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作书的材料无非两大类,一是丝帛,二是竹木,故有“书于帛者日帖,书于竹木者日简册”的说法。 造纸术发明之后,帛与嫌素及纸并用于书写,而竹木则渐渐隐退。比之笨重的竹木材料,丝帛与纸当然方便得多了,尺犊短札既具实用功能,又使书家墨迹广为流传,抑或为藏家搜求把玩,一时成为风尚,如二王传世法帖中不少便是这类尺犊短札。宋代开始有搜罗古代书迹镌石刻帖之举,最为著名的即刻于宋淳化年间的皇皇十卷《淳化阁帖》,所刻内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特别是二王父子手迹,包罗众多,洋洋大观。此后,刻帖之风历代都盛行不衰,直到近代坷罗版印刷术的出现才渐趋衰落。由帖而衍及帖的内容、风格、流派、历史、刻法、临习方法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庞杂的专门学科——帖学。帖学一脉直至清代大兴考据,碑学崛起,才渐成式微。 而碑,是书法文化传承流播的另一种物质载体和形式。碑最早起源于宫庙庭院中竖立的石柱,用于拴马或计量时间及丧葬时下棺用的支架等,后来刻上文字,记载具体内容。秦汉之初,大量碑石以其文字的纪念意义渐渐取代了其实用意义。这种刻石文字的形式及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如各类刻石、碑喝、墓志、造像、石幢,题名、摩崖、石经等,虽然其形式各异,但质地相同,或石柱,或石块,或石壁等等,均非墨迹,而是刻石文字,故统称其为碑刻。与帖学相对应,亦由此形成了内容繁复的碑学体系。碑学的形成与建立虽然从时间上晚于帖学,但碑学自清代中期崛起之后,突飞猛进,几欲取帖学一系而代之。由此,在中国书法文化历史上,帖学与碑学几乎涵盖了古代书法发展的两大源流,成为两道交相辉映的风景。
榆扬北碑而贬抑南帖,其甚无过康南海者,康氏在其《广艺舟双揖》中把北碑书法归结为十美:“一日魄力雄强,二日气象浑穆,三日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日意态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日骨法洞达,九日结构天成,十日血肉丰美。”“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他甚至认为,以唐为界,“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泄,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康有为的观点明显带有矫枉过正的偏激之意。但自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的理论学说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层层递进,步步深人,使崇碑尊碑蔚成风气,对屡经翻刻渐趋衰弱的帖学体系的冲击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 碑学的崛起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直接因素而外,隐藏其后且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人们审美认识的觉醒与变易。明末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观念的活跃,对太过理性、讲究法度且技巧圆熟乃至媚俗流丽的帖学书风重新审视。尽管清初康乾时期由于皇帝的推扬,赵、董书风曾一度盛行,但许多思想敏锐、个性强烈的书法家还是悄悄地开始溯本求源,对新的表现形式与风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或者追溯唐碑之源,在帖学基础上融人篆分笔意,以“真唐碑”抵制“假晋帖”,如翁方纲、钱津、龚晴皋等。或者冲决既有法度与程式的藩篱,怒不同人,师心自用,如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燮等。这时,阮、包尊碑理论的提出与推广便恰恰满足了艺术创作实践的需要,顺应了艺术发展的趋势。 但凡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碑学崛起也是与嘲讽、谩骂和抨击一路相伴而来。如游心汉碑的郑谷口被骂为“妄自挑越”,金冬心与郑板桥被斥为“八怪”之一,属典型的“旁门左道”,包世臣被张之洞等人攻击为“不雅之妖”,北碑书法更是被骂为“不参经典,草野粗俗”,等等。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自面世以来,更是屡遭贬斥,如朱大可《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中明确指出:“迫乎末季,习尚诡异……务取乖僻,以炫时流,先正矩镬,扫地尽矣。长素乘之,以讲书法,于是北碑盛行,南书绝迹,另裁伪体,触目皆是,此书法之厄,亦世道之忧也。”在维护帖学的“正统”者眼里,碑学崛起几与“洪水猛兽”一般。 自清初碑学兴起至今已三百多年,碑帖之争从未间断。一代代书法家们在“碑”与“帖”的比较、争诉中对书法传统进行着不同侧面的考量与探询。事实是,有人临习碑帖找到古意,有人在名帖中学得神采,南帖也好,背碑也罢,勤学、学对就好,就怕不沾碑帖,自我独创(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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