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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很早就被表述出来，只是到了王阳明那里，理论不断得到扩充，被总结为“知行合一”。知行关系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而《论语》中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解，跟王阳明其实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从“知行合一”可以看出，王阳明对圣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甚至更早，人们就已经体悟到知与行的合一关系。 《论语》以对话的形式，记录孔门言行，其中多处涉及知行关系。思想较为博杂，要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人们需要大量的研究、考证。本文从《论语》入手，探讨《传习录》中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证，从而对王阳明的知行关系作一个浅显的分析与梳理。 王阳明出生于书香世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接受经典的熏陶，性格却活泼不羁，《年谱》称其豪迈不羁，早年思想出入老释，游离于儒释道之间。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是如此，游走于佛老之后的王阳明才能深入挖掘经典中蕴含的无限精髓。四书是个人人格确立和从事儒学研究都不能跨过的经典典籍，王阳明也不例外。归于圣学的王阳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过去的思想境界进行了彻底的超越。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在“心即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道德实践的本体论意义，较明显地继承并发展了《大学》和《中庸》。人们也可以从《论语》中窥见其思想的发端处，《论语》中有部分讲到了知和行，所以王阳明能够将知行关系发挥到极致，是离不开《论语》的启发的。 一、《论语》与“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心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命题，其地位与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孔子到宋儒，儒家对于知行关系的探讨就未曾间断过。从《尚书・说命中》提到的“非知之艰，行之艰难”，到《中庸》当中“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都提到知与行的关系，但是在理学形成之前，这一关系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宋代，理学家继承前并极大地挖掘知行关系，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从二程到朱熹，到陆九渊，再到王阳明，都对知行关系有一定的阐述。程颐认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朱熹认为“知行常相须”，陆九渊认为“博学在先，力行在后”。直到王阳明，才正式提出“知行合一”说，而王阳明无疑把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体悟透彻，提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知行合一”由此成为他哲学理论的基点。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知行的论述隐而未显，体会起来略有难度。例如，《论语・学而篇》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隐晦道出了知与行的关系。“学”与现在所讲的学习不同，它包含更多的社会参与和实践，讲求的是修为、修行、践行。古人的学习涉猎面很广，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习”有练习、演习之意。“时习”说明学习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加以反思、实践，那便“学而不思则罔”。“时”强调了实践的不间断性，“吾日三省吾身”，实践和反思不是某时某刻的作为，而是不间断的过程。“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都强调了学与习互推互进的作用。 孔子不是只强调“学”而忽视“习”，他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推动，使得其思想核心在于践仁。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十分相似。王阳明主张“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里所讲的圣学就是由孔子开创的原儒实践仁义之道，实践作为儒家所讲的工夫，将知和行统筹贯通，熔铸为一物，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内外相通。温故才能知新，而知新当然是由于温故。学与习也要当作一事来Υ。在“学”之时，人们必然是有渴求之心，一念发动处，已是行了。王阳明对孔子思想的发掘，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所谓一念发动，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在此心上讲求。心在王阳明的语境中就是天理，具有终极意义。《中庸》有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段关于知、行的阐述，简短精辟，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朱熹认为：“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可以看出，儒家从来不只是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加重视道德实践，主张生知安行，在知和行之间有寻求一种平衡。智、仁、勇作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和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儒家主张的知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知，是一种终极层面的知，是与天理相贯通的下达之知。 二、作为本体的知行合一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时也提到了本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失却知行本体。”这个本体可以说是“本立而道生”的所立之本，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是知行合一的根源所在，在《论语》中，君子之本，归于仁。王阳明对孔子所说的“仁”进行发挥，仁是善性，君子不断通过立善性来通达天理，通达道。知与行的合一皆因本心，此本心乃本体之心。王阳明哲学作为身心之学，主要针对生命的主体性与道德准则进行诠释。王阳明秉承了儒学的主体性原则，将其理论的发端归至仁德之心，即本心，以此心观万物，此心通达天理，更加强调道德践履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实践之本，在于为仁。心之本体不仅仅是认知的本体，更是道德本体。心之本体要不断用功，将障蔽去除，就如王阳明所说的“磨镜”。明代哲学家徐爱总结王阳明的磨镜说时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心就如同一面镜子，镜子上落了灰尘，就不能够照万事万物，心上有了私欲，也不能使事物在其中显现。将镜上灰尘擦去，使其复照万物，将心上障蔽去除，使其复其本性。本性如明镜一般，原是内外通彻。所以，王阳明特别看重对本心的持守，“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照”。 作为本体的知行合一需要在道德行为上把握本体的意义，使得本体与工夫彼此成就。在事上磨练，就是知行合一，工夫与本体具有共时性和共生性，知、行本是一事，不能分为两者。心体即是仁，对仁无遮蔽，对心体无遮蔽，唯有知行合一。就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由此可见仁德持守的重要性。仁不能守是因为仁被私欲所阻滞，去除私欲即是“行”，因此王阳明特别强调“立志”，“念念存天理，即是立志。天理常存，只在于对此念的不断存养、扩充。生命成为一个追求本我、回归本心的过程。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知在王阳明的语境中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经验性的知识获取，而是与行合一，在行中实现。本心一旦活动，就是行的发端处。王阳明将知行合一看作是知行的本体，坚持这一本体，是他理论的基点。以知行合一作为实践的基础，以知行合一统筹实践与本体，体现了王阳明思想的纯正以及境界的超越。 知行不能合一，就在于行的发端处有了私欲隔断，此私欲将本心遮蔽，本心还是此本心，像一面明镜，只是私欲如凡尘一般落在明镜上，明镜不复照物，内心活动不再是出于本心的纯粹善性，这也是后人达不到圣贤境界的一大原因。“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本心原是明澈的，圣人可以保持而常人却失去其真，圣人贯通天理与心性，本心纯然至真。在此，王阳明依旧继承了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将心学发挥到极致，将心、性、天理拔高到同一高度，充分肯定并发扬了本体之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三、作楣し虻闹行合一 “知行合一”不仅体现在本体上，更体现在工夫上。王阳明心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本体和功夫同时进行讨论，同时推进深度。知行合一，不假外求。工夫是本体的手段与方法，《论语》中也有关于具体的实践工夫的论述。只是那时的儒家还没有将心性理论构造成一个庞大的系统，所以其在《论语》中自然散落在各个章节之中。例如，在《学而篇》中，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从子夏的这段话，人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对于家庭、社会乃至于国家，都有着一套行为准则。对妻子要重品德，侍奉父母要竭力；服事君上，能够赌上性命；同朋友交往，要诚实有信。如果人在为人处事方面能够做到如此，没有学习也是学了。 徐爱和黄绾、顾应祥讨论知行合一，无果，于是向王阳明先生请教，问：“如今人尽有知的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学生徐爱认为人们知道孝、悌，却不去行孝悌，这就是将知与行分作两事。一边是知道孝、悌，另一边又不去落到实在之处，这就是知行为二了。王阳明认为其只是本心已经被私欲所阻滞，而不知知行本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这一段关于知孝悌的话可以说是《论语・学而篇》中对行孝悌的深层阐述。王阳明用孝悌对徐爱的问题进行解答。徐爱只是知道世人将知与行分作两物，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王阳明解释说，世人虽知孝悌，但不行孝悌，便不是真正知行合一。只有真正付诸行动，才算是真知。王阳明认为，知在行中，行在知中，本体和工夫互通表里。“知是行的主意”，虽有知而不行，则是未知，是不曾知。知行不能分作两事，王阳明将孝悌之行加以阐发，突出了《论语》中隐而不显但又极为重要的思想，概括来就是“知行合一”。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仁的具体实践就是对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既很好地说明了君子行孝悌的不间断性，又具有务实之说。就如阳明讲“持志”“勿助勿忘”，仁的本心发动使行具有道德意义。如果不行仁事，只是在口头上空泛地说孝悌，那就不是真正懂得孝悌。没有行动的认知不是真知，说知必然已经行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对于由孝悌引发的知行讨论，在《传习录》中不止一处。 由此看来，只有知行本体之心而不用知行合一之功，也是不行的，这样只会导致知、行相分离。知行工夫彰显了知行本体。如果没有功夫上的落实，知行本体也会被遮蔽，不能显发。儒家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是出世之学问。虽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王阳明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理解为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并不代表他的思想中没有对实践的重视。尤其是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可以说很好地阐释了儒家心性哲学的主体性意识。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必然要和周围的人、事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儒家特别强调“推己及人”，这里的“推”，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生，从家庭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开始，推到邻里，推到更远的社会关系。儒家所重视的社会关系，主要就是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在这些交际中，社会行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知与行要能够合一，不仅仅依赖知行本体，更离不开知行工夫。 知行合一既是本体，也是工夫。可能在很多地方，他的解释已经超越了当时对话中所涉及的方面，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将儒学的精髓深挖概括，体现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博大的学识涵养。 四、结语 孔子对自己的一生这样评价：“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能够真正知行合一，心体不被凡俗欲望遮蔽，善性得到纯然的彰显。不论在本体上，还是在工夫上，心体达到最理想的道德境界。“知行合一”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儒家十分重视社会担当，不但自己要有所成就，还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从孔子到王阳明，都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君子的典范。王阳明知行合一贯通本体与工夫，强调行与知的互动互推，即知即行，使君子的品格自然呈现，从而能够在具体的、不间断的生命实践中，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举报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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