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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寺庙”常常作为词语连用，还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俗话，似乎大家都默认了“庙是和尚的住处”这么一层含义。 但要是仔细一想，名字（学名）叫“庙”的大部分建筑里并不住和尚，和尚通常都住在寺里。 这一现象恰恰证明了一件事，“寺”和“庙”并不是完全的同义词，它们所指向的建筑物从定位到用途，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从“中国第一古刹”开始 说到中文里“寺”被用作建筑名称，通常人们会往“最早出现”的方向去想。 而目前有记载可查的“第一古刹”，自然就是位于洛阳的白马寺。  白马寺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当时正值汉明帝在位时期。 某一天，这位皇帝做了个梦，竟梦见了浑身披着金光、头顶光芒的巨人，正围着宫殿不停飞行。 古代人十分看重梦兆，认为它预示了人生际遇甚至国家的吉凶。汉明帝自然也不例外，他把自己的这个梦描述出来，让群臣想办法解释：梦中巨人是什么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汉明帝虽然被后世认为是“明章之治”的开创和奠基者，但因其性格和施政方式偏向严格，有人评价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这样的一位皇帝既然发了话，底下的臣子们当然要想尽办法给出解释。 一来二去，还真有人给出了答案——某个大臣回奏“西方有神，名曰佛”，并说“佛”就是这样身长一丈六尺、全身金色的形象。 汉明帝听了这话，便派出了官方使团到天竺（今天的印度）去求佛求法。这支队伍奉命出发，一来一回花了足足两年时间，但收获堪称丰厚。 据《魏书》记载，这支使团回到洛阳时，不但带回了佛像佛经等各种宗教器具，还请回了两位来自印度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  汉明帝眼见使者不负使命，非常高兴，以极高礼遇接待了高僧，还命令画工照着佛像的样子画成图画，挂在清凉台、显节陵等地方。 随后，皇帝又下旨在洛城雍关以西选定了一块土地，按照使团和高僧描述的“浮屠遗范”修建僧院，命名为“白马寺”。 这个名字的来由，有说法是为了纪念迢迢千万里、背驮经书来到洛阳的白马，也有看法认为来自佛教故事中“白马悲鸣”的传说。 总之，这处僧院由于皇家敕命、官方修造，从诞生开始规格就很高。  建好之后，它便成为了当时弘扬佛法、藏经译经的中心，来自天竺的两位高僧也长住此院，直至去世。 白马寺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不但在中国地位超然，日韩、东南亚等国的佛教界对它也十分尊崇。 日本曾经捐资重建白马寺的钟楼，并在寺中树立了空海雕像；泰国、印度、缅甸三国也纷纷由官方出面出钱，修建了富于本国风格的佛殿。 至今不少人到洛阳旅游，都会特意到白马寺和门口的两尊宋代石马合影；前不久，王健林还被拍到出现在了参观白马寺的人群之中，这就是白马寺的影响力。  三府九寺 既然历史悠久、影响力极大的“第一古刹”以寺为名，后来纷纷修建起来、供佛教僧侣居住的建筑自然也就跟着遵循旧例。 虽然北魏太武帝时曾经将僧寺名改为“伽蓝”，隋炀帝改叫“道场”，但从唐代开始就又改回了“寺”。 总的看来，还是以“寺”命名的情况较多。 始建于北魏的少林寺、唐代的大慈恩寺与开元寺、宋代大相国寺与灵隐寺、明代灵谷寺与大报恩寺等等著名寺院，全都是按这个规矩命名的。  虽然“寺”字被作为佛教僧院的定义在历史上逐渐成为惯例，但这个字的诞生和使用，实际上远在汉明帝做梦、白马驮经之前。 按古代典籍中的解释，“寺”字与“侍”字同源，本意泛指宫廷内办事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场所。 古文中有“寺人”、“妇寺”等说法，指的是国君内宫中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低层臣子，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阉人、宦官。 到西汉时候，“三公九卿制”被建立完善起来，三公办公地统一称为“府”，九卿的官署则称之为“寺”，三公九卿就对应了三府九寺。 其中的鸿胪卿负责传达皇命、礼待宾客，其职能和现代的礼宾司差不多。  据传说，来自天竺的两位高僧抵达洛阳之后，按照惯例就是先由鸿胪卿代表皇帝接待，入住也是在该官员的官署“鸿胪寺”中，等到白马寺竣工之后才迁居。 有研究认为，正是为了强调这种“待为上宾”的礼遇，同时彰显佛教弘法代代延续的道统，这所新建的僧院才以“寺”来命名。 由此看来，中文中代表特定建筑的“寺”从汉朝开始，至少已经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其一当然是佛教禅院。  随着佛教的发展流行，历朝历代名寺众多，不但留下了关于高僧佛理的诸多轶事，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寺院出现。 诸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姑苏城外寒山寺”、“山寺月中寻桂子”等等，都是流传很广的名句。 其二则是封建王朝“九卿”的官署名称，例如太常寺、光禄寺、大理寺、司农寺等等。 这些官署的名称自隋唐时代大致定型，后来的朝代基本上都选择了沿用。 北宋初年，为了避讳宋太宗的名字“赵光义”，光禄寺被改成了崇禄寺，但代表其性质的“寺”字，却始终没有动过。  “庙”的来源 至于“庙”，由于“庙会”、“土地庙”等说法的存在，这个字似乎本身就比“寺”要更接地气一些。 然而实际上，“庙”这个字的本义是非常隆重庄严的，使用级别也抬得相当高。  《尔雅.释名》中对庙字的解释是“貌也，先祖形貌在也”，意谓供奉祖先神位和画像的专用屋子，习惯上也有宗庙、太庙、祖庙等说法。 在西周时代使用的金文中，“庙”这个字由代表房屋的元素和代表朝廷的元素构成。 这意味着庙中享受祭祀的对象，是与朝廷君王同样必须受到尊崇的人，而宗庙本身的地位与朝廷不相上下。 古人把宗庙看得极其神圣重要，认为它象征着君权神授，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代表着帝王承袭祖先传承的法统正当。 例如坐落在北京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前身就是明朝太庙。 自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建立太庙以来，它一直承担着祭祖的功能。 与它对应的是位于天安门另一侧的社稷坛，因为古籍中有“左宗庙，右社稷”的说法，所以设计建筑时才刻意如此安排。 而且，古代关于庙的数量、规格等规定十分详细，就像使用“鼎”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一样，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礼记》中曾有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 身份等级越高，能够立庙的数量越多，如果是古代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没有“资格”立庙的。 于是活着时做出大事业、死了进庙受祭祀，便成了不少封建士大夫的一大人生追求。 《后汉书》就记载过一个大臣的言论，他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反映了古人对“庙食”充满尊崇和向往的心态。 因为庙在整个封建礼制中的重要地位，皇帝所居的宫殿也被称为“庙堂”、“廊庙”，进而代指整个朝廷。 古时候称许胸怀大志、追求高远的人为“廊庙器”，实际上就是恭维人家“这个人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的”。 范仲淹名作《岳阳楼记》中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庙堂”也是同一个含义。 最能体现庙在古代礼制中重要性的细节，一是帝王的庙号，二是明代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庙堂之“重” 庙号，指的是君主死后神主进入太庙、享受供奉时所称呼的尊号。 从商朝时起源一直到三国时期，庙号的存废虽然断断续续，但规则却大体是不变的：并非所有君主死了都有庙号，这是只有一部分人享有的“特殊待遇”。 商朝的庙号分为三种：创基立业者称“太”、功高者称“高”、有中兴之功者称“中”。 另外再参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称“祖”或者“宗”。 汉朝将此前濒临废弃的庙号系统又重新恢复起来，它对庙号的使用非常谨慎——西汉十几个皇帝，获得庙号的仅有4人；东汉同样十几个皇帝，获得庙号的仅有3人。 在“庙号”问题上如此吝啬拮据，实际上也是为了应对祭祀的实际情况。 按惯例，君王死后会建筑专属的家庙来祭祀，但过去几代后就需要毁去原庙，将神主合并到太庙中合并祭祀。 这个合并祭祀的过程称为“祧”。 这一规则的实际意义是很显而易见的——如果每个君王都保留单独的庙，多传几代之后要祭祀可就太麻烦了。对于那些功业极大、地位极高的帝王，才会特别追尊庙号，以示“百世不祧”之意。 用白话来解释就是，死了的君王只有获得了庙号，才能避免被迁到宗庙里去吃大锅饭的结局。 虽然这种做法确实有符合逻辑的道理，但既然宗庙在古人思维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哪个皇帝不想给自己弄一个“百世不祧”的地位呢？ 于是大致从靖康之难开始，关于庙号的种种骚操作便层出不穷起来。 比如南宋的首任皇帝赵构，生前也曾经动过追求“百世不祧”的主意。 他授意手下的文臣和儒生营造舆论，以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功自比，希望给自己弄个“世祖”的庙号。 后来，也幸好他的儿子宋孝宗和大臣们多少还顾念一点脸面，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个提议否了，赵构的庙号便成了高宗。 到了明清时期，皇帝们的操作更加明目张胆：朱棣坐了江山迁都，庙号称为成祖；雍正认为他爹政绩惊人待机又长，必须用规格极高的庙号才能表达褒奖和敬意，于是康熙的庙号最终定为圣祖。 明朝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在南巡过程中突染重病，当年就驾崩了。 由于他死时没有儿子，皇位继承成了一个大问题。 最终由当时掌握大权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太后共同拍板，立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为皇帝。 按照明朝惯例，此时的朱厚熜应当过继给正德帝的父亲也就是弘治帝为子，至于自己的生身之父则变成叔父。 但朱厚熜自己不但不接受这套方案，反而力争要把自己的亲爹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亲妈封为太后，并在祖庙中给父亲弄到“应有的位置”。 在谨守礼制一派的大臣看来，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其中还牵涉到政治力量的消长。 这一矛盾反反复复旷日持久地争论不休，光是时间就拖了两年有余，从前朝到后宫、从科举新贵到前朝首辅，几乎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其中议礼一派首领、新科进士张璁之所以得到皇帝器重垂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风向不利的局面下果断上疏，提出了“仍以生父为考，在京别立兴献王庙”的论点。 最终两派意见的激化爆出了左顺门的一场百官伏阙、哭谏撼门事件，此事直接导致一百三十余人被锦衣卫逮入诏狱拷讯，后来光是廷杖而死者便多达十八人。 由此也可见宗庙地位在古代帝王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结语 除了朝廷专用的“庙”，还有一种庙是用来供奉神灵的。 人们相信神灵受了香火便会保佑生人，而那些死后被人纪念的忠臣义士也享有和神灵同等的地位。 中国大地上广泛分布的孔庙、岳王庙、关帝庙、城隍庙、土地庙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由此可知，寺与庙实际上是区别明显的两类建筑，那么为什么人们习惯口语中会把“寺庙”连用，甚至有的地方会省去寺院名称、直接称之为“大庙”呢？ 原因之一或许是随着封建时代的消亡，原本那种等级森严泾渭分明的文化背景也逐渐失去了存在根基。 而无论寺还是庙，同样具备烧香求神的功能，建筑风格也往往庄严而堂皇，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仰崇拜的感受。 久而久之，在口语中把“寺庙”视为含义差不多的建筑，也就有迹可循了。 参考信息： 《寺、庙、祠、观、庵有区别》；民族时报； 2016.05.12
《寺和庙》；语文知识；2000年第6期 《历史读本（中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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