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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处农舍里，中共华中局副书记谭震林，约见了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并传达了一项特殊的任命。 原来，在当时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下定决心要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建立地下市委，以开展有效的对敌工作。而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陈修良，就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 要知道，南京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一直处于高度的白色恐怖之中。自1922年中共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后，市委组织已连续八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八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度时间里，整个城市连一名地下党员都没有！到当时，地下党掌握的情报表明，国民党对南京的特务统治，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和组织上的灭顶之灾。陈修良又何尝不明了此次任务的凶险和艰难，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只见她抬起头，嘴角露出淡淡的一笑，坚定有力地回答：“分局要求什么时候动身？” 谭震林为之惊讶了:“你不提提困难，就问什么时候动身？” 陈修良继续淡淡地回道：“困难，当然很多，克服它就好。” 从此，陈修良开始了一方面保护自己、一方面投身战斗的虎穴生涯，并最终不负众望，靠着打麻将伪装身份，控制南京情报网，并帮助解放军顺利渡江，成功解放南京。 那么，陈修良的特工生涯是怎样的？她又是怎样靠着打麻将来开展地下工作的？
陈修良 陈修良艰难的求学经历 1907年，原名叫陈秀霞的陈修良，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从小家境优渥的她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擅长古文和书法。 1922年，陈修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具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她作为宁波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召集全体的同学们举行大会，并成立了宁波女师学生自治会。 彼时，陈修良不顾校方的百般阻挠，带领着学生参加全市的抗议示威游行。后来，她又被选为女师自治会会长兼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 最终，在陈修良快要毕业时，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给开除了学籍，虽然人生第一次遭受了这样的打击，但她却并未放弃继续学习的道路。1925年10月，陈修良又考入了杭州省立女子中学，继续学习，直至中学毕业取到初中文凭。 1926年，她考入了上海国民大学文科。进入学校的一个月之后，随着大革命的高潮，陈修良就在孙鸿湘和徐玮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上海共青团。作为学生会代表，她积极组织思想进步的学生开展学生会的工作。
陈修良 正式成为党员却遭叛变 1927年初，陈修良跟随共青团中央委员李秋实，前往湖南长沙做开辟工作，并担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的秘书。随后经由向警予的介绍，她转为了正式中共党员。 11月，陈修良被派往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沙文汉。1932年，两个人正式结为了夫妻。 但因为之前在原中国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余飞在安庆叛变，隐藏在安庆教育厅做地下工作的沙汉文被余飞告密，只能与陈修良一起仓促转移。在此过程中，俩人都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之后经历千辛万苦，沙文汉才找到了在日本东京有党关系的同学汪孝达，然后这对患难夫妻就结伴逃往了日本。随后，俩人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与上海中央特科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但没过多长时间，由于国内形势动荡，两个人再一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得已之下，他们选择离开东京，返回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为了继续做革命工作，他们选择在进步刊上用笔名发表文章，先后又在《东方杂志》、《妇女生活上》发表了宣传全民抗战和妇女解放的文章，积极投入到了文化界的救亡运动。
陈修良与沙文汉 重回组织的得到重用 1937年，在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中共中央派遣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刘晓，来上海组织党的重建工作，由于陈修良与沙文汉在上海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刘晓的重视，刘晓决定重用他们两个一起组织进行党的重建工。 经过商讨之后，众人决定在“临委”之下，成立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广大群众以及社会上层的进步人士，有利地向各界都宣传党的革命思想主张，加快在这动荡的局势中尽快地发展党员。 在群众委员会中，刘晓任命陈修良担任委员，继续为党从事妇女工作。 11月份，党组织在上海的重建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与发展，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而一直认真完成党组织交托任务的陈修良，也被任命为了省委妇委书记和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之后，在陈修良的努力之下，她团结了许多知名人士一同参与抗日救国的行动，并将中共的秘密党员分布在了上海妇女救国同会、青年救国会、及其主要分支机构里边。在陈修良等人的努力之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陈修良 接受重任被派往南京进行地下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党组织在南京的工作受到了阻碍，南京地下工作部与地下党联系更是十分的困难。 后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下，华中分局城工部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成立以于统一领导各系统地下党员的南京市委，为此，南京市委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亲自找到了曾任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委派她潜人南京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开展斗争。 这便出现了开头中所讲的那一幕。 陈修良离开根据地前夕，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长的丈夫沙文汉与她话别，对多年患难与共的 沙文汉来说，这次话别也可能是最后的诀别。 当时陈修良坚定地说： “南京城犹如虎穴，这次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沙汉文点点头，赠给妻子一首诗以壮行色：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艺无翻海鲸， 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陈修良与沙文汉 接着，陈修良就告别了在上海的家人，义无反顾地奔向南京开展地下工作。 在市委委员朱启銮的相陪之下，陈修良脱下军装，换上便衣，以“贵妇人张太太”的身份住进了朱家，对外宣称是朱启銮的姑妈是前来做生意的，以免引起敌特的注意。 她在朱启銮家住了一段时日后，意识到老朱系市委成员，万一发生意外受牵连，损失太大，于是她又以姑妈的身份住进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中。1947年10月，陈修良再次乔迁，在湖南路与地下党员林征夫妇组成新的“家庭”，角色依然是姑妈。 当时在邻居的眼里，陈修良十分喜欢打扮自己，总是穿着一身旗袍，带着墨镜，虽然穿着十分华贵，但是通过她的言谈举止，却可以知晓这是一个没接受过文化教育，自身文化素养低的妇道人家，更别别说报纸上所报道的政治国事，她更是一概不知，毫不关心。有事没事还总是会找几个人一坐就是搓一下午的麻将，所以邻居们都以为她是真的爱打麻将。 殊不知，陈修良一是以阔太的身份隐藏自己，二是以打麻将，来四处游走控制南京情报网。直至南京解放后，邻居们才知道陈修良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女特工，无一不被震撼。
但谁能想到，就是外人眼中遮阳一个普通的、爱打麻将的妇女人家，后来在南京政坛干了一件大事。 收集情报工作 刚来南京的时候，陈修良就在中央的指示之下，在市委专门设立了情报系统，并任命卢伯明为负责人，之后又设立了策反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由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所负责的，这两个系统主要负责在南京获取机密情报，任务之重大全权由陈修良负责单线联络，并由她直接向中共上海局做报告。 陈修良在国统区做地下党工作期间，就深知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她能正确判断当下最有利的时机，并凭借着自己的胆大心细获取情报。 有一次，陈修良来到了保持单线联系的市委委员方休的家里，两人刚一见面，方休便告诉陈修良一个特别的消息，原来是方休妻子的弟弟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这几天刚从重庆回来，现在就在自己的家里住着。 这个情况十分棘手，方休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便表示自己可以搬出家里，这段期间也会避免与陈修良来往。但陈修良却认为这样做反而会打草惊蛇，不如直接就在家里按兵不动，暗地观察，说不定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后来在妻子弟弟外出的期间，方休果然在他留下来的文件里，发现了关于国民党的一份军事密码。幸运的是，这份军事密码是党中央目前所急需的，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陈修良赶紧将这个密码给记录了下来，最后上交给了党中央，这一情报给党中央带来了关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党中央也特地赞扬了陈修良出色的情报工作。 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在南京市委以及陈修良的领导之下，进行得十分顺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随着我党在解放战争中愈战愈勇，也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进行策反活动 1948年9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与命令之下，陈修良带领着南京地下党开始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在经过深深的思索之后，陈修良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具有策反苗头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身上。 首先纳入陈修良视野的是，担任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机大队的一名飞行员俞渤，当时俞渤身边有一位好友，也是地下党员叫做林城，林城当时是空军第四医院的一名中尉航空医官，在为大校机场的飞行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时，就结识了俞渤。 在频繁的交流之中，林城知晓了俞渤是一名内心具有正义感的人，俞渤当时对于国民党用美国的飞机打中国人同胞这一做法，十分的摒弃，所以在林城多次劝说之下，俞渤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做事，也希望自己能加入共产党。 后来，陈修良就将俞渤的事情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非常欢迎俞渤的加入，之后俞渤又立即联络了其他几名飞行员，得到南京市委的批准之后，就准备架机起义。
俞渤（右一）等5名起义飞行员合影 1948年12月16日晚，俞渤一行人驾驶着B-24重型轰炸机514号，向北驶去，绕到了总统府的上空之后，一连投下了三颗吨级炸弹，但由于当天晚上天色影响，加上信号误差，最终炸弹偏离了目标，并未落在总统府上。 但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而俞渤的这一驾机起义的行为，也得到了其他各地飞行员的支持与效法，这一策反行动也为我党之后解放南京，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B-24重型轰炸机 随着策反行动的顺利进行，陈修良与南京市委又在寻找下一个策反的对象。后来，他们将策反目标选定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 如果能把重庆号争取过来，那么对于党中央来说，将是手握了一把重要的武器，因为重庆号巡洋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被英国拿来用作在地中海的旗舰，所以重庆号上边拥有着当今世界各式各样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以及精密的航海仪器。
重庆号巡洋舰 面对这么有利的设备，陈修良想尽了办法争取这项工作的成功，后来他们决定从策反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入手。邓兆祥为人十分正派，刚正不阿，而且在士兵之间也颇具有威信，在为国民党工作的期间，他一直不满当局腐朽的统治。 接着，“起义秘密小组”与“士兵解放委员会”一起组织了联合行动，将重庆号巡洋舰上的人员都扣押了起来，在这期间，将原本就有起义之心的邓兆祥给成功策反了过来。 在邓兆祥的指挥之下，军舰改变了航向，几天后就把航舰给开到了辽东葫芦岛。重庆号巡洋舰驶向解放区之后，这又是一个成功的策反活动。
1959年，邓兆祥右2登上海军“长春号”驱逐舰视察 很快，陈修良与沙文威又将目标定在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警卫师师长王宴清的身上。王宴清是蒋介石身边的一员大将，在军界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策反他的活动对于陈修良来说，也十分具有挑战性。 当时中共党员陆平与王彦清的母舅邓昊明是湖南同乡，所以，陆平有好几次都跟随邓昊明前往王彦清家里去做客，有了许多次的近距离观察后，陆平逐渐了解到了王彦清是一个极具正义感，行事豪爽的人。 由于经常与官员打交道，王彦清十分厌恶那些贪官污吏，对于国民党当局的的诸多腐败行为也是诸多不满，了解到这这一情况之后，陈修良等人对于策反王彦清做了仔细的分析研究，众人一致认为，虽然策反王彦清的的行为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一旦成功，将会取得重大收获。 后来，陈修良决定先派遣与王彦清已经熟识的陆平，做他的思想工作，等王彦清的思想上有更大的变化之后，陈修良又让陆平带着自己，以湖南同学的身份经常进入王彦清的家中进行交谈。
几个月之后，王彦清逐渐意识到了一直前往自己家中的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策反自己的，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面临着在战场上惨败的结局，所以王彦清在心中开始有了新的考量。只是蒋介石曾经对王彦清有着知遇之恩，所以这让王彦清内心充满了矛盾，一直无法下决定。 陈修良了解到王彦清所面临的这些情况后，就立即对开始加紧对王彦清的策反行动，为此他们特地将王彦清的母舅邓昊明给请了过来，进行王彦清的心理疏导工作。 在邓家的一次家族宴会上，面对纠结不已的外甥，邓老先生极力劝导他，希望他能看清时局，更希望他能做一个对于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不能因为知遇之恩，就效忠一个毫无民族大义、勾结外人残骸同胞的蒋介石。 经过邓昊明的泣血陈词之后，王彦清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要与我党进行进一步交流的要求。 然后，陈修良指定由沙文威以“策委书记”的身份，去与王宴清进行交谈，可惜结果不太满意。随后，陈修良亲自出面去与王宴清交流。 王宴清看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文弱沉静的中年妇女，有些惊讶，他没想到她竟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内心不由对陈修良敬佩了起来。进行了十几分钟的交谈之后，王宴清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倒戈起义。
陈修良 陈毅司令员收到该重要情报后，双方之间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最终决定在1949年3月24日的这一天，开始行动。 这一天，王宴清带着自己警卫师的两个团，宣布起义，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番厮杀之后，王宴清最终成功渡江，与我军的陈毅司令员所带领的部队进行了会合。 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策反行动，给蒋介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极大地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更为我军成功解放南京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为我军成功渡过长江提供重要情报 随着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遭遇了我军的重创，但仍在垂死挣扎，后来更是企图想要在长江防线的另一边固守要塞，与共产党平分天下，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淮海战役示意图 此时我党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寻求突破长江防线的路线，所以搞清楚长江的布防情况，成为了任务的重中之重。这一任务随之就落到了以陈修良为领导的南京地下党身上。 已在南京建立严密情报网的陈修良，立即动用所有的情报组织人员，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所拟定的一批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份情报包括了许多关于长江防线的军事布置图、作战方针以及兵力部署情况等等，面对如此重大的情报，陈修良派遣朱启銮和另一名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往了驻扎在合肥的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 不仅如此，陈修良手下的地下党员沈世猷，在国民党的内部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弄到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 这些情报使得国民党在长江一带的布防，几乎被我军全部知晓，更是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
陈修良为了与我军里应外合，成功解放南京，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当时根据陈修良的观察，在南京国民党的警察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生活待遇不太好，在这个动荡的地区，内心深处更是有许多不满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是可以进行拉拢的。 之后，在陈修良的指挥之下，当时的各个警察分局都有地下党人员进行工作，这些地下党员在警察局中争取了大量的进步力量。 不仅是警察局，其他单位也相继有地下党员开展群众工作，这些单位组织群众们在我军解放南京之前就做好了储水、储粮、以及保护各种物资财产安全的工作。 成功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1日，随着我党领导人的一声令下，解放军在重要情报准确无误的情况之下，于次日凌晨4时，全部成功渡江，南京也终于得到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新闻稿。 1949年4月24日上午，陈修良又赶到了35军军部，和曾经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政委何克希见了一面。 在何克希介绍下，陈士榘见到了这个重要的南京市委陈修良的“庐山真面目”，他激动地握着陈修良的双手说道： “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 也是直至这时，当初和陈修良一块打麻将的邻居们，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乃是南京地下党的总指挥。 后来，随着中央指示重建南京市委，陈修良被任命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委主任。建国之后，陈修良又被任命为了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 1988年11月6日，这位曾经凭借着微弱的力量，竟在南京这个危险的地区发展地下党组织，获取重要情报，为解放南京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女特工，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9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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