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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三年很艰难，囤货、囤吃也开始成为了社会现象。也因此，很多人会发现，对于饮食，他们开始渐渐失去了控制。 事实上，“口罩”原因期间，被报道的进食障碍病例也大幅增加，在年轻人和青少年中尤为明显。 在口罩原因三年后，这一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每年2月的最后一周，是国际提高进食障碍意识周（Eating Disorder Awareness Week），我们特发此文，呼吁大家关注这个具有普遍性但又普遍不被关注的问题。
见证改变:把疫情看作老师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触发进食障碍发作或恶化的因素。 美国COVID-19国家进食障碍协会(NEDA)的热线电话自2020年3月以来，增加了80%，这一数据进一步支持病例增长的事实。 一项在疫情期间对美国和荷兰来访者进行监测的研究显示，限制措施强度增加60%至70%，暴食情况增加15%至30%。 此外，有报告称，自2020年5月以来，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有焦虑或抑郁的迹象。 考虑到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每个人的确都想感觉更好。对于患有限制性紊乱的人来说，不吃东西会感觉更好。另一些人发现暴饮暴食会让他们感觉更好，尤其是吃非常美味食物的时候。
无论一个人的进食障碍是如何形成的，这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众所周知，社交孤立和陷入困境的感觉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焦虑。当一切看起来都不正常的时候，那些有强迫症倾向的人就会陷入新的日常活动。 并非有意，但这些日常活动会失去控制，导致体重严重偏低。在这个节骨眼上，吃东西似乎是不可能的（稍后再谈这个话题）。 那些有暴饮暴食倾向的人周围都是储备好的食物，而且由于快递app，他们能很容易获得更多的食物。
在缺乏面对面社交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变得失调，而食物很容易就成为了替代品，因为它们使用相同的神经通路来共同调节大脑功能。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用食物代替了人。由于社会对偏胖体型的偏见，身材的变化使这种隔离延续了下去。 对另一些人来说，缺乏食物会导致暴饮暴食。疫情期间，对食物供给的不安全感增加了两倍，这增强了与进食障碍的已知高相关性。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使用激增，这反过来导致了精神疾病和对身材不满意的增加。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关于进食障碍的旧的心理-社会模型已经受到遗传学、微生物-肠道-脑轴1和神经科学新发现的挑战。我们现在知道，还有其他的驱动力导致了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 我们不能低估心理-社会压力，这是我们生物力量的主要来源，但我们看法不会和30年前一样。 例如，我们已经将厌食症重新定义为代谢精神疾病。为什么有人要饿死自己，但他的身体原本是为了生存？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一些人生来有负的设定值，对能量负平衡有矛盾反应。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来访者的经历，并挑战了我们以往“责怪受害者”的立场。 正的设定值也有同样的作用：身体复杂的代谢系统会驱使我们的行为，要么把体重拉到最低点，要么把体重增加到最高点。基因是一个决定因素。
关于我们的微生物-肠道-脑轴及其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令人新奇的发现。心理生物学是营养精神病学的一个新领域，它以微生物群（肠道）为目标，以改善心理健康为结果，证明“这真的与食物有关”。 事实上，我们现在把食物当作治疗进食障碍的药物。我们发现肠道细菌菌株会奖励厌食症中的限制性行为，并激发了贪食症和暴食症患者对食物的渴望，这样的发现开始改变我们的观念。 神经科学的发现也证实了多巴胺奖励途径在限制性进食障碍和贪食症中对我们的食欲和对食物的喜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文化对体重有一定的推崇，对肥胖存在偏见，故而人们会追求纤瘦的身材。尽管这仍然是大多数进食障碍的主要原因，但追求苗条身材也揭露了在这些社会观念下人体生物学方面的脆弱性。
要看到一个事实， 即只一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治疗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我接受了一种针对进食障碍的成瘾治疗模式的培训，这种模式随着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引入而逐渐消失。 CBT仍被认为是治疗进食障碍最具循证基础的治疗方法。新的基于正念的CBT疗法，包括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接受与承诺疗法(ACT)，也显示出了疗效。
我们了解到的一件事是，不同的进食障碍案例在表现和行为上可能是不一样的。性格特征和气质会影响治疗方式。 引入辩证行为疗法表明，一些患者需要不同的方法来改善他们的社会和行为缺陷，这样的缺陷令他们的应对机制无效，针对冲动和情绪的调节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不同的依恋类型或对创伤知情体感疗法的需求不断提醒我们，患者的需求是第一位；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案已经是过去式。 另一个事实是，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身材。 厌食症患者骨瘦如柴和暴饮暴食者病态肥胖的观念是一种无效的、有害的刻板印象。 很多较大体型的人承受着饥饿带来的影响，他们因快速减肥受到其他人的赞扬，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在医学领域的人。 我们不能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身材来判断他的任何事情。当你称赞别人的体重减轻或增加时，请记住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应该把他们的身材排除在外。 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已经看到了一种积极趋势： 人们对不同体型的接纳以及社会对于较大体型的认知转变。
从不一样的角色看待父母 知名心理学家希尔德·布鲁克对厌食症患者有一个非常精准又很具文学意味的描述，即他们仿佛进入了一个“金色牢笼”之中。 她发现，这些患者像一只被关在金笼子里的麻雀，和家里的奢侈环境相比，她们实在是太朴素和简单了，同时她们也被剥夺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自由。 那么，是否能将进食障碍的原因都归咎于父母呢？
不。疏远的父亲和令人窒息的母亲是另一种不再合适的刻板印象。 家庭动力理论仍然很重要，必须促进健康的沟通，但我们现在希望父母成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 例如，在基于家庭的治疗(FBT)中，他们是主要的治疗提供者。FBT是适用于8岁（是的，8岁）至24岁患者的循证疗法。 前提是： 当孩子无法通过自己的饮食选择来保持健康时，孩子不应该被允许自己吃东西。父母可以做的是准备食材、装盘并监控，直到孩子回到可以自己选择食物的状态。
一开始我对这种方式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总是有例外，但这种治疗确实有效。 在大多数轻到中度的病例中，父母参与治疗也可以在门诊进行。 由于前面提到的科学因素，一些严重的病例很难在居住环境之外恢复体重，但父母应尽可能地加入到孩子的治疗团队中。 为把孩子从致命的进食障碍中拯救出来，父母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值得赞扬的。 最后，希望我们可以用共同努力的方法：见证改变，成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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