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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7年7月7日起，中国大半壁河山沦丧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国家和人民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也随之全面爆发。为了保存国家实力，延续民族经济与人文命脉，坚持抗战到底，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国立浙江大学、武汉头等测候所这些科研、学校、事业机构不得不南下西进，踏上漫漫艰辛的迁移之路。 武汉头等测候所迁移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决定开始迁都重庆，部分重要机关迁至武汉。1938年春夏，日寇更加进逼，武汉形势日趋紧张，空袭轰炸频仍。6月，武汉会战爆发。至7月，武汉市区横遭轰炸，武汉头等测候所所址附近，时见落弹。期间，武汉头等测候所也开始准备迁移事宜。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也亲临武汉进行安排。 1938年7月21日，创建不到一年的武汉头等测候所，不得不忍痛丢弃刚在湖北武昌紫阳湖南岸石灰堰建好的新所址，由主任沈次由率领全体职员，分批携带各项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从徐家棚冒暑趁夜搭乘火车南下530多公里外的湖南衡阳，正式开始第一次踏上艰难漫漫的南迁和西进之路，在颠沛流离中谋求生存和事业的发展。
7月23日，武汉头等测候所辗转迁徙抵达湖南衡阳。在衡阳小住期间，敌机仍每天轰炸不已。当时，竺可桢正为浙大从江西泰和向广西迁移事宜频繁来往于赣、湘、桂道上。当他得知衡阳也并非久留之地时，又决定将该所向桂林迁徙。为此，竺可桢还特地商请前期迁到桂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要其设法派车到衡阳，将滞留衡阳的武汉头等测候所接送去桂林。李四光所长经与广西省政府接洽，派一辆大型客车到达衡阳，于8月5日将在衡阳停留12天的全所职员及部分图书仪器等接到，向距离衡阳320公里外广西桂林开始第二次迁移。 武汉头等测候所到达桂林后，租住城内体育场西首美仁路四号为所址，但因需修缮，主任沈次由临时住在华南饭店一小房间内。因战事紧张，交通不便，道路梗塞，8月29日，许鉴明及勤务陈忠尧才携带滞留衡阳的仪器到达，在桂南路兴盛巷二号租赁小屋三间暂时住下来，等待原租定的城内体育场西首美仁路四号房屋修建完毕。直到10月15日，才勉强搬入新址。至10月20日才开始部分观测工作。 11月9日，竺可桢在路过桂林时，特地前往武汉头等测候所驻地进行了看望。当他看到该所尚未完全开展工作时，随即当面就进行了批评，他说：“国家民族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你们为何还能在此安心休息，应即设法开展工作。”这件事情，还被竺可桢记录在了《竺可桢日记》中：“十一点至体育场西觅武汉测候所，始知其门牌为美仁里四号。百叶箱、雨量器均无处可以安设，只在房中测量而已。如此虚糜国帑，使余愤极，呵责次由不止。” 武汉头等测候所迁至桂林期间，日寇飞机仍在那里进行了多次轰炸，导致桂林也不能成为长期立足之地。1938年底，浙大决定从江西泰和再次迁往广西宜山。为此，1938年11月9日，竺可桢也要求该所着手随浙大向宜山迁移。 12月27日，武汉头等测候所除报务生洪绍甫“租定文昌门文明路一○五号楼上”，仍留在桂林开展气象电报译密工作外，其余均根据气象研究所复谕令，分批乘坐浙大校车前往广西宜山。由此，武汉头等测候所也只是在桂林作145天的短暂停留之后，又于12月28日从桂林出发，一路经历辗转与艰辛，开始了250公里行程的第三次迁移。期间，因战乱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同样遭遇到了很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 12月31日，武汉头等测候所抵达广西宜山后，选定宜山东门外标营为新所址，自建数栋泥墙茅屋，与浙江大学为邻。 1939年元旦，武汉头等测候所暂借宜山标营浙大学生宿舍开始观测，并每日按时致送报告于航委会驻宜山电台，转往成都。后来，按照竺可桢计划，武汉头等测候所再选择与标营浙大学生宿舍隔河为邻的小龙乡蓝靛村乌龟咀农场作为临时所址。 武汉头等测候所在宜山开始开展观测及预报工作后，浙大竺可桢校长和涂长望教授常来所内了解并指导工作。并要求按月将宜山气候月令根据观测资料进行整理序述，交由浙大校刊登载。 武汉头等测候所与浙江大学迁移宜山期间，遭遇了更多的磨难，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可以说经历了西迁以来的最艰难困苦。 1939年2月5日，宜山天气异常晴好。然而，是日上午十一时许，日寇竟用18架飞机对该地进行了轮番轰炸。首先在南门外、西门外以及城内，然后至东门外标营。当时，浙大就在宜山东门外标营旁沿龙江边建有多幢席棚草房作为教室，日机竟以这一带为目标，也进行了集中轰炸。当日轰炸三次共投弹约118枚，除一人受轻伤外幸无人员死亡。在其河对面的武汉头等测候所，则只有福丁式水银气压表被震坏。 在宜山，武汉头等测候所主任沈次由因长期工作繁重，加之频繁迁移而过度劳顿后得病，出现神经错乱，便于1939年4月告假回沪休养，后因医治修养不愈，最终在上海跳楼自杀。沈次由离开后，主任暂由气象研究所聘请浙江大学秘书诸葛振代理，所中事务则实由许鉴明负责。10月，徐勉钊因事辞职，其职务由浙江大学涂翔甲、李成章二人暂时代理。鉴于主任沈次由自杀身亡，竺可桢只好另派已随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的研究员卢鋈，离渝前往宜山担任武汉头等测候所主任。12月，新主任卢鋈及测候员曾广琼到所任职，涂翔甲、李成章二人被解职。是时，许鉴明仍为预报员，测候员则为曾广琼、尹世勋，报务员为洪绍甫。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北海龙门港登陆，防城、钦州相继失守，广西战事变得异常紧张。11月25日，南宁随之陷落。此时的宜山，每天警报声不停，“宜地人士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浙大师生均主张从速迁移”。于是，在宜山的武汉头等测候所与浙江大学师生也将再次面临着迁移的问题。因当时车辆多征作军用，难以包雇。12月，武汉头等测候所先将笨重及不甚急需之图书什物，移运至宜山城西北三十里的毛岗村吴尚清家庋藏存放，由许鉴明的岳父、当地士绅申季燊代为照管。 1940年1月，竺所长曾谕：遇必要时可迁贵州遵义工作。1月31日，卢鋈主任派测候生曾广琼先行入黔筹备。2月12日，曾广琼抵达遵义，随即赁定老城煤市街二十五号为临时办公处。 2月10日，在广西宜山的武汉头等测候所，因桂南战事发展而结束观测工作，并将所有重要图书及应用仪器完全装箱，部分重要图书均交给邮政局寄到贵州遵义，应用仪器则由卢鋈随身携带。除此以外，宜山标营之房屋及动用家具木器均点数移交广西第三区各县联合农场宜山分场保管。从此，武汉头等测候所又开始踏上从宜山前往贵州遵义、湄潭800多公里的山间崎岖之路，进行第四次迁移。 武汉头等测候所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湄潭期间，不仅其间颇费周折，其中的艰难程度，难以想象。此时，因公路局客车稀少，人满为患，客车车票不容易买到，卢鋈主任只好嘱咐所中同人分别自行北上入黔至遵义集合。2月17日，尹世勋、许鉴明分别搭客车先行。 2月18日，卢鋈主任在宜山将各项事务结束完竣之后，亦携带大部仪器、图书，乘搭中国运输公司货运专车启程离开宜山。1月21日，当车行至贵阳附近的马场坪乾把哨时，竟遭覆车之祸，所幸身体受伤不重，携带仪器图书虽遭水渍，也损失轻微。1月23日，他到达贵阳后，进行了几天的休养，并对仪器进行了检验，均可应用。待他身体的伤痛痊愈复原和仪器修理完后，即于3月1日才抵达遵义。是时，尹世勋、许鉴明二人亦先后到达。 当时，遵义老城煤市街临时办公处附近的场地过于狭小，不合观测之用。亟思另觅房屋，恢复工作，然而此时步兵学校及浙江大学均已迁来，遵义城中人口顿时增加数倍，要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办公，实在是不容易。他们奔走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毫无结果。 而此时，竺可桢所长正好发来电报要武汉头等测候所改迁距遵义城东72公里的湄潭。卢鋈主任得到电报后，即于3月13日启程亲赴湄潭勘察所址，筹备迁移。到达湄潭后，在县政府及当地士绅的鼎力协助下，选定湄潭县城义泉镇北门外的玉皇阁作为临时所址。该处地临湄江河附近，较为开阔，很适合于观测之用。与各方商洽定妥之后，3月21日，卢鋈主任立返回遵义，征集民夫，整顿行装，并于3月27日率尹世勋、许鉴明、曾广琼三人启程前往湄潭，终于29日到达。
因当时百叶箱已早在遵义制作好了，所以只经过二天的筹备，即于1940年4月1日在玉皇阁新址开始恢复观测工作，还将其所名改为“湄潭武汉测候所”。当时职员仍为五人，其中主任卢鋈，技术员许鉴明，测候员曾广琼、尹世勋，报务员洪绍甫。
自此，武汉头等测候所先后在沈次由、卢鋈两位主任的率领下，经历一迁湖南衡阳，二迁广西桂林，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费时1年零8个多月，行程达1900公里，终于在贵州湄潭落户定居下来，并在此进行了长达六年半的观测和科研工作。 主 编：魏 华 副主编：何宝军 林 威 刊名提写：张湖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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