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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中期以后，长安地区开始使用子母砖来构建券顶的排水涵洞，标志着拱券技术开始在中国出现。受其影响，一些中小型洞室墓也开始使用这种结构，并出现了小砖券顶的砖室墓，与其联系紧密的中原地区接着也出现了小砖券顶砖室墓，并从关中和中原传播到国内其他地区，成为西汉中晚期以后中小型墓室的典型建筑风格，并对基本同时流行的空心砖墓和画像砖墓的形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拱券结构在中国从出现到成熟都在西汉中期，历时很短，说是本土自然发生的难以置信。反观国外，拱券结构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曾经出现过叠涩券、筒拱等多种形式，并且在中国出现拱券以前已传播到中亚地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西汉中期特定的社会状况下，拱券技术从中原传播到了关中，并有所创新，成为流行的砖室墓特色。 西汉时期，汉长安城的城门、宫殿等建筑物的下面，开始出现一种大型的砖结构排水涵洞。这些涵洞的下部为砖砌的直壁，上部为砖构的断面呈圆弧形的顶部。与此前流行的使用由断面圆形或五角形的陶质水管组成的排水管道相比，这些涵洞不仅更加坚固，排水的空间更大，而且便于清理疏浚，因此使用的寿命更长，排水更加通畅，便利了城内各类污水、积水的向外排放，可以说是当时城市水利建筑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除此之外，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很多西汉中小型墓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也采用了这一技术，并且由此流传开去，逐渐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出现。这种新出现的建筑形式就是拱券结构。所谓拱券，指的是建筑中断面呈弧形的结构部分，多用砖石等块状砌体建造而成，通过砌体之间的相互挤压形成侧压力来建成的具有一定跨度的承重结构体系。拱券结构在建筑中常用于建筑地下的墓室或排水涵洞，有时也建造拱券结构的拱门、桥梁等地上设施。拱券有多种不同的种类，上述排水涵洞或砖室墓所采用的即为其中的一种——筒拱。拱券技术在中国具体出现于何时？它的技术来源为何？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关于西汉时期拱券结构和拱券技术的资料大为增加，人们对这一建筑技术出现的时代、范围和特色的了解更加深化。同时，对国外相关考古资料的了解也有所增加，为探求其来源提供了更多资料。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和国外的研究资料，对西汉时期拱券技术的产生时代和来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不足之处，博方家一哂。 一、当前的研究情况 关于西汉时期拱券技术产生的时代和来源问题，学界已有数十年的研究。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在战国秦汉考古学讲稿中指出，约在宣帝前后小砖券墓在中原地区很快地流行开来，空心砖墓迅速衰落，偶而还有使用空心砖的墓，也仿效小砖券墓把顶部作成梯形，平顶土洞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变为弧顶墓[1]。1981年，南京大学的《战国秦汉考古》讲稿提出在西汉晚期（宣帝以后）关中地区开始流行小砖墓，出现了发券技术[2]。1984年，王仲殊指出，早在西汉中后期，黄河流域开始用小砖来砌筑墓室，发券技术也广泛使用，发券用条砖，有的也用楔形砖和子母砖[3]。1989年，肖健一把西安地区的西汉墓分成六期，第三期开始出现带竖井墓道的（券顶）砖室墓，时代约在武帝元狩年间至宣帝、平帝时期[4]。1991年，孙机认为，西汉中期开始把空心砖墓室的顶部搭成两面坡的屋顶状，同时在陕西地区出现了券顶砖室墓。 这种墓起初使用井列法起券，各条砖券互相扶靠在一起。由于砌法不成熟，所以其拱券部分有的还使用了楔形砖或子母砖，至西汉晚期改用纵连券，券顶之砖亦错缝，从而使各条券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均发生联系，坚固程度大为提高了；券顶砖室墓出现以后，迅速得到推广。土洞的耳室也用砖砌，还出现了兼用小砖与空心砖砌成的墓[5]。2003年，黄晓芬指出河南地区的拱顶墓出现于西汉中期，这一时期的空心砖墓出现人字顶，还出现了用三块空心砖砌成的梯形拱顶，又导入了用楔形砖筑造券顶的新技术，之后券顶砖室墓在河南地区得到推广和普及；长安地区子母砖造的拱顶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期，晚期初段出现楔形砖造的券顶砖室墓，比河南地区相近或稍晚。2008年，冉万里认为西汉中后期，空心砖墓的顶部砌成屋顶状。汉代砖室墓于西汉中晚期于中原和关中地区出现，并迅速普及，到东汉时已经流行全国[6]。2010年初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指出：西汉中晚期（汉宣帝后期至元帝时期）出现条砖砌壁券顶墓和条砖砌壁子母砖券顶墓，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流行。中原地区则在西汉晚期（汉元帝至王莽居摄时期）出现小砖券顶的弧顶墓[7]。2014年，林大岵、李雯雯认为汉初的楚元王墓室据文献记载上圆下方，即为拱券结构，说明汉初就有了这一技术[8]。 对于西安地区乃至中国拱券技术的来源问题，相关的讨论也不在少数。1985年，《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指出中国的拱券技术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板梁式结构发展而来的，在此以前，经历了尖拱和折拱两个阶段；并指出在西汉时期人们对于砖的材料性能和拱的结构原理已经有了长期的认识，也有了产生新的建筑结构型式的需要，还具备了合适的建筑材料—各类砖，在此基础上西汉中叶以后，拱券技术产生并盛行起来[9]。1991年，常青认为，两汉以来中国早期的砖石拱顶与中亚地区的砖石拱顶在构成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伴随着一种文化综合体现象，考虑到汉代与西域频繁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这种现象不可能只反映了趋同，也应反映出传播与影响，汉地砖石拱顶受到中亚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10]。2003年，刘敦桢指出从战国、西汉到东汉，墓室结构从梁式的空心砖墓逐步发展为顶部用拱券和穹窿，解决了商周以来木椁墓不能解决的防腐和耐压问题；他还绘制了一副砖券结构的演变过程图，描述了从最初的板梁式空心砖墓到斜撑板梁式空心砖墓、折线嵌楔型空心砖墓、折线楔型空心砖墓、折线楔型企口空心砖墓、半圆弧形小砖券墓，最后到穹窿顶小砖墓的发展历程[11]。《中国古代建筑史·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认为一项技术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考验才能发展成熟，汉代在地面建筑未出现过此种结构的情况下，不会有此成熟的方式，拱券技术可能是在武帝以后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传来的[12]。黄晓芬指出西汉晚期东西方文化在建筑材料和技术方面有过碰撞和交流，拱顶技术是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后来引入了来自西方的券顶砖室墓，才成为汉代墓室的典型构造[13]。2014年，林大岵、李雯雯认为空心砖战国晚期开始应用于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并于西汉时期达到鼎盛。梁板式空心砖墓顶部的大块空心砖往往难以承受来自上部的压力，因此经由了一个“梁板式简支—三角形尖拱—折线拱顶—砖券拱顶”的发展过程[14]。2015年，康志涌指出公元前四千年的两河流域出现，后来在印度、罗马建筑中大量应用并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拱券技术应用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过程，在西汉前期逐步形成[15]。他虽然承认西汉的拱券技术出现的比中国早，但依旧认为中国的拱券技术是在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关于西安地区乃至中国拱券技术的产生时代，多数专家的观点集中在西汉中晚期，部分专家认为是西汉中期或是西汉晚期，个别主张产生于西汉初年或西汉前期。至于其技术来源，学界长期以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本土发生的，另一种认为是西方传播的结果。还有一种观点是二者的因素兼而有之，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果。 二、拱券技术的考古发现 西汉时期的拱券结构，主要用于地下建筑，包括排水设施中的涵洞和券顶砖室墓，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发现。排水涵洞仅见于汉长安城一带，使用子母砖作为券顶的建材。券顶砖室墓券顶多用小砖，也有的用子母砖。根据已有的考古收获，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出现的时代最早，且早晚比较接近，因此探讨这一建筑技术的产生和来源，以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发现作为线索。由于不少专家认为空心砖墓与券顶的产生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此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空心砖墓例进行讨论。 （一）关中一带的考古发现 关中地区的拱券结构遗迹发现数量众多，包括汉长安城内外的排水涵洞和关中地区的券顶砖室两类。 1. 排水涵洞 砖券的排水涵洞在汉长安城有三处发现，包括桂宫三号建筑遗址、直城门遗址和西安门遗址。另外，在长安城外的上林苑内，还发现过一处。 桂宫三号建筑遗址排水涵洞位于三号建筑遗址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于2000年进行了发掘。涵洞位于F7地面以下0.9米左右，东西长14.6米，南北外宽1.5～1.79、内宽0. 9～1.12、内高0.88～1.12、外高1.28～1.5米，南、北两壁高0.54—0.56米。涵洞的南、北壁用长条砖平铺砌成，顶部用子母砖券顶。砌筑方式是先从底部向上砌条砖若干层，东西向顺砖和南北向丁砖砌法共用。顶部用子母砖券顶，券砖纵向放置，榫卯相扣，南北成排，每排用砖36块。涵洞的东部被破坏，用西汉晚期的五角形陶水管进行修补，清理时尚存水管两节[16]。 直城门遗址在南门道和北门道下面都发现了排水涵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于2008年进行了发掘。南门道下涵洞清理了东、西两段。东段位于门道以东，顶部距离门道地面约2.5米，涵洞通宽2.04、内宽1.4、通高1.65、内高1.33米。水渠底部铺以青石板，南、北壁和券顶的砌筑方法与桂宫三号遗址相同。西段券顶不同部位使用经过修整的了不同尺寸的子母砖，使得券顶的方向逐渐向南弯曲（图一）。北门道下面的涵洞顶部位于门道地面以下几十厘米处，东部为石板结构，西部为拱券结构。砖砌涵洞长2.8—3.45米，西部被破坏，西口底宽0.80、上宽0.85、内高0.76、通高1.07、通宽1.35米。砌筑方法与南门道的基本相同，只是南、北两壁所用也是子母砖 [17]。  图一 汉长安城排水涵洞（直城门南门道下面） 西安门排水涵洞位于东门道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于2008年进行了发掘。涵洞汉长安城排水涵洞断面位于门道地面以下约2.5米，清理部分长9.12米，通高1.57、内高1.29、内宽1.69、通宽2.25米。砌筑方法与直城门与桂宫三号遗址的排水涵洞基本一致（图二）[18]。  图二 汉长安城排水涵洞断面（西安门东门道下面） 上林苑排水涵洞位于西安西郊后围寨附近，2004年阿房宫考古队进行了试掘。涵洞呈南北向，试掘长度14米，涵洞宽约1.2米，现存高度0.5米，管道东、西两壁用条砖砌筑，顶部用子母砖券顶。涵洞结构与砖的形制与桂宫三号建筑遗址的相近，时代应为西汉时期[19]。 桂宫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因此桂宫三号建筑遗址涵洞的建设时代应该在武帝时期以后。从桂宫三号建筑遗址排水涵洞的东部破坏并经过修补后继续使用一段时间来看，其始建的的年代应该早于西汉晚期，属于西汉中期的可能性更大。直城门北门道下面的涵洞，从东到西各部分结构不同，东部为石板砌筑，西部为子母砖涵洞，两壁亦用子母砖砌筑，并且局部还发现过东汉以后的条砖，并且距离地面很近，与其他排水涵洞深埋地下明显不同，因此推测可能是利用原来西汉时期的材料后来补建的。 2. 券顶砖室墓 汉长安城的周边，分布着大量西汉时期的墓葬。据不完全统计，长安城以东发现西汉墓葬60多处，长安城以南发现110余处，长安城的西、北侧西汉墓葬发现较少，各有两处。已经清理的汉代墓葬数以千计。在这些汉墓中，拱券结构的砖室墓为数不少，时代从西汉时期至新莽时期皆有。 西安龙首原清理了西汉墓葬42座，从墓葬形制来看，分为三类，一类是竖穴土圹墓，一类是竖穴墓道土洞墓，第三类是斜坡墓道土洞墓，时代为西汉早期，没有发现拱券结构的洞室墓[20]。  图三 子母砖券顶砖室墓平、剖面图（西安郑王村M8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的《长安汉墓》，在其历年清理的800多座墓葬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墓葬139座。除了6座位于西安南郊区和长安区以外，这些墓葬都分布在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的东部。报告把这些墓葬的形制分成三类，其中第二类为竖穴墓道洞室墓，结构由土洞到条砖券顶砖室，再到子母砖券顶。第三类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其结构的演变与竖穴墓道洞室墓相同，由土洞到条砖券顶砖室墓（小砖券墓），再到子母砖券顶砖室。小砖券墓出现于第二期（宣帝后段至元帝时期），第三期（元帝以后至王莽居摄二年前后）新出现子母砖券顶的砖室墓 [22]。 白鹿原汉墓位于西安市东郊浐灞两河之间的白鹿原西北坡，1989年—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发掘汉墓133座，报告把这些汉墓分成六期，其中第一期为西汉早期为武帝元狩五年以前，第二期前段为武帝、昭帝时期，这两期没有砖室墓出现，第二期后段为昭帝、宣帝时期，出现小砖券顶的单室墓，第三期为元帝、成帝、哀帝及平帝时期，出现带斜坡墓道和甬道的单室砖墓，亦为小砖券顶；第四期为东汉早期，出现小砖券顶的双砖室墓[23]。 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由于出土“卫将长史”和“张”字的印章，根据文献认为是西汉中晚期张安世的家族墓地。其中M8被发掘者推测为张安世墓，旁边的M25则与其关系密切，有可能是其夫人的墓。据记载张安世去世于公元前62年宣帝时期，其夫人的去逝时间可能稍晚。M25的墓室采用了小砖券顶的构筑方式，其时代可能在宣帝后期前后[24]。 （二）中原地区的考古收获 中原地区的汉墓发现很多，其中有不少属于各种类型的券顶砖室墓(包括部分空心砖墓和画像砖墓)，时代从早到晚都有。下面选择洛阳烧沟汉墓、洛阳西郊汉墓、新野樊集画像砖墓和和洛阳卜千秋墓几个典型遗址进行分析。 烧沟汉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两汉时期的墓葬225座。发掘者把这些墓葬分成六期，其中前三期属于西汉至新莽时期，第三期又分作前后两段，前段属于西汉晚期，后段属于新莽时期。全部汉墓分成六型，其中第二型为为弧顶砖室墓，包括弧顶空心砖墓和弧顶小砖墓（小砖券顶砖室墓）两式。前者属于空心砖墓，但顶部用三块空心砖构筑成弧状断面（实为梯形）。后者用小砖砌筑成圆弧形，属于真正的券顶。两种砖室墓均始见于第三期前段，并沿用至至第三期后段。弧顶小砖墓使用的建筑材料为小砖，有的间隔使用楔形砖。由此推断，弧型券顶墓在这里应该出现于西汉晚期[25]。  图四 小砖券顶砖室墓平、剖面图（郑州西郊M3244） 卜千秋墓门框和门额用三块特制带榫的空心砖搭成梯形拱,墓室也采用了同样的形制。左耳室四壁用小砖错缝单砖顺砌，其上始用楔形小砖并列起券,前后共计十四排。其时代为昭帝至宣帝时期[28]。  图五 空心砖弧顶砖室墓剖面图（洛阳烧沟M102）  图六 空心砖弧顶砖室墓剖面图（新野樊集M16） 综上所述，中国的砖砌筒拱技术，不管是空心砖弧顶还是小砖、楔形砖、子母砖券顶，都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尤其是宣帝以后发展起来的，甚至连比它早的平顶空心砖技术，其流行的时代也是在西汉中期或稍后。拱券技术从出现到成熟，一共也就几十年的时间。与国外用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三、西方筒拱的发展历程 然而纵观中国之外，筒拱技术却是出现的很早，并且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根据已有的考古及建筑史研究成果，拱券技术产生于两河流域地区，逐渐成熟，并且流传到其他地方，直至南亚和中亚地区。  图七 伊拉克南部沼泽地的芦苇拱顶建筑 拱券技术最早发端于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公元前5500年左右，乌姆达吉耶遗址的房间宽度是由一道拱券的宽度所决定的，这是最早使用拱券技术的记录。稍晚一些的欧贝德遗址（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200年）的房屋顶部是用一捆捆弯曲的芦苇构成拱券，这样的建筑在今天的的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还有使用[29]（图七）。 使用泥砖的券拱技术出现于公元前四千纪之末的两河流域，多用于仓库、坟墓和水沟，住宅和庙宇只在门洞上发券[30]。公元前三千纪起，两河流域地区宫殿和庙宇的大门的形制是：一对上面有雉堞的方形塔楼夹着拱门，拱门门道两侧有埋伏兵土的龛。 [31]。  图八 埃及塞加拉墓地第3500号墓纵、横剖面图  图九 埃及奈加墓地第3022号墓叠涩券断面  图一〇 乌尔皇家陵墓王后舒巴什墓局部 世界上最早的砖砌筒拱实例是埃及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3100—前2850年）的塞加拉墓地第3357号墓和第3500号墓，当时使用的是倾斜拱（图八）。第二王朝时期（前2890年—前2686年）有一些叠涩券的实例[32]（图九）。 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早王朝第三时期（公元前2650—前2350年）的乌尔皇家陵墓建筑在一个井筒底部，有多个房间，房间之间的门洞使用拱券。乌尔皇家陵墓基层上发现了木框架，可能是用于中心定位。此外，还在后殿发现了两个使用拱券的案例，说明苏美尔建筑师已经精通了拱券的原则和建造技术（图一〇）[33]。阿斯马尔（埃什努纳）阿卡得宫殿东面一列形式各异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排水沟，与建筑外部窄巷的砖拱下水道相通（图一一）[34]。同时叠涩拱也应用于皇家陵墓的建设（图一二），并在以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1年－公元前2003年)广泛应用 [35]。  图一一 阿卡得宫殿外部砖拱排水沟 图一二 乌尔地下墓室断面（上部为叠涩拱顶） 古代印度文明也学到了这类技术，摩亨佐·达罗（前3000年—前1750年）的大洗涤室，浴场的排水经由一条砖砌拱形排水沟从西南角的出口排出[36]。 公元前1800年前后，摩苏尔西侧辛贾尔地区的里迈圆丘的建筑群及其装饰，全由泥砖砌筑。普遍使用泥砖拱和拱顶（发现了顶的残段），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复杂的拱顶体系，包括使用“斜砖”拱顶结构甚至帆拱及半圆拱架，房间（包括楼梯）的辐射状拱顶表现出很高的技巧。甚至与下方城市相连的宏伟台阶也是支撑在渐次升高的三个拱顶上[37]。 公元前14—前13世纪古代希腊迈锡尼文明的梯林斯宫墙外有一排用巨石垒成的以叠涩拱为屋顶的仓库，庭院南端也有同样的一排仓库[38]。 公元前7世纪豪尔巴萨德亚述帝国萨尔贡王宫平台的外面，砌有拱券沟渠，王宫正面塔楼中央的王宫入口也是拱券形式的，为四座塔楼夹着三座拱门，中央的拱门宽4.3米。公元前7—前6世纪的城门伊什达门，其建筑形式与萨尔贡王宫相似[39]（图一三）。 公元前4世纪,爱琴海的马其顿陵墓（包括亚历山大帝父亲菲力普二世的陵墓）中运用了券心石拱和拱顶（图一四），随后用于防御工事，并被帕加马建筑师用来加固阶梯形的墙[40]。 图一三 萨尔贡王宫入口 图一四 马其顿拱顶陵墓 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下水道就有了真正的发券。公元前2世纪，假券被淘汰，在陵墓、桥梁、城门输水道等工程上广泛应用真的拱券[41]。罗马人在拱券方面的成就非常辉煌，这里不再叙述。 受到欧洲和西亚的影响，中亚西部的建筑中也出现了拱券结构。花刺子模地区的古城赞巴斯-卡拉，其城门即使用了拱券结构，城墙上还装饰了大量带有箭头式洞口的拱[ 42]。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西方的筒拱技术从开始出现到逐步发展完善，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拱顶和叠涩券几乎同一时间产生，是拱券技术的两种型式，二者后来并行发展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古代罗马时期，叠涩券才退出历史舞台。拱券技术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南亚和中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四、结论 多数学者主张拱券技术于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于长安和洛阳地区，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也可以证实。至于西汉初年的楚元王墓，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形制为竖穴崖洞墓，文献中的“上圆下方”当是指墓室的坟丘而言，因此不能作为西汉初年已有拱券技术的证据。长安地区的拱券结构存在两种构建方式，分别使用子母砖和小砖作为建材。中原地区流行小砖券顶砖室墓，使用子母砖的券顶砖室墓却没有发现。全国各地在西汉晚期以后陆续出现子母砖券顶砖室墓，应该是从长安地区传播过去的。从这种情况分析，则洛阳地区的小砖券顶砖室墓，有可能也是从长安地区学到的。西汉时期，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二者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其他地区可比，联系也更加密切。长安一旦出现某种新技术，洛阳很快就能学到、因此二者在拱券技术上出现的时间，几乎无法分出先后顺序。至于长安地区的子母砖券顶结构，仅用于修建城内和城外的大型排水涵洞，属于宫殿和城门等建筑的重要附属设施。它们的建设应属官方行为。小砖券顶则仅用于关中地区的中小型墓葬，为当时的中下层地主和低级官员所使用，帝王陵墓和诸侯王墓少见，更多的则是民间的建设活动。二者在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官方的建设活动中率先使用拱券技术之后，民间进行模仿，但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部分建设者没有采用更加复杂、更加昂贵的子母砖，而改用平常使用的长条形小砖来建设墓室的拱券结构。由此来看，排水涵洞的建设对于拱券技术的应用，应该比券顶砖室墓稍早一些。后者的时代为宣帝后期，子母砖券顶涵洞的出现有可能在其之前的武帝后期前后。 汉长安城的子母砖拱券技术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没有经过可以分辨的萌芽和发展阶段。即便如某些专家主张，河南地区的各类空心砖或画像砖弧顶结构与其存在前后演化关系，其流行的时间也在西汉中晚期，与小砖拱券技术几乎同时，至多不过有几十年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建筑结构和建筑技术从无到有并成熟起来，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观国外，拱券技术从公元前五千纪开始开端，公元前四千纪末期出现包括叠涩拱和筒拱技术的原始拱顶，公元前三千纪以后，拱券技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并一直扩展到南亚地区。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一度扩展到中亚的西部地区，又将这种技术带到那里。中亚与东方的秦汉帝国，相距已经不远，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大为提高。西汉从这里学到拱券技术，具备了地理上的可行性。 但是东方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首先，从战国时期开始，作为东西方交流通道的河西走廊一带，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中，他们和中原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建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其次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正在进行无休止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被消耗于厮杀之中，各国的统治者忙于兼并和自保不遐，还顾不上进行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第三，秦统一的时间有短短的十五年，其间国家向外发展的方向集中在南方和北方，平南越、击匈奴、开灵渠、修长城贯穿了秦王朝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的目的集中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学习即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第四，西汉建立后的前几十年国家以休养生息为主，着力于国内的恢复，当时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国家的大规模建设活动不多，没有太多学习外面建筑技术的需求；最后，在社会经济状况凋弊的条件之下，民间财力有限，建造规模较大形制复杂的墓葬力有不殆。因此尽管拱券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已经距离中国咫尺之遥，但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官方还是民间的条件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文化交流因此没有发生。 一切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匈奴势力被彻底击败，河西走廊归于汉朝的控制之下。匈奴失去对于西域的控制，东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已经打开。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大为改观，诸侯王因为推恩令的推行而失去同中央抗衡的能力，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最终形成；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经济大大得到恢复和发展，西汉的国力强盛一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各国，遗迹遍及中亚，开启了中外交流的大好局面。随着一些汉朝和西域的官员和商人的相互往来，很多西方的文化因素传播进来，拱券技术正是其中之一。 拱券技术出现以前，汉长安城内的地下排水管沟以圆形或五角形陶水管套接或拼接构成，这样的管沟普遍存在排水量过小，流速缓慢、容易淤积的弱点。由于这些管沟埋在建筑物甚至是重要建筑物的下面，一旦淤塞，需要重新挖开进行疏通，十分不便。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一些从前建设的排水管沟已经淤塞严重，清理又不方便，于是产生了进行创新的技术需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一些到过西域城市的汉人看到过西域各国城门的拱券形式，惊艳于它更加坚固、跨度更大、高度更高的优点，在国内进行了模仿建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把拱券技术带回的并非是专业的建筑方面的技术人员，因此回来之后建造的拱券结构只是徒有其形，其他方面就只有靠国内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来解决了。子母砖这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就是为了满足修建拱券的需要而发明的。 武帝时期或稍后子母砖券顶技术在官方修建的排水涵洞中开始应用，但这种新的建筑形式并没有马上为民间所模仿，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当时的西汉政府一改以往黄老思想的羁绊，在对内和对外方面都积极进取。汉武帝多次出击匈奴，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南方的南越和西南夷方面，也动作不断。对内方面则是大修大建，大量的宫殿拔地而起，上林苑大为扩建，到处开渠挖池，还多次到各地巡幸。所有这一切都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作为支撑。武帝时大量征用兵役、徭役、战马、粮草，承受了巨大的财富和人员损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创伤。到武帝末年，社会已经发展到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困顿、起义不断发生的严重局面，以到于汉武帝不得不发布“轮台罪己诏”改弦更张，与民休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的中下层地主和低级官员，也就是后来建造券顶砖室墓的主力，经济状况困乏，财力不足，无力建设规模较大形制复杂的地下墓室。而社会的上层，依然流行长期以来建造大型木椁墓的传统，也有能力承担这方面的财力和物力，没有采用新建筑技术建造新型墓室的主观和客观需求。所以这一时期，拱券结构还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武帝“轮台罪己诏”以后，汉朝对外大规模的战争减少，国内大规模工程建设的浪潮也逐渐偃旗息鼓，转而实行“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国家政策。以后的昭帝和宣帝时期，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社会经济很快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到宣帝时期已经是“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盛世景像。这时的社会中下层地主和低级官员，逐渐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在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都比以前有所提高，原来朴素简陋的土洞墓已经不够豪华，无法满足他们在死后的世界继续生前那种奢华生活的需求，因此他们需要建设更加坚固、更加豪华的地下宫室。汉代高等级墓葬所流行的大型竖穴木椁墓和豪华崖洞墓，可能出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制约，他们不具备修建和使用的资格。同时修建这种墓葬需要耗费大量的优质木材，或是大规模地凿挖山体，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也非他们所能承受。早就少量存在的空心砖墓，流行的时间也正是这一时期。已经在汉长安城排水涵洞建设中使用的拱券结构，一来没有制度方面的限制，二来工程开支也在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大受推崇，在长安城附近地区很快就流行开来。 关中地区在一开始采用拱券技术修建拱券结构的墓室时，自然而然的会利用汉长安城已有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子母砖券顶的砖室墓应运而生。这时又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导致了小砖券顶墓的出现。其一子母砖的形制较为特殊，制作较为复杂，成本较高，增加了建造墓室的建筑开支，只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下层地主和低级官员能够承担。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人们对于西方拱券结构和工艺的了解更加深入，学会了利用普通的小建造券顶的技术。修建拱券结构的建材不再有特殊要求，制作更易，成本更低，而在功能上的要求却并没有因此降低。小砖券顶砖室墓因此受到长安附近的中下层地主和低级官的欢迎，在这一地区很快流行开来。由于长安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这种新的墓室建筑技术也随之传播到这一地区，形成了中原地区西汉中晚期中小型墓葬的重要特色和风气。中原地区的一些空心砖墓和画像砖墓，也将墓室建筑筑成弧型拱顶的样式，明显是受到了这一建筑风气的影响。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 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 查瑞珍：《战国秦汉考古》第1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80~81页，中华书局，1984年。 [4] 呼林贵：《关中两汉小型墓简论》，《文博》1989年第1期。 [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41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冉万里：《汉唐考古学讲稿》第47页，三秦出版社，2008年。 [7]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85、3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8] 林大岵、李雯雯：《砖石拱券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发展与应用探析》，《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174~176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 常青：《两汉砖石拱顶建筑探源》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1]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第6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12] 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第56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13]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07—108页，岳麓书社，2003年。 [14] 林大岵、李雯雯：《砖石拱券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发展与应用探析》，《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5] 康志涌：《谈中国古建筑砖石拱券技术》，《山西建筑》2015年第11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发掘资料，待刊。 [19] 黄亚平等：a.《皇家上林苑排水管道露面》，《西安晚报》2004年4月20日；b.《上林苑排水涵洞现身》，《中国矿业报》2004年4月20日。 [2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 [2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24] a.丁岩：《凤栖原西汉墓园大墓主人试探》，《西部考古》2015年12月31日；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5期。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第23—26、23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27]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04期。 [28]洛阳博物馆：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9] [英]克鲁克香克主编、邓时龄译：《弗莱彻建筑史》第3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30]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十九九世纪以前）》第16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31]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十九九世纪以前）》第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 [32] a.Gwendolyn Leick ,A Dictiona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Architecture，Routledge，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1988；b. A. J. Spencer ,Brick Architecture In Ancient Egypt，Aris & Phillips，Warmingster，Wilts，England. [33] [英]克鲁克香克主编、邓时龄译：《弗莱彻建筑史》第78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34] 王瑞珠：《世界建筑史·西亚建筑》10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5] 王瑞珠：《世界建筑史·西亚建筑》133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6] [英]克鲁克香克主编、邓时龄译：《弗莱彻建筑史》第108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37] 王瑞珠：《世界建筑史·西亚建筑》第148、14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8] 王瑞珠：《世界建筑史·西亚建筑》第1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9]罗小未、蔡琬英：《外国建筑史图说》第17、18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6年。 [40] [英]克鲁克香克主编、邓时龄译：《弗莱彻建筑史》第30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41]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5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 [42]马里奥·布萨利著、单军等译：《世界建筑史丛书·东方建筑》第24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作者：张建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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