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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风|中国名士风流的绝响

 悲愤的公牛 2023-02-20 发布于加拿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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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人大、兰大、南开、武大、中大、中央民大、北二外专家、教授。

      《广陵散》是琴曲名。《世说新语.雅量》载:魏晋名士嵇康善弹此曲,秘不授人。后遭谗被害,临刑索琴弹之,曰:'《广陵散》於今绝矣!'      

       这是关于一个时代的隐喻,关于名士风流的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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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是名士的时代,名士家风对文人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唐刘禹锡由王谢家居的变化想到历史的兴废从而引发的感叹。六朝的王谢之家,是中国古代豪族的代表和象象征。南朝沈约曾咸叹:“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南史·王昙首传》引)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王家,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王祥、王览兄弟的后人,历晋、宋、齐、梁、陈五朝,十几代人,三百余年,钟鸣鼎食,久盛而不衰。谢家也是世代簪缨,华盖相接。六朝士族如林,琅琊王氏,此外还有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颖川庾氏,等等,是当时极显赫的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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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掌握着六朝,特别是魏晋政治的走向。他们“爵位蝉联”,显宦辈出,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据台湾学者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统计,两晋南北朝时五品以上官吏共一千七百七十一人(含仕两朝者),王氏有一百六十一人,其中一品十五人;谢氏有七十人,其中一品四人;袁氏有三十五人,其中一品二人;庾氏有三十三人,其中一品二人。几家与皇室联姻情况是,王氏为皇后者八人,尚公主者十三人;谢氏为皇后者一人,尚公主者三人;袁氏为皇后者一人,尚公主者一人;庾氏为皇后者二人,没有尚公主者。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王彪之、王昙首、王弘、王俭、谢尚、谢奕、谢万、谢安、谢玄、谢石、谢琰、庾亮等等,都是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其中一些人权倾朝廷,甚至出现过“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有了政治地位,就有了社会地位。封建时代是官本位的时代,即使在六朝也不例外。六朝时隐居成为时尚,但隐居的价值是以做官为参照显示出来的。朝廷邀请出山次数越多、许的官越大,隐居者就越有身份。六朝的大官是士人,大隐也是士人。

      士人如此独占风流,当然与门阀保护制度有关。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中正”之官按九个等级划分当地的士人,推荐给朝廷,量品录用。这种办法起初不失其公允、合理性。但是,久而久之,推荐的权力操纵在士族手里,这就很难保证“中正”了。他们相互标榜,相互举荐,为官者几乎都产生在自己的圈内。于是,九品中正制走向它的反面,成为最不公正,最不合理的办法,成为官场腐败的根源。两晋南朝沿用了这种方法,尤其是司马睿在中原士族的护拥下渡江,又在渡江士族与南方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政权,更加重了皇权对士权的依赖。

       士人懂得与世推移,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此时的士人在政治上大多没操守,只求全身自保。“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是士人的座右铭。“忠”的观念是没有的,血腥的篡弑,温尔雅的“禅让”,他们都能平静地接受,并且顺水推舟。而每一位新登基者又希望得到旧有政治力量的支持,彼此在想互为用中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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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把士人长期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归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士人的圆滑,还是失于简单。不能不考虑六朝士人的个人素质。诚然,在士人中良莠不齐,即便在个性发展中焉知有些不是在发展纨绔作风,门阀习气?但是,应该承认,这个时期的一些士人确实是一时才俊。六朝士人重视家风。以王家为例,王氏家族开山人物王祥的家训已见前文,这个家族晚期重要人物、流落北方并被拜相的王褒亦写有诫子著作《幼训》,可见教育问题,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始终受到重视,已经成为家族传统。正是这个传统,使王家在六朝根深叶茂,在整体上立于不败之地。也正是靠这个传统,在六朝结束后,也就是王家也成为“寻常百姓家”以后,王家仍有四人分别在初唐、中唐、晚唐官至宰相,有的还两度为相。谢家也很看重家风。谢安带领子侄比兴咏物,是流传甚广的故事。阮籍、嵇康都是士族,阮籍不愿意儿子效仿自己的放浪形骸,嵇康也有对子辈的殷殷训导。这样的家风,培养的应该是名士,而不是斗鸡走马之徒。他们中的不少人学养深厚,知识广博,熟悉典章制度,甚至熟悉军事布署,了解历史,洞晓时弊,并且风流倜傥,艺有所长,正如沈约所说的“文才相继”。在名士家风中,长辈督促后辈以儒道双修安身立命是一个方面,晚辈仿效长辈以狂放不羁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是另一个方面,谢安就曾评价王家子弟“落拓之性,出自门风”。

      可以说,六朝为士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一些士人也抓住了机会。当然,这样不公平的用人机制,压抑了寒族,压抑了更多的人才。历史也为这种对士人的偏袒付出了代价。

      混乱时世,玄学精义,个性意识,名士家风,共同造就了六朝文人的基本心态:放达与超拔。混乱时世迫使他们愤而出走;玄学精义鼓励他们遗世独立;个性意识强化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愿望;名士家风给了他们睥睨万物、傲视同侪的资本,也给了他们遗世独立、身名俱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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