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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首开风气，从理论上确认艺术之美在于形式，且为经由艺术手段升华后的第二形式：“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种第二之形式。……凡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实赏其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术为尤甚。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吾人爱石刻不如爱真跡，又其于石刻中爱翻刻不如爱原刻，亦以此也。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气、曰味，皆就第二形式之言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王国维将其审美范畴体系中的“古雅”与形式及第二形式对应起来：“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以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书法艺术之前靠文人传承，现在靠书法家，至于内容，或古诗词，或俗格言，大多不是自己的文字，可谓形式大于内容。朱光潜的选书之法即“拿到一本新书，往往先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作为传播手段的形式，如人之初逢，总是先为外表所吸引，之后才会认清其中的大度与小气、深邃与浅薄。文章则终归要从文字入手，一探究竟，得体的形式，为内容增值。词意悠远，笔力劲拔，深刻的美文，一如又有文化又有钱的少年，可遇不可求，一如缘分这厮，太随便，你会错过，太认真，你会难过。语言甚至会塑造人们的思维，语境不同，行为也异，“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展览体用来参加展览，江湖体用来行走江湖，不同的文体，则表达不同的内容。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有这样的评价：“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融通新旧，义取因时，纂组裁量，各依条贯，不取矜奇立异，亦非袭故安常，恰到好处，何其不易。先看形式，再及内容，内容隐于形式，形式载之内容。实则不尽然，麦克卢汉有延伸论，媒介是人的延伸，由此推断，形式则是内容的延伸。太在意形式，注定会缭乱内容，分散注意，不在意形式，则会损伤包装，买东西时谁都会在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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