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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京地区 与北方草原地区之间的交流 ——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观察 张利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副研究馆员 关 键 词 葬制；葬俗；鲜卑；乌桓；交流 摘 要 北京地区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墓葬中出现了诸多不同于汉魏时期中原汉人墓葬的新特征，表现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上。这些变化反应了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互动与交流、碰撞与融合。 Keywords:Burial system;Funeral custom;Xianbei; Wuhuan;Communication Abstract:There are many new features in the tombs of the Western Jin,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Beijing,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ombs of the Central Plains Han people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It is reflected in burial system, burial custom and funerary objects.These changes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Beijing area and northern grassland area in the period of Western Jin, Sixteen States and Northern Dynasties. 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北京地区积累了一批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墓葬资料。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在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诸多不同于汉魏时期中原汉人墓葬的新特征，本文尝试从葬制、葬俗、随葬品三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01 葬制——墓室及葬具平面由长方形到梯形的转变 在西晋十六国北朝这段历史时期内的西晋墓中偶有墓室平面呈梯形的墓葬。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梯形墓室墓变得极为普遍。 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墓室平面呈梯形的墓葬包括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带墓道砖室墓。土坑墓有延庆王化营魏晋墓M12【1】、延庆西屯北魏神龟元年（518）M317【2】。砖椁墓有房山岩上北魏皇兴三年（469）M1（图一）和太和十一年（487）M2【3】、通州胡各庄北魏正光五年（524）M56【4】、通州胡各庄北齐天保四年（553）M51【5】、大兴三合庄东魏元象二年（539）M66【6】、大兴北程庄北魏墓M23【7】、延庆西屯北魏墓M243【8】、大兴雪花集团北魏墓M14和M15【9】、通州胡各庄北魏墓M68【10】、清华大学北魏墓M98、M99【11】（图二）。带墓道砖室墓有小营村北魏M16（图三）【12】和延庆大榆树西晋墓M1（图四）【13】。此外，大兴笃庆堂村M6、M7为梯形小砖椁墓【14】，根据出土灰陶钵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不早于魏晋，不晚于北朝。 上述墓葬的墓室平面均呈头部宽、脚部窄的梯形；在能看出棺痕的葬具中，葬具平面亦呈头宽脚窄的梯形。这种墓室、葬具呈梯形的墓葬形制在汉魏以来的塞外鲜卑墓葬中普遍采用，是鲜卑墓葬的一个显著特点。出现这种墓葬形制的原因明显是受到了鲜卑族群的影响。这类墓葬形制完全不同于墓室和葬具平面呈长方形的汉系墓葬传统，是一种新的墓葬形制，且这种墓葬形制在北京地区后世的唐辽时期墓葬中一直被沿用下来。  图一 房山岩上M1  图二 清华大学M98、M99  图三 大兴小营村M16  图四 延庆大榆树M1  图五 延庆西屯M41 02 葬俗——由“北首”到“南首” 相较于汉魏时期墓葬，在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墓葬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关于墓主人的头向问题。北京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墓葬主人头向几乎全部南向，与汉魏时期汉人传统墓葬主人头向不同。北京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如果是南北向竖穴墓，则墓主人头向几乎全部北向；表现在带墓道单砖室墓上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小营村北魏墓M16墓主人头向墓道方向【15】（图三），王府仓北齐墓墓主人头向亦朝向墓道方向【16】，而带墓道汉代砖室墓的墓主人头向一般均朝向墓室后壁方向，可见北朝时期墓葬与汉代墓葬相比，在对墓主人头向的处置上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再看西晋时期情况，该时期带墓道砖室墓墓主人头向既有朝向墓道方向，也有朝向墓室后壁方向，如延庆西屯西晋墓M41墓主人头向墓道（图五）【17】。此种现象或可说明北京地区“头南脚北、头朝墓道”的葬俗在西晋时期偶有出现，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基本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习俗。按《礼记·礼运》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钱玄先生曾对古代礼仪中的向位观念做过总结，认为：“古礼向位，每依阴阳而定。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人以阳为上；鬼以阴为上。【18】”可见北首习俗为汉民族奉行的一种传统。南首习俗的出现只能是因为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至于其中的具体原因，值得研究。南首习俗同梯形墓葬形制一样，在北京地区后世唐、辽等小砖椁墓中被沿用下来。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还发现有1座带壁龛的墓葬，即房山岩上北魏墓M2【19】，这种带壁龛的墓葬在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墓葬中多有使用，如安阳孝民屯鲜卑墓【20】。据此推测岩上北魏墓M2可能是受到了慕容鲜卑葬俗的影响。 此外，在随葬品的放置位置上也有较为特殊的地方。雪花集团M14、大兴笃庆堂M7（图六）、通州胡各庄北齐天保四年（553）M51（图七）、房山窦店M12【21】（图八）几座墓葬的随葬品均有1或2件置于墓主人头部砖室外侧的填土中，这种现象在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人墓葬中很少见到，尚不确定是否与北方民族葬俗有关。  图六 大兴笃庆堂M7  图七 通州胡各庄M51  图八 房山窦店M12 03 随葬品——非传统器型的出现 在这段历史时期墓葬内发现的随葬品中，较具特色的新器型当为陶罐、陶壶和陶俑。此外，还有非国产玻璃器。 1.陶罐 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目前北京地区共出土5件较具特色的陶罐。根据形态不同，可分四种类型。 A型 鼓腹，整体比较扁圆，束颈，小底，敞口。如延庆王化营陶罐M12：2，简报云其陶质为夹砂灰褐陶，但从图片看似为红褐陶。颈下戳刺两周窝点纹【22】（图九）。 B型 弧腹，整体较瘦高，束颈，口微敞。如延庆西屯陶罐M41:10，观察简报器物图似为盘口，口部加泥条后戳刺一周凹点纹，颈部亦施一周戳刺点纹【23】（图一0）。 C型 大口罐，弧腹，与筒形罐有点相似，如大兴笃庆堂村M6：2（图一一）、M7:1（图一二）【24】。器表均有烟炱，均为夹砂红褐陶，M6:2肩部有戳刺点纹。 D型 鼓腹，大平底罐。如延庆大榆树陶罐M1:1【25】，泥质灰陶，束颈、溜肩，颈部以下满施繁复的纹饰（图一三）。 前三个类型的陶罐在内蒙古东北部、东南部、中南部的诸多墓葬遗存中均有发现，且数量较多，较为普遍，故不一一举例，详细情况可参见《早期鲜卑研究》【26】及《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27】。通过梳理《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收录的各遗存，我们发现在随葬的陶器中，伴出比例较高的是束颈敞口鼓腹罐和大口深腹罐（束颈敞口鼓腹罐称陶壶也许更为合适，如此则为一壶一罐组合），可见这是两类非常典型的陶器。北京地区出土的A型、B型陶罐与鼓腹罐接近，C型陶罐与深腹罐接近。戳刺凹点纹为鲜卑陶器特征，这点似乎是目前学界的共识。用戳刺凹点纹装饰口、肩部的陶器，在晚到北魏时期的平城遗存中仍大量出现【28】，足见其所带有的强烈的族群信息。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北京地区发现的上述陶罐为鲜卑族惯用的陶器类型，其使用者为流入汉地的鲜卑人或受鲜卑影响的汉人。此外，根据简报提供的信息可以明确的是大兴笃庆堂出土的两件陶罐外表均有烟炱，说明其为墓主人生前所用之物，这点也与汉人墓葬所使用的专门化的陪葬品有所不同，而与早期鲜卑及同时期的北方民族墓葬随葬器物特点相同。 D型鼓腹大平底罐的纹饰较特殊，与此类似的纹饰见于伊和乌拉鲜卑墓中出土的陶壶M2:1【29】。学者吴松岩在其《早期鲜卑研究》一文中所划定的II区墓葬，其典型文化因素之一即为陶器器腹有繁复的纹饰，并认为这一特点可能为早期慕容鲜卑遗存特征。延庆大榆树陶罐M2:1形制与吴文II区中代表性陶罐形制基本相同，如南杨家营子M3:25、六家子陶罐等。此外，前燕李廆墓中出土过2件陶壶M1:8、M1:9，其自颈部以下满施繁复的纹饰【30】，这个发现似乎也支持吴文的观点，即陶器器腹施繁复的纹饰这一特点可能为早期慕容鲜卑遗存特征【31】。与吴文所持慕容鲜卑观点不同，学者韦正认为该类遗存属于东汉中晚期乌桓遗存【32】。这个观点给我们很大启发，乌桓包括其部落大人等汉魏以来多已内附，迁居塞内，上谷郡即今延庆地区为其内迁属郡之一。如此大规模、高层次（内有部落大人）的人员内附，必然会为汉地带来乌桓族群的物质文化遗存。乌桓族群的物质文化特征到底是什么样的，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总之，延庆大榆树陶罐M2:1不管是乌桓遗存特征，还是鲜卑遗存特征，其在北京地区的出现，都是其与北方地区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力象征。  图九 A型延庆王化营M12:2  图一0 B型延庆西屯M41:10  图一一 C型大兴笃庆堂M6:2 图一二 C型大兴笃庆堂M7:1 图一三 D型延庆大榆树M1:1 我们不妨再结合北京地区的时代背景来做个框架性考察。上述陶罐所在墓葬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晋，下限不晚于北魏，其中是否有十六国时期墓葬，因目前北京地区尚未发现该时期内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暂不好确定。但北京地区自西晋316年灭亡直到北魏拓跋鲜卑政权399年占领蓟城，期间足足有80余年的时间，十六国时期墓葬应该会有，只是尚未发现或者无法辨别出来而已。西晋至北朝这段时期内活跃在北京地区的北方民族主要为鲜卑诸部，当然也有乌桓，只不过在乌桓被曹魏政权征服，徙居内陆或融入其他族群后，史书上记载少了。上述时代背景与带有鲜卑风格陶罐的出现在时空也是吻合的。 2.陶壶 均为细颈，小平底，可分夹砂和泥质两种类型。A型夹砂陶壶，有岩上M2:1【33】（图一四）和北程庄M23:1【34】（图一五），肩部圆鼓，最大径较靠上，小平底。 B型泥质陶壶有雪花集团M15：1【35】（图一六）和大兴小营村M16:1【36】（图一七），肩部平阔，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且在肩腹交接处刻划两道弦纹，小平底。 上述两类陶壶均为拓跋鲜卑迁都平城后普遍随葬或使用的器物，尤其是小营村陶壶M16：1肩部施有网格纹，腹部有磨光暗竖纹，同平城地区鲜卑墓中出土的陶壶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北京地区在北魏时期，不仅在葬制、葬俗上，而且在随葬品上，几乎全部接受了鲜卑的影响。 图一四 房山岩上M2:1 图一五 大兴北程庄M23:1 图一六 大兴雪花集团M15:1 图一七 大兴小营村M16:1 此外，上述几件陶壶的口颈部分全部残缺，此种现象可能与毁器习俗有关。 3.陶俑 西晋墓中常见一种头戴尖帽，身着衣裤的俑，如北京西郊景王坟西晋墓陶俑【37】、房山小十三里西晋墓陶俑（图一八）【38】。从五官衣着来看，此类陶俑的形象颇类胡人；从双手姿势来看，似为驾御俑。这类胡俑在洛阳地区西晋墓中亦有大量发现，其中洛阳春都西晋墓路出土的1件相同形制的胡俑站在陶马旁，而身着袍服的汉俑则站在牛车旁，似可更直接地说明该俑的角色与功能【39】。曹魏、西晋时期，各种势力相互征战，为提高战斗力，各方多用胡骑，由此进入幽州腹地的胡人逐渐增多。幽州腹地不宜游牧，除作战外，留守下来的部分胡人很可能就更多地充当了地主庄园或官府的私人杂役、佃客等【40】，由于他们自身特性，善驭牲、养牲，故也多用来从事驾驭、养马之类的杂役。这种情况在两汉时已经存在，邢义田先生云，汉文帝时曾在边郡设立马苑三十六座，又接纳归服的胡人协助养马，汉代胡人养马是非常普遍的事情【41】。《汉书》卷六十八记载，汉武帝时，“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馆，输黄门养马。”武帝在一次游宴时，遇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武帝见他马养的肥好，容貌威严，得知其乃休屠王之子，便封他为马监【42】。西晋墓中的胡俑推测也应当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曹魏西晋时期活动于幽州地区的北方民族主要为乌桓和鲜卑。至于西晋墓中出土的这类胡人具体是哪个民族尚无法确定。会不会是乌桓人，尚没有线索，当然也有可能是早在东汉时就融入汉地的匈奴人后裔；亦或是该时期汉族工匠对胡人的一个符号性的塑造与表达，因为在从幽州到洛阳的西晋中的胡人俑均为此形象。与平城地区出土的北魏时期的鲜卑俑对比，此类俑在五官、体态上均与之有较大差别，所以不会是鲜卑人形象。 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亦有胡俑发现。2019年在清华大学北齐墓中出土了1件袒肩胡俑，其头戴鲜卑帽，身着鲜卑服【43】（图一九），与北齐晋阳地区墓葬中出土的鲜卑俑几乎相同。此外，早年在傅隆显墓中也曾出土过1件陶俑，发现者描述为女俑，高髻，长服有彩绘【44】，但从照片看该俑似乎袒露右肩，右手弯于胸前，应执物，左手自然下垂，如此装束提示该俑也有可能是鲜卑俑。 图一八 房山小十三里胡俑 图一九 清华大学胡俑 4.玻璃器 除上述陶器外，西晋华芳墓中还出土1件玻璃碗，淡绿色，敞口，弧壁，寰底，外壁腹部有一排凸起。经科技检测分析【45】，其成分与萨珊玻璃器成分相近。这件器物无论是从器形，还是从成分来看，均非汉地之物。安家瑶先生最终确认其为萨珊玻璃器【46】。这件萨珊玻璃器缘何为出现在西晋时期的北京地区？华芳是幽州（今北京地区）刺史王浚的妻子，史书记载，西晋末年时局混乱，王浚割据幽州，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47】。由此条史料我们推断这件玻璃碗可能为鲜卑进献给王浚的礼物或贡品，是从鲜卑人群那里流入幽州。从这件器物出现的历史背景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间接带来了北京地区与中亚、西亚之间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内的沟通与交流。 大兴笃庆堂M6出土1件玻璃耳铛M6:7，浅蓝色，半透明，经XRF检测不含铅、钡元素【48】，应该也是萨珊玻璃器。同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北京地区与域外的交流。 04 结语 通过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的观察，我们发现北京地区汉晋时期丧葬风俗一脉相承，为典型的中原汉文化系统，即使在西晋时期墓葬形制出现变化，也是属于系统内部的调整，是由于受到统治者薄葬观念的影响和建造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出于风俗观念的原因。十六国时期——实则曹魏西晋时期便已有较多胡人活动于北京地区，见于记载的主要为乌桓和鲜卑——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北京地区，战乱频发，由此带来了人口的频繁迁移，人群结构发生变化，风俗文化亦随之慢慢发生改变。该时期墓葬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上均出现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时期的变化，如梯形墓、墓主人头向由朝向墓室后壁变为朝向墓道等等，这些变化萌发于西晋，历经十六国，到了北朝时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中原汉晋墓葬文化系统被彻底打破。可以说，在墓葬这种物质文化形式上有力地印证了“五胡乱华”这样一个说法，尤其是发现的北魏时期墓葬，其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上几乎完全鲜卑化了，从中也折射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发生的社会巨变。正是这种巨变，酝酿出了后世丰富多彩的隋唐墓葬文化。 北京地区在汉晋时期处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与北方草原部族相邻，北方民族在幽州地区的活动频繁见于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查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49】。东汉光武帝时，“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50】。顺帝时，匈奴吾斯、车紐反，汉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车紐等”【51】。汉献帝建安初年，袁绍借助乌桓蹋顿部众力量，打败割据幽州的公孙瓒，为了笼络乌桓，“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52】。曹操征乌桓时，“斩踏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53】，及乌桓校尉阎柔所统领的幽、并二州乌桓共计万余落，悉徙居中原，“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54】。曹魏黄初中，牵招招诱“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55】”。西晋后期，幽州刺史王浚割据幽州，结好夷狄，与之通婚，还曾派遣都护王昌及领鲜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众五万余征伐石勒【56】，后幽州乌桓审广、渐裳、郝袭等又背贰王浚，“密遣使降于石勒”【57】。王浚灭亡后，段氏鲜卑占据蓟城，之后北京地区进入十六国时期，五胡鲜卑纷纷登场。上述仅择要摘录了一些相关史料，要得是提醒我们在今后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应当充分注意该区域与北方地区之间的交流、交往、互动、融合，要充分认识到北京地区的独特区位特色，只有这样方能较为全面、深刻、系统的理解中古时期北京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变迁。 最后一点，如前文已经提到北京地区自西晋316年灭亡到北魏拓跋鲜卑政权399年占领蓟城，期间足足有8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肯定会有。根据目前陕西西安地区发现的年代明确的十六国时期墓葬来看，其生活化的明器随葬品仍延续中原地区汉人传统，故如果在没有其它特殊随葬品或纪年遗物出土的情况下，很难将其分辨出来。基于此，我有个大胆推测，即延庆大榆树M1和延庆王化营M12很可能进入了十六国时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观察到延庆大榆树M1出土的小口大肚子陶壶M1:2在时代明确的三燕墓葬中常有出土；延庆王化营M12出土的扁圆腹陶罐M12:3与辽宁锦州市前山十六国墓葬【58】出土陶罐相同。希望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研究工作的推进，北京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文化面貌能清楚的呈现出来。 上下滑动阅览 标注： 【1】【2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庆县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C]//北京考古（第2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2】【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延庆县西屯墓地西区（1区）考古发掘简报[J].北京文博,2012(4). 【3】【19】【3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0-96. 【4】【5】【1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通州潞城镇胡各庄村西晋、北朝墓葬发掘简报[C]//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七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6】尚珩,金和天.北京市大兴区三合庄东魏韩显度墓[J].考古,2019(9). 【7】【3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大兴北程庄墓地——北魏、唐、辽、金、清代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1-12. 【9】【35】2015年发掘，资料由北京市文物局郭京宁先生提供. 【11】【43】2019年由本人发掘，资料尚整在整理中. 【12】【15】【3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小营与西红门——北京大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0-12. 【13】【25】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延庆大榆树西晋墓发掘简报[J].北京文物文丛,2019(4). 【14】【24】【4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北朝-元代墓葬考古发掘[C]//北方民族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9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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