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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邪恶的原则 选自《致命的策略》 ——[法]让·鲍德里亚 刘翔 戴阿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这些致命的策略是否存在？我甚至都感觉不到我已描述过它们，或是接近过它们，又或者，整个 假说都无非是梦一场一一真实对于想象的宰制是 如此巨大。关于客体,你所说的一切都从何而来？客体性是致命性的反面。客体是真实的，而真实受于法律和时代。故此,面对一个狂乱的世界，只有现实主义的最后通牒。这就是说，如果你想逃避掉世界的疯 狂，那么同时你也就牺牲掉它所有的魅力。 随着其澹妄状态的扩张,世界只会加大押在牺牲上的赌注，被真实讹诈。今时今日，幻觉已不起 作用;为了生存,我们有必要向着真实的零度逼近。 也许存在着一种并且是唯一一种致命的策略: 理论。而毫无疑问，平庸理论与致命理论唯一的差 别在于:在其中一种策略当中，主体依然相信其自身比客体更为狡猾。反之，在另一种策略当中，客体则被认为比主体更狡猾、更玩世不恭并且更具天分,它只是静静地潜伏在那里。客体的变形、诡计和策略超出了主体的理解。客体，既非主体的倍增亦非其压抑，既非主体的幻觉亦非其妄想，既非主体的镜子亦非其映射，客体有其自身的策略并且掌握着游戏规则的钥匙，主体无法理解，不是因为客体过于神秘，而是因为客体无限的讽刺性。
鲍德里亚 客体性的讽刺正等着我们。该讽刺出于无视主体或主体的异化而来的客体的完成。在异化状态下，是主体的讽刺取得了胜利，是主体对其周遭 的盲目世界构成了无解的挑战。主体性讽刺，讽刺的主体性，是禁忌世界的本质、规训与欲望。主体的力量存在于它对于完成的承诺当中，反之，客体的领域则是被完成之物的秩序，并且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可能从中逃逸出去。 我们混淆了宿命与压抑的复归（欲望是不可逃避的），然而致命性的秩序与压抑的秩序恰恰相反。不可逃避的不是欲望，而是客体的讽刺性在场，它的漠然及其漠然的关联，它对于象征秩序的挑战、诱惑以及反抗（因而也包括对于主体的无意识的在场，如果他有的话）。简言之，不可逃避的乃是恶的原则。 主体遵循我们的形而上学，后者始终试图提炼善与恶。然而客体对于恶则是半透明的。这就是 为什么，客体表现出这等自愿的奴性——淘气地、 恶魔般地,就像自然一样，对我们加诸其上的任何规条都欣然屈从，并且违背所有的律令。当我谈论客体及其深刻的阳奉阴违的时候，我谈论的是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整个自愿奴性的问题都应该在这种光线下被重新审视，不是为了解决它,而是为了刺探出谜语:服从，事实上是一种平庸策略,它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以及所有的服从）暗暗包括了一种对于象征秩序的致命的反抗。 这就是恶的原则何以存在，并不是作为某种神 秘的进程和超越，而是作为象征秩序的藏身之处——作为对象征秩序的偷窃、强奸、收赃及讽刺 性的贪污。这就是客体何以对恶的原则透明。不像主体，客体是象征秩序的不良导体，却是宿命的良导体——即是说，对于纯粹的客体性而言，它是至高无上和不可救药的,是内在的和神秘的。 此外,有趣的不是恶，而是螺旋递进的恶化。因为主体总是在它的镜中清晰地反射恶的原则，这令它沮丧；然而客体则希望更糟，甚至要求最糟。它是更为激烈的否定性的证明，换言之，倘若一切最终都违背了象征秩序，那是因为，所有的一切从 一开始就被败坏了。
世界在被造出之前就已被诱惑。一个在今天仍困扰所有现实的奇怪超前。世界在其起始之处 已被反驳——因而它不可能被证实。否定性，不论 是历史性的或主体性的，都不重要：真正的魔鬼是原初的颠覆，即便只是在思想当中。 与最后审判的乌托邦相反，作为对最初洗礼的赞美，我们找到了拟真的眩晕，找到了对于开端和终局之怪癖的路西法式的狂喜。 这就是为什么神只能生活并隐藏于非人、物体和动物当中，隐藏于寂静的领域和客体的野蛮里, 而不是在人的领域一一亦即语言的领域和主体性的野蛮之内。“神人”是个谬论。一个拒绝了非人的讽刺性面具的神.从兽性的隐喻里、从被他默默赋予了恶的原则的客体性变形里现身，为了获得灵魂和面孔，他也同时假定了人类伪善的心理学。 我们有必要对非人有所敬畏。这是某种我们称之为宿命论的文化，作为我们“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的方式，因为他们的戒律是在非人那一边，在星 辰或动物神那一边，抑或是星座或不知名的神那一边。不知名的神是一个伟大的选择。这与我们自己现代的、技术的偶像崇拜截然不同。 形而上学只准许善的光线滤入,并试图把世界投射到主体之镜当中(主体已经经历了镜子阶段)。形而上学期许一个能够将形式区别于它们的复体 (double)、影子和图像的世界:这就是善的原则。但客体却总是拜物教的、虚假的、物神论的、人造的，是诱饵，是将客体与其魔法般的人造复体混淆起来的可恶行径，并且，没有一种有关透明或镜子的宗教能够解决它——这就是恶的原则。 当我谈到客体及其致命的策略,我也是在谈人及其非人策略。比方说，人类在假期当中总能发现 比平常更大的无聊——加倍的无聊，因为它由快乐和烦乱的所有元素构成。关键之处在于此种无聊假期的宿命，这种走投无路有其苦涩而成功的先兆。我们怎么能假设人们会否定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寻找一个替代品？恰恰相反，他们将从中创造命运:看似削弱实则强化它，投入其中直至迷狂之巅, 用更大的无趣来封印其无趣。此种超平庸相当于 致命性。 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也就不能理解这种 作为自我超越之壮举的群体性野蛮。我不是在开 玩笑:人们并不想找乐子,事实上，他们真正想找到 的是一种致命的烦乱。无聊不是问题，本质在于无聊的增长;增长是救赎和迷狂。这应该意味着任何 事物心醉神迷的深化.甚至压抑和落魄的增长都能 像落魄之解放狂喜般运作——正如绝对的商品也能像商品的解放形式般运作。这是“自愿奴性”问 题的唯一解决办法。而且，只有在消极状况的深化中才存在解放，除此没有别的解放。所有倾向于规划一个灿烂而神奇的自由的形式.都不过是革命性 的说教。解放逻辑基本上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从本质上讲,最终胜出的乃是致命逻辑。 犬儒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此种对场景和幻觉的意愿，与所有对知识和权力的意愿相反，顽固植根人心当中，仍然蛊惑着事件的进程。存在着，正如曾经存在过，一种对于纯粹事件、客观信息和最 秘密的事实和思想的冲动，被置换到场景当中，并 在其中达到迷狂，而不是作为某种真正发生的东西被生产出来。发生是必要的，而处于迷狂当中则绝对生死攸关。 事物只能以过度的方式发生，亦即，不是在表象的控制之下，而是在其效果的魔法当中.在其中，它们显得伟大并且呈现出存在的奢侈。我们以为自然是冷漠的，相对于人类的激情和雄心，它的确如此;然而在自然灾难中制造其自身景观的事实方面，自然也许并不冷漠。这是一种比喻，但它在这里仅仅意味着众多激情中的某一种激情——拟真的激情，诱惑的激情，颠覆的激情。这就是说，除非借由幻觉、嘲讽和生产而变形，否则事物就没有意义。这些幻觉、嘲讽和生产绝非一种表象，而是事物惊人而古怪的形式是鄙弃其起因的意愿，也是让我们迷失于其后果中尤其是在其消失的后果中）的意愿。道学家们常常谴责这种惊人的形式.。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原罪遥远的回声当中，事物讽刺性地彻底颠覆了自身。 此外，正是这种古怪保护我们远离真实及其灾 难性的后果。“事物在魔法和人工的拜物教景观中耗尽了自身”——严肃的头脑始终会反对这种变形。他们对世界进行乌托邦式的删节，以便为“最后的审判”当天交付一个确切、无损而真实可信的世界。然而这种遭到道学家们谴责的景观兴许反倒 是较小的恶。因为上帝知道被释放的意义拒绝把自身作为表象生产出来之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甚至革命也只有在其景观是可能的情况下发 生:“美好的心灵”所痛惜的乃是媒体正在终结真正 的事件。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核歼灭的问题，那 么，我们也许可以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保护我们远离核冲突的，恰恰是模拟的日常恐慌的浓缩， 是媒体处理我们恐惧的那种困扰而惊人的激动的 浓缩，而不是恐怖平衡（威慑中不存在策略性保证, 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在核元素中幸存的本能）。保护我们的是如下事实：对核浩劫而言，事件危险地威 胁到否认我们对于景观的全部希望。人性可以接受自身的物理消失，却无法接受对景观的牺牲（除非它成功地在另一个世界找到某个景观）。对于景 观的内驱力比幸存的本能更为强大，我们全靠 它了。① 假使物的道德存在于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价值当中，那么，原子与核武器的不道德万岁！这 种不道德使得就连它们也屈从于场景那最终的、玩世不恭的事件。令一切都背离象征规条的秘密游戏规则万岁！拯救我们的将不会是理性原则，也不 会是使用价值，而是场景的不道德原则，是恶的讽刺性原则。 专注于这种副作用是激情和致命的意愿。同样，没有生命能够在架构之外被设想出第二次机 会。生命的设计只能由必然回归的生动确然性来 赋予，曾经有过的某些时刻或面孔迟早将会重 现——有点像是遗体的复活，除了“末日审判”那一 部分。这些将会回归，因为它们只能消失在你生命 的地平线上，它们的轨迹已精确地被事件所颠覆，其轨迹将循着某种无意识的曲线带给它们第二次 生命或是最终的复归时机。那时将只有它们真正存在过。那时将只有它们成功，或失败。 从某个特定的时刻起，这类第二次降临包含了存在的独特设计,因而在其中，没有什么是偶然发 生的。第一次降临一一其自身不具备意义，并且在 生活的庸碌中逐渐失去自己，它才是偶然发生的。它只能凭借倍增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 从而获得某种命定发生的特征。这就好比占星符 号只有伴随着星位的上升才有意义:符号本身什么也不是，当它和某事一起发生时，则变得不可避免。 一旦生命的某些事件有了第二次机会,一旦循 环将它们带回过去，一次并且只此一次，那么，生命 即告完整。而当生命得知没有这样的第二次降临， 那么在开始之前生命已告终结。 致命性就在那里，在那个方向上。就这个意义上讲，老的异端邪说是对的。每个人都有权获得重 生:真正的诞生。每个人都注定经历这类事件的必 要复归：这不是由星相的律令决定，而是由我们生命内置的内在性所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机会已经无效，而最后的审判已经全无用处。 宿命理论之所以无限优越于灵魂自由理论的 原因就在于此。宿命论消除了生命中仅仅是注定 的一切一一所有只发生一次的都不过是偶然，而只有发生第二次的才成为命定。然而宿命论也为生命赋予了这些二次事件的强度，它们具备某种先验 存在的深度，正如生命曾有过的那样。 初次的邂逅既不具备形式也没有意义,静静地 被误解和平庸所玷污。命定性只能借由此种先验 生命的当前效应随后出现。而在这种发生中存在 着一种意愿和能量，对此，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而它也不是某种隐藏秩序的复苏。完全不是。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定的事物去到其既定的存在之处。 倘若诸星以任意秩序升起、落下，那么天堂本 身将失去意义。正是星星轨道的一再重复造就了天堂。而正是特定的命定逆转的一再重复造就了生命。 最后，如果客体是机巧的，如果客体是致命的， 我们该怎么办？ 在幸存的艺术之后，是消失的讽刺艺术吗？主体一直以来都梦想如此，一个与对整体性的梦想相 反的梦想，而二者无法彼此抹杀。恰恰相反。今时今日，它的失败唤醒了更为微妙的激情。 在平庸策略的内核当中，是致命策略炽热的 欲望。 没有什么能够为我们保证一致命性乃至策 略。更进一步说，这两个字眼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 悖论：既然说是策略，致命性又何以可能呢？关键 在于:致命性存在于每一种策略的核心，这是个谜。正是它窥见了更为平庸的策略的内核。客体的致命性将是某种策略一一类似另一个游戏的规则。基本上，客体嘲弄我们依附其上的法律；它宁可在我们的计算中作为一个讽刺性的变量，并通过方程 来证明其自身。然而其游戏的规则，接受这种玩法 的条件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们，而它们可以不被 注意地悄然改变。 没有人知道何为策略。世界上没有足够的意义供我们处置终结。并且因此，没有人有能力阐明 最后一道流程，就连上帝本人也被迫采用一套试错 方法。有意思的是这其中无情的逻辑进程是可见 的，客体借此进入到我们希望它玩的游戏当中——以某种形式加倍赌注，抬升竞标价格至它所能容忍 的策略极限，借以设置一种其自身没有尽头的策略。一种平息了主体游戏的“游戏性”策略，一种致命的策略,在其中，主体由此屈从于其自身目标的 优越。 我们是客体中终结性过剩的同谋（它也可以是意义的过剩，并且不具备破解一个过于高明地玩弄 意义游戏的词语的可能）。我们发明了所有这些策 略，以期让它们导致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们发明了整个现实，以期目睹它引发非凡的诡计。对于任何 客体,我们都期许着一种阻碍我们计划的盲目回应。从策略中，我们期待控制。从诱惑中，我们寻求惊奇。 诱惑是致命的。这是至高无上的客体在你心中重现原初的混乱并试图让你大吃一惊的后果。反之,致命性也是诱惑性的,就像发现一条潜规则。对游戏潜规则的发现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它提前补偿了我们随之而来的最残忍的损失。 笑话也是这样。如果要在语言中寻找命定的 关联，那必是笑话无疑。因为笑话本身就是语言中 所固有的内在结点（那就是命定：在诡计与终结的 结合中，同样的符号主持着生命的结晶与溶解）。在成为纯粹客体的语言中，（笑话的）反讽是此种终结的客观形式。正如在笑话中一样，不管在哪儿， 赌注的提高都是长盛不衰的结点形式。 一切都必须以一种命定而巧妙的形式展开，正如一切从一开始就已在某种原初的崩坏中被束 缚了。 就连宿命也是致命性崩坏的反讽形式。偶然性也是如此。如果偶然性也是一种反讽，那么，试 图将其设置为一种客观进程又有何益？偶然性当 然是存在的，然而却与所有的科学相左，它存在于 偶然性的反讽当中，甚至存在于分子水平上。致命性的存在就好比偶然性的存在一样笃定无疑。区別在于，致命性的讽刺性比偶然性的要大得多，而这也正是其更富悲剧性和诱惑性的原因。 诚然，这是一条困难而晦暗的路：站在客体一边，以客体的目标为己任。寻求另一组规则、另一 套公理体系：这其中不存在神秘，也不存在主体性 被困并一头突围到临时盘点中去的超世俗港妄;而不过是勾勒岀另一种逻辑，揭示另一些策略，把机 会留给物的讽刺性。这也是一种挑战——它终究 对荒谬性构成威胁，并且也冒着它所描述的那种风险，但风险将被承担。关于致命的策略的假说本身也该是致命的。 如果有一种道德,那么它也必定忙于其效应的反常循环,其本身必是超道德的，就好比真实是超真实的。道德必定不再是一种道德停滞，而是一种 道德迷狂，其本身必得是一种特殊的效应。 列维-斯特劳斯曾声称,象征秩序已经离我们 而去，臣服于历史。今时今日，卡内蒂则断言，历史本身已然溃不成军。那么剩下来站在客体一边、站 在客体那反常而可贵的效应及其致命效应（致命性无非是效应的绝对自由）一边的又是什么呢？符号学大出血。 如今所有批判的激进性都已失效，所有否定 性都已在一个假装认清其自身的世界中得以解决，而批判精神已在社会学中颐养天年，欲望的效应则 已被消耗殆尽，还有什么能够将事物带回其谜样的 零点？事到如今，谜已被颠覆：过去是斯芬克斯向 人提出关于人的问题，俄狄浦斯认为自己解答了它，我们也都认为自己解答了它。现在则是，人向斯芬克斯一一这个非人之物一一提出关于非人的问题，关于宿命、关于世界对人类事务的冷漠、关于 客体律令的无常。而客体（斯芬克斯）比人要狡猾 得多，它凡乎不作回答。尽管如此，物在违背规则 或是阐明欲望的时候，势必是已经悄悄地为某些谜 题给出了答案。除了站在谜的一边,还有别的吗？ 一切都可以概括如下:让我们相信这么一个假说，哪怕只相信短短一刹，即，在事物的秩序中存在 着一种致命的和谜样的偏好。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现状中都存在着某种愚蠢。在事件中存在着某种愚蠢，对于命运（如果命 运存在的话）而言不会不可思议。在真理与客观性 的当前形式中也存在着某种愚蠢，一种高明的讽刺 就可以饶恕我们。万事万物都以某种形式被偿还。万事万物都有其去处。真理只能令事物复杂化 而已。 而众所周知，如果存在最后的审判，对我们每人来说,在生命之救赎与永恒的片刻，唯一的片 刻，我们将与谁共享这讽刺的结局？ 注释 ① 当然.这并非被情境主义者作为异化顶点和资本主义 极限而谴责的那种景观。由于它关乎客体的制胜之道,是其自 身的颠覆模式.而不是它被颠覆的方式，景观也无法被其对立 面所取代。事实上，借由波德莱尔意义上的商品之魅，我们应该更加亲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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