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长篇连载：前三国之《乱世群雄》（72）——曹操之死（上）

新用户6303bXRU 2023-02-15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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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第三十章曹操之死

第一节以法治国唯才是举

孙权投降，刘备被封锁在益州，形势对曹操异常有利，可惜天不假时，曹操从长安回到洛阳后，一病不起，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十五日，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中国人向来有盖棺定论之说，那么，该如何评价曹操的一生呢？

因历代正朔之争和《三国演义》的影响，对曹操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发展到近现代，曹操在民间已经被完全妖魔化，成为人神共愤的窃国大盗。这既是对曹操的不公，也是对历史的不公。

下面将曹操还原成人，从政治、军事、文化三个方面客观地对曹操做一个评价。

第一，政治方面。（主要从曹操治国用人谈起）

治国安邦，首定治国方略，次求治国人才，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因应形势的需求，来决定采用何种理念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是统治者建立和巩固统治的前提，而如何发现、选拔、任用人才则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问题。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于内廷，以儒学传家的豪门世族把持于外朝，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改变现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导致黄巾军全国性暴动，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虽然黄巾军主力遭到镇压，但天下已然分崩离析，大争之世，如何治国，就成为曹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一统之世，君国一体，报效对象只有一个，要挤上仕进的独木桥本身就很困难，甚至上去了也可能被挤落水中，人才被埋没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三国前期乃大争之世，皇权衰微，天下纷扰，诸侯割据，文臣武将各为其主。君择臣，臣亦择君，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人才的流动性相当大。人主除了发现、选拔、任用人才外，还增加了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问题。

曹操出身寒门，出于对儒学豪门的天然反对，选择了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的政治方略。

（一）以法治国。

首先声明一点，这里的“法”是指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曹操从入仕之时起就重法，任洛阳北部尉时制五色大棒悬于衙门“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最著名的就是棒杀十常侍之首蹇硕的叔父，使得洛阳城内的达官贵人富豪百姓都不敢违反宵禁，引得世人刮目相看。

任济南相时，雷厉风行地罢免贪官、禁绝淫祀，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济南祭祀汉城阳景王刘章的祠堂有六百多座，历代守相都不敢也不能禁绝，曹操能在短时间内撤祠禁祀，不用严刑峻法是不可能做到的。

军事范围内，治军用法。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令：“以前命将出征，只赏功而不罚罪，不是国家制度。从今以后，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建安十九年（214年）第二次颁布“求贤令”时，特意在后面加了一条：“选择熟悉律令的人执掌刑罚。”可见曹操军中一直有专司典刑的官员，因其事关生死之事，曹操特别强调要选“熟悉律令的人”来担任。曹操所下的各式“军令”中，对军队在屯驻时期与民交往和战争时期对敌作战都作了很多详尽的规定。

法令贵在执行，曹操对法的认识十分深刻，对执法的要求十分严格，在其所注《孙子注》中可以看到很多曹操对重法、执法的要求。

如“光有恩信，若无刑罚，官员就会出现骄惰的现象，难以使用”，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轻重随其刑”，“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曹操领军的最高境界是“虽用众，若使一人”，没有详尽的法规，严格的执法，是很难做到的。

巩固政权期间，施政用法。

曹操在要求选择熟悉律令的人出任军队典刑官的同时，又在丞相府设置理曹，任命高柔为理曹掾属，明确提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施政理念。

早在官渡之战结束之时，曹操就任用了一批将领担任地方行政官员，针对“有人认为军吏虽然有功劳，但德行不足以堪任郡国行政官员”的反对之声，曹操予以了义正词严的反驳，认为“明君不把官职授予无功之臣，也不奖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坚持提拔“功能”之士实行法术之道。

后来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和贾逵等人都坚决执行了曹操打击、抑制地方豪强的法术政策。

曹操执法之严格，不论亲疏、掾属、名士、重臣，只要触犯了律条，一律按律施行，就算心有悲怜，也不宽宥。

曹植的夫人，也是大臣崔琰的侄女因违背了不得衣锦的律令，就因穿了一件锦绣衣裳被曹操赐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代郡乌丸反，曹操任命儿子曹彰出征乌丸时告戒曹彰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任何行为都要在法令的范围内进行，你一定要牢记！”

曹操执法可以说是严酷，有时近乎于残忍，下属处理公务出现差错，曹操会施以公开杖击，和明代时的廷杖相似。以至于司空掾属何夔每天身上都带着毒药上班，如果曹操要杖击自己，宁死服毒自杀也不愿意受到公开杖击的侮辱。

乱世用重典，曹操有些法令制定得比汉时还要严厉。汉法规定有军士逃亡，其妻儿都会受到追究。曹操还觉得不够重，要加重对妻儿的惩罚。在执行死刑时，哪怕自己对这个人有所怜悯痛惜，也照杀不误。就是自己触犯了律条，也要予以惩处，最有名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踏麦田，割发替首的事。

也许有读者会觉得割掉一小撮头发而已，无关痛痒，曹操只不过在表演而已，真这样想就错了。古人重孝，所谓百善孝为先，特别是汉朝，是以孝立国，每个皇帝的谥号前面都有个孝字，通常称呼的汉文帝、汉武帝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的是汉孝文帝、汉孝武帝。

这种观念主要源自于儒学，而儒学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毁伤就是不孝，会受到千夫所指。上古到东汉时有一种刑罚叫“髡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以示羞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曹操执法一贯严厉，但对民众偶尔也有怜悯之心。建安十年（205年）征袁谭时，因川渠水冻结冰，就征抓民夫椎冰，有很多民夫逃亡，曹操下令抓捕追杀，不得饶恕。

有些逃亡者就跑到曹操住所门前自首，曹操说：“我也不能违背法令，你们不要来自首，还是自己跑得远远的吧，不要被官吏抓住就行。”民夫哭泣而逃，最后竟然还是被抓了。

面对生死无门的凄苦民众，执法如山的曹操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二）唯才是举。

曹操用人之策，最为著名的就是三下求贤令，要求群僚不拘一格举荐人才。

第一次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此时曹操为汉丞相已两年，距曹操兵败赤壁也已两年。北方基本平定，南方孙权与刘备共同抗曹。汉中张鲁、关中马超、韩遂、益州刘璋等割据势力尚存，但对曹操已经不能构成大的威胁，曹操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辖区内的稳定和建设上来。

令中所言“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表明了曹操此时以受命及中兴之君自居，希望得到“贤人君子共治天下。”

这个求贤令不长，但却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力量。令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不必是“廉士”，也不论是否“盗嫂受金”，只要有才就行。

东汉择士历来是重德轻才，曹操的“唯才是举”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人才选拔观念和道德是非观念。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出生寒门的曹操对由世习儒学形成的豪门世族的反对。曹操要借此来打破和摧毁汉末豪门世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和操纵，确立寒门政治的合理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豪门世族讲究礼制孝行道德廉耻，曹操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旧观念的手段来建立新思想。

现实的需求是辖区内战乱初平百废待兴，辖区外对手尚存侵扰不宁，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理和征伐。“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非常时期对能够给自身利益集团带来功利效果的“才”的需求远远超过对个人品行带来修养功效的“德”的需求。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此时曹操已为魏公一年，位在诸侯王之上。马超先降张鲁后降刘备。刘璋降刘备，刘备得益州。曹、孙、刘之外，仅张鲁尚存。此次求贤令与第一次几乎一样，再次重申了以“才”为重的观点，强调一定要选拔和任用“进取之士”，无论其有无德行。

第三次，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此时曹操已为魏王，距天子仅一步之遥。这次求贤令内容和前二次相差无几，唯一不同是直接说明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举荐，不得遗漏。仁孝为儒家之本，曹操直言不讳要选用不仁不孝的人，其用意就十分明显了。

曹操三下求贤令，不拘一格降人才，确实起到了集聚人才的作用。曹操所占据的中原地区，是拥有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地区，典章制度、礼仪教化、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远远多于和高于其他地区。

这些主客观原因相加，使得曹操阵营的人才远远多于孙权和刘备，也无怪乎诸葛亮要叹息“魏殊多人”。

其实，曹操主要的文臣武将早在建安十九年第一次求贤令前就基本聚集在曹操身边，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很少有不仁不孝的无行之人，除了郭嘉有“不治行检”的行为遭到陈群投诉，陈矫因娶同族女子遭到徐宣攻击外，还有王粲、杜畿、裴潜等“不修细行”的人，其他的基本上是循规守礼的正人君子。

当然也有极少数德行败坏的人，这也很正常。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人推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接纳征辟。文书到了陈群那里，被陈群封还给曹操。陈群认为这二人德行败坏，不能用，曹操不听，后来这二人果然作奸犯科被诛杀。

虽然求贤令为曹操集聚了大量的人才，但其更多的还是政治意义。从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强调可以推荐“不仁不孝”者的思想主旨来看，也更像是种政治宣言，其目的就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第二节用人之道

曹操广泛征召和使用人才与其用人理念有关，也与现实客观环境有关。前面讲过，曹操刚出道时和袁绍有过一番关于今后发展方向的对话，袁绍是南据黄河，北连戎狄以争天下，而曹操则是任用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往。

“任智御道”是曹操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曹操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和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资源，相反还是阉竖之后，没有祖宗余荫的庇护，靠自己一人之力不足以成大事，必须依赖更多的人才来为自己服务，来帮助自己成大事。

曹操所谓的“以道御之”的“道”，可以理解为大道、正道，也可以理解为曹操立身成事的统治之道，换句话说，曹操就是要任用天下的人才来实现自己的统治之道。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曹操特别注意吸引和任用人才。曹操的人才库大致由三类人组成：

1、由曹氏、夏侯氏等沛谯宗族子弟或亲戚组成的军事人才，这是曹操的核心集团，曹操的主要军事力量由这些人所掌握；

2、由颍川文人组成的谋士集团；

3、降将，有文有武。

除了主要军事力量掌握在宗族子弟或亲戚手里不容他人染指以外，曹操对人才的使用做到了“唯才是举”，各尽所能，人尽其才，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靠出色的人格魅力和能力吸引人才。

特别是起兵之初，许多人才都汇聚到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袁绍那里，一直到官渡之战前，曹操阵营里的许多文武官员都和袁绍保持着联系，随时准备倒向袁绍。以当时的情势来看这也是人求自保的人之常情，曹操对此也表示理解，并未追究这些人。

但也有独具慧眼的人才早就看出袁绍不足以成大事而弃袁投曹，其中最为优秀的就有荀彧、郭嘉等，他们完全就是冲着曹操的人格魅力和潜在的争霸天下的能力而来的。不光有文臣，还有武将，如袁绍的大将朱灵。

和曹操相比，袁绍的个人魅力和能力相差实在太远，早期集中在袁绍那里的人才多数投奔或投降了曹操，成为曹操倚重的人才。

二、不以个人好恶妄杀人才。

三国前期，大小军阀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受利益驱使而分分合合的现象屡见不鲜。今日的朋友成为明日的敌人，明日的朋友曾是昨天的敌人，其间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恩怨情仇，若率性而为的快意恩仇，势必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难成大事。这是江湖侠客的行为，不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行为。曹操在面对个人好恶、个人恩怨时，总能从大局出发，为未来着想，体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胸襟和气度。

刘备是曹操眼中唯一能与自己抗衡的英雄，郭嘉、程昱都建议杀掉刘备，但曹操没有采纳，其中的理由是害怕因此而失掉爱贤的美名，让本想来投奔的人才望而生畏。不听袁绍的指使去杀杨彪、梁绍、孔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魏种，是曹操举荐的孝廉，深得曹操的信任，在张邈、陈宫兖州叛乱时，曹操曾信誓旦旦地说只有魏种不会抛弃我，结果魏种却抛弃了他向北逃跑了，使曹操颜面尽失，气得发誓就算魏种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重罚。等到真的抓住魏种后，曹操却亲自“释其缚而用之”，理由只有一个“唯其才也”。

张绣，两降两叛，特别是第一次叛变导致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被杀，猛将典韦战死，给曹操带来巨大的心理伤痛，但当张绣第二次投降时，曹操仍然接纳了他，并为自己过继给二弟曹彬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陈琳为袁绍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辱及曹操三代，抓获陈琳后，曹操只是口头埋怨了几句，并没打击报复，还任命陈琳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

……

面对这些或将成为自己的对手、或是抛弃自己的亲信、甚或是害死自己亲人、爱将、辱骂过自己祖先的人，曹操都能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好恶和恩怨，仍然给予重任，确实显示出曹操超越个人意识的用人观。

三、用人不疑。

这是一个领导者最应该具备的品性和胸襟。用人最忌疑猜，既耗费自己大量的精力去关注、过问、甚至干涉下属，又阻碍和伤害了下属履行职责的过程和尽职尽责的积极性，还使得这个职务形同虚设，影响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曹操一旦委任于人，就很少疑猜。

程昱，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平定兖州叛乱中居功至伟。程昱本名程立，就是在这次力保三城之后，曹操为其改名为“昱”，深得曹操信任，先后任东平相、尚书、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程昱性格刚戾，得罪了很多人，就有人告其谋反，曹操采取的办法是赏赐程昱更多东西，表示对程昱的信任。

国渊，大儒郑玄的弟子，任魏郡太守时，遭人诬陷，曹操下令捉拿其人，最终查找出了诬陷诽谤者。

于禁，早从鲍信，后随曹操，跟曹操征张绣时，于败兵途中惩治趁火打劫的青州兵，曹操不但没偏听偏信先告状的青州兵，反而立即封于禁为益寿亭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