉时期学风的熏染，同时具有独特的人格精神。康有为说：“近人多为完白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 无其人格，其书何求？独特的人格精神是完白书法成功的重要基石和内在质量。完白书法独特的人格精神构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穷困的生活环境。 邓石如自述：“余幼家贫甚，甜酸苦辣，无不备尝。因是志无所定，举业遂荒。父虽督责使学，而心尝自苦也。盖父幼博学举业，至老尚不能得一衿，遂枯老穷庐，尝自悲之。故余益得以肆力于学，乃精史籀遗法，以游于世。” 贫困的家庭，艰难的处境，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厄运和灾难，但对于艺术家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养分和机遇。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诗人不幸艺术幸，对于碑学大家邓石如同样如此。贫困虽然使他物质匮乏，却带给他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贫困可以锻炼坚强的意志，同时带给人深刻而艰难的心灵体验。它一旦作用于书法，他人终莫能及。 梁巘面对山人书法只能感叹：“其笔势浑鸷，余所不及，充其才力，可以凌轹数百年巨公矣。”穷困的生活环境给邓石如的碑派书法带来深厚的精神内涵，逼迫他最终获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对于这一点，张原炜有过精辟的论述：“世传龙泓山人，晚年贫至不能存，其可见者也。向使邓氏早有以自暴露，或且以盛名自封步，未可知也。即不然而翱翔皇路，身陟显巍，坌华以萦之，金玉锦绣以汩没之，又未能专力于古也。谓邓氏之困，即其艺之由成也。” 诚哉斯言！ （二）独立不倚的质量。 完白虽贫穷困窘，然性格耿介绝俗，无所依傍。不为世俗所污，不为富贵所诱，真正做到“贫贱不能移”。包世臣称其“少产僻乡，眇所闻见，……性廉而尤介，无所合。”完白耿介特立的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在曹文敏带他入都为皇帝祝寿的时候。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发迹机会，完白并不是欣喜若狂，积极配合，而是从容淡定，我行我素。在曹公的强求下他勉强同意入都，但他不愿与这位倾力提携自己的达官贵人结伴同行，而是“后文敏三日行”；他的着装打扮一仍其旧，“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其“无所合”竟如此。 完白这种独立不倚的个性与其说是天性的自然表露，不如说是山人的主动选择。因为现实世界很多人的天性并没保留多久，就被世俗的名利地位挤压得无影无踪。山人的天性能够保持终生，原因在于他对世俗主动做出拒斥的姿态，小心呵护这种独立不倚、不媚不俗的品格。这不仅是他的人格追求，更是他的艺术追求。所以山人篆隶风格戛戛独造，直入阃奥，推为“国朝第一”。马宗霍在《霎岳楼笔谈》中说：“完白以隶笔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 山人“隶笔作篆”“篆意入分”，自成佳酿，其书法折射出独立不倚的品格。  邓石如隶书五言联 （三）搜求金石，游历名山。 清代中世，金石学大兴，书法家更是热衷搜求金石，探访名碑。章太炎先生认为，此时的“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就进一步促使书家津津于金石碑版。搜求金石既是书法家崇碑观念的有力体现，也是经学家治学精神的躬身践行。在这样一种学术风潮的感染下，学者们的访碑活动异常活跃。邓石如亦不例外。二十岁左右，他就搜求金石名迹，直至终老。 《完白山人传》说：“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完白刚步入成年，就失去双亲，于是壮游天地，四海为家。何绍基对完白山人的“刻石游”做了生动阐释，山人“所历名山，攀援幽险，饿则摘草木食之，夜间投宿，必研墨盈盘，纵笔作径尺大字，以消胸中奇气”。游历名山为完白的碑派书法注入了活精神。在“刻石游”中，他览天地之奇观，吸万物之灵气，融会成独特的笔墨语言。正如人们所言，山人“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故允推“国朝第一”。 （四）拜访名师。 在传统社会，书法家很多都是学问家，以学养艺是走上书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的书法大家常常以学问为本，他们十分重视交游，拜访名师。邓石如深谙此理，他的书法成就与名师的引导和教诲密不可分。他一生受益的名师有梁、梅、张惠言、金榜、曹文埴、刘墉、毕沅、程瑶田等。一方面名师在书学上给予指导：梁指出他的篆书“未谙古法”，于是他到梅家肆力于学，“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 名师的指导，造就了完白超绝的书内功夫，另一方面，名师开阔了完白的视野，拓展了他的思想境界，丰富了他的学识。1780年，完白于扬州之地藏庵僧舍拜访经学大师程瑶田。程瑶田在《与云升七兄书札》中说，山人“一切游客习气丝毫不染，盖笃实好学君子，瑶田心甚重之”。完白所表现的是学者笃学求实的作风，而不是游客世故油滑、虚与委蛇的恶俗，深得程瑶田器重和教诲。 完白不仅得到书法指授，还得到经史熏陶，积累了深厚的字外功夫。对于邓石如的学问，张宗祥是这样说的：“今证之邓石如，天分甚高，未见佳碑，致力肄习之时所作之书，皆不就范；及乎用功，临摹数年之后，卓然大家，非学问之力而何？且予所谓学问者，不仅书学中之学问也。” 程瑶田大师的提携，使邓完白有机会入围一流学术圈。大儒的思想品格、人生境界、远见卓识、学问修养，对完白无不加以影响。完白书法正是建立在一流的人格精神之上，才具有深远而不朽的价值，尤发当代书坛深长思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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