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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在《嘉祐集》中写道：“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这里的“课”，其实就是考核的意思。岁尾年初，无论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大厂，都难免进行一轮轮的考核考评，以便奖优罚劣，为一年来各个单位各类人员的贡献表现打分定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有这事情，而历朝历代中官吏考核机制最为完善的，还是煌煌盛唐。唐代的年终考核将官与吏均纳入考课范围，综合考核的等级与标准明确、客观且便于执行，而且其以考等定奖惩，推动了吏治的改善，使得有唐一代良吏不断涌现，虽然也不乏酷吏、贪官的存在，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面积的贪腐现象，直到唐朝末年，贪腐现象始终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唐朝的官员考核每年进行一次，称为小考，每三至四年（基本是官员的一个任期）则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考核官员当年的政绩优劣，大考则考核官员任期内的政绩。唐朝主管官吏考核的最高机构是吏部考功司，“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由考功郎中负责考核京官，员外郎负责考核各地地方官吏。不过，考功司并非包打天下，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基础性的工作，虽然“京师诸司及地方官府的考簿皆汇总于考功司”，由其司人员分类整理登录，进行初步审核，并分别评出考核等级。但是，内外官员最终考等的审定，却是由校考使评估的。唐初就规定，以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内外官考，称校考使；又以中书舍人、给事中这种大内秘书类的人物各一人充监内外官考，称监考使。这样以来，考功司完成初步考核，两位大佬级高阶京官复审，再由两位皇家秘书监督那两位大佬的工作，三重保险基本可以保证干部考核的公平公正。而且每年考核工作结束后，还要予以正式公布，接受考核的官员都会收到一份称作“考牒”的文件，上面用朱笔记载着被考官员的考第，相当于今日的书面业绩鉴定表。这样以来，整个考核工作可谓公平公正公开啦。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代官员考核标准分为“四善”与“二十七最”。“四善”是对官员品德、作风以及工作态度的要求，也就是对“品德”的考核；“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不同工作性质，对各类不同岗位官员职责和政绩的原则要求，这就是对“业绩”的考核了。考核结果等级共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按标准定等级，按等级定奖惩。唐代的政绩考核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根据对官员的考核结果确定等级，并把考评等级与奖惩、任职和晋升挂钩。唐朝规定获得中上以上等级者，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获得中中者，保持本禄不变；中下以下等，每退一等，减禄一季。五品以下官员，四年之内皆获中中者，可以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中上考，则可再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上下考，则再晋升二阶。由于官员任期内每年的考等高低不同，如果期间有比较低的考等，则“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如果有下下考者，则解除其官职。可见官员能否升迁与考课成绩关系密切，这就促使官员不得不做好本职工作，不敢稍有松懈。而且，在唐代前期，国家强盛富裕，对官员也大方，当时地方官员如获上考（指获中下考以上者），除了可进阶外，也有经济奖励，也就是职级上有进步、经济上有收入，对于综合考核成绩特别优异的，则直接升官。开元年间中，卢从愿任豫州刺史时考核成绩天下第一，唐玄宗不仅赐其绢百匹，还将其升为工部侍郎，此后官场一路顺畅，以吏部尚书致仕，还在史册中留下“金瓯相”的典故。唐朝前期的官员考核标准很严，成绩高者不过中上。韦坚在天宝元年（742）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他改革漕运，每年运输到长安的粮米、财宝不计其数，也仅获得了一个中上的考等。滕王李元婴任金州刺史时骄纵逸游、不理政事，虽然这家伙是唐高宗亲叔父，在宗室中地位尊贵，但考核时被定为下上考。唐代著名神探级官员狄仁杰在高宗时任大理丞，一年断案17800件而无一人诉冤，年终考核却仅获中上考。即便如此，校考使刘仁轨仍认为其为新官，不可能有多大的成绩，怀疑这考核成绩里面有水分，遂将这一考等都给否掉了。后经狄的直接领导大理卿张文瓘据理力争，最终将其考等改为上下，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等级。不过，考核这种事情，是由人具体操作的，自然就带了人为的作用在里面，避免不了人情世故。唐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执行时间一长，便开始出情况。特别自安史之乱以后，考核成绩开始浮高，被定为中上考的人越来越多，遂使考核的积极作用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按照规定只要获得中中考就可以保持本禄不变；五品之官如果四年之中皆获中中，就可以进阶一级，所以这一等级是决定官禄增减以及官阶升降的关键，于是官员遂竭力追求中中以上的考等，主持考核者也不愿意当砸别人饭碗的恶人，所以考核成绩水分自然愈来愈大，到了晚唐竟然出现了各部门按官职高下确定考等的现象。到了这个境地，这种考核也就没啥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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