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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竟西来。”秦始皇统一六国，自此封建体系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王公贵胄出任地方行政、司法、军事等长官并世袭罔替的现象变得非常罕见，取而代之的是持续我们两千多年并延续至今的郡县制体系，由中央选定官员出任地方官，定期考核轮换，不能世袭。  然而凡事都无绝对，在中央集权观念的影响下，依然出现了可以世袭，且掌握实权的官职。 例如世袭刺史、世袭郡守、世袭县令、世袭土司等等，这些官职有的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有的远离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它们代表着制度的变通以及时代的无奈，大多数为救世之策，持续时间很短，不会长久存在。 而在山东曲阜有一个世代为当地县令，并传承600年的家族，山东作为我国古代核心区之一，天子脚下居然存在这样一个和体制格格不入的家族，传承时间之久也远远长于始皇帝之后的所有王朝。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家族？历代王朝为何会允许这样的家族存在？而这个家族给予地方的是福祉还是灾祸呢？本篇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圣人”之后为何会出现如此奇特而罕见的现象，那因为，这个家族的姓氏为孔姓，上文所述的曲阜，正是孔子的故乡，被誉为“东方的耶路撒冷”。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说，长期为统治者所重视，更为儒家学者所推崇，而作为孔子的后裔，曲阜孔家就有了很特殊的位置。 1、“世袭”的萌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术的地位迅速攀升，孔子的后人自然也受到尊崇，常常授官“博士”，但这只是学术上的推崇，不是掌握实权的县官，更无法世袭。 咸通七年，唐懿宗任命孔氏四十代孙孔续为曲阜县令，这才是任用孔子后裔为县官的开始。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时期，下令仙源县令由孔子后裔充任，并特别任命孔子四十四代孙孔助以太常博士知县事。而仙源县正是由曲阜改名而来。  天禧五年，孔圣佑以文宣公兼任县令。 宋仁宗宝元二年，孔宗愿又以文宣公兼任县令。 庆历中期，孔宗亮以将作监垂知县事，孔彦辅以卫尉知县事。 即便与先贤有血脉联系，难以保证子孙的才能品行。皇祐三年诏，“充州仙源县，自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县事，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今后宜复孔氏子弟充选。” 世袭的弊端，在这短短几代时间里便体现出来。 然而，宋英宗治平元年，重申由孔氏族人担任曲阜县令。 宋人南渡以后，跟随南宋政府的孔氏族人依然担任衍圣公兼知县，留在北方的孔氏族人在金，元两朝中，世袭衍圣公兼任曲阜县令。  在这500年时间里，孔家从唐宋的“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到金元时期“衍圣公兼任曲阜县令”，其间断断续续，有各种废止的声音，最终来到了明清时期。 2、从“世袭”到“世职” 世袭的方式是嫡长子继承制，很明显，该种继承方式因为继承人的肆无忌惮而引发争议， “世袭”制度需要改变，而改变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在洪武七年出现，孔氏族长孔泾控告世袭知县孔希大做了违法的事，经过调查，孔泾控告的不法事中，有几件是存在的，其他是子虚乌有的，于是明太祖出于政治考量也好，个人喜好也好，将孔希大免职，又将向自己歌功颂德的孔克伸任命为曲阜县令。 由此之后，曲阜县令从世袭制变为世职制，也就是说，之后的县令并非依靠大宗之内的血缘继承，而是靠衍圣公的保举产生。  从“世袭”到“世职”的下场，一方面是孔家内部分化给予朱元璋有机可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朱元璋趁机安插“忠于”大明的孔家人的刻意安排，对于刚愎雄猜的太祖皇帝来说，孔家并没有那么圣神，反而让他厌恶。 因为元朝后期对孔家的待遇非常优渥，孔家在元末的政治态度中表现的非常暧昧，这让朱元璋非常不舒服，谁能保证他们不是身在大明，心在元？于是朱元璋便将其历朝的恩遇砍去一点，又碍于天下读书人的悠悠众口，虽限制其官职，但恩赐其爵位，摒弃官位世袭制度，任用公开臣服于大明的孔家人，是否能当上曲阜县令，并不取决于大宗的血缘亲疏，而在于对大明的忠诚度。 但曲阜县令终究还姓孔，对于孔家大族来说，曲阜这块地方，孔家还是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所以广义的来说，我们依然将此种情况视为“世袭”。  3、变，起于萧墙之内 虽然有朱元璋将孔家的官职“世袭”改为官职“世职”，但之后整个明朝再也没有刻意的打压孔家，清朝时期，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孔家失去了“世职”曲阜县令的机会。 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上《敬陈阙里事宜》奏本。 奏本中说，
可以说，孔毓珣的奏疏有理有据，而雍正皇帝应该是出于政治考量，没有听从，有趣的是，孔毓珣正是孔子六十七世孙，我们或许无从得知孔毓珣上疏是为公还是为私，但同室之间如此状态，不免让人联想。  而乾隆六年，孔广棨、孔毓据互诘案，则让我们看清楚了孔家一族日益严重的内部矛盾，身为衍圣公的孔广棨参奏曲阜知县孔毓据“贪默败检”，而孔毓据也不甘示弱，告发孔广棨种种不法行为。 而两人爆发矛盾的原因在于，孔毓据曾上折请求清查孔氏镯免地亩，革除“将钱粮酒派洒民户，以有粮之地混入镯免之中。”而这就侵犯了孔广棨的利益，于是才发生了互诘案。 按理来说，曲阜知县由衍圣公推荐，两者关系不应当如此不容，然而正如孔毓据和孔广棨一样，曲阜知县的权力往往被衍圣公掣肘，那些能力强，做事干练的人自然不肯俯首帖耳，于是爆发矛盾。 虽说事情始末，孔广棨扰乱地方办理公事，可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后以孔毓据被革职而告终，衍圣公终究获得胜利，然而也埋下了废除世职制度的种子。  乾隆二十一年，衍圣公孔昭焕上书请求将庙户改为民籍，并私立免差碑干预地方公事，乾隆皇帝大怒，而孔昭焕巧言掩饰，还诬陷地方官，于是这一次乾隆皇帝没有再偏袒衍圣公，废除了世职知县，改为世袭六品官，主祭祀。 孔家世代为曲阜知县的历史就结束了，圣人的后代不一定是圣人，孔昭焕无疑让人贻笑大方，他不过是躲在道德背后的无耻之徒，却号以衍圣公，孔家的现状他应当负责。 但如果说废除曲阜世职知县的根本原因在孔昭焕的肆意妄为，却是冤枉了他，在王朝统治者看来，确实有尊孔，来彰显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但当王朝的基石已经搭好，国家的统治已经稳固，中央集权逐步进行的过程中，孔家这颗绊脚石在慢慢失去原先的分量后，搬掉它就不会掀起什么风浪。  “圣裔”之治上文所述，孔氏一族治理地方与寻常县令不同，要说清这个事，得了解县令这个官职。 首先，县令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实行地区回避制度，所谓地区回避，首要的便是回避籍贯，也就是说邹县人不能在邹县做官，目的是避免县令结成地方势力，而县令都是由流官担任，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期限县令就会被调走，而孔家是个特例，孔家人不仅可以在曲阜当官，还是世袭的。 其次，根据学者统计，曲阜知县平均任期为2.52年，而孔氏族人的平均任期高达11.1年。 由于这两点的不同，导致了曲阜治理的独特。 普通县令一旦到任施政重点可以概况为四项，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组织生产、宣扬教化，而一般来说，其中的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又是重点的重点，因为这两项是最容易看见功效的，所以那些急于升迁者会牢牢抓住这两点。而孔氏一族却将最看不见、摸不着的宣扬教化放在首位。  道理其实很简单，普通县令过不了多久会被调走，越到清末越是如此，如此频繁的调动，政策的实施便谈不上深谋远虑，难道对自己毫无益处，还甘心为下一任县令坐“嫁衣”？ 县令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有时还没通晓本县乡音，还没了解本县情况便被调走，如此这般，为政要么急功近利，要么“无为而治”。 曲阜作为“特别行政区”情况有所不同，长期稳定的担任地方长官，导致了他们即便不考虑升职加薪，仍需考虑自己在本地的声誉，而宣扬教化更能带来永久性声誉，此外孔氏家族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在教育方面非常出众，对安定民众，改善民风有着卓越的贡献。 总的来说，孔氏家族在曲阜的所作所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至于到现在曲阜还能看见他们为政的影子。  总结因为孔子，曲阜孔氏享有了别的家族没有的优渥待遇，也是因为孔子，他们一旦行为不端，便会给与更痛惜的指责。 曲阜孔氏让我们看见，血脉可以流传，而道德却不一定，最纯正的血统，不一定带来最优秀的人才。 内部的分裂让孔氏家族这座古老的房屋松动，时代的潮流最终将其轻轻推倒，从前的辉煌已经不见，幸运的是我们在曲阜还能看见曾经的影子，总结出警示世人的教训。 参考文献1、《明清曲阜知县考论》 2、《孔子“圣裔”的历史演变研究》 3、《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其历史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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